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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志荣:我的红卫兵生涯

更新时间:2014-09-15 20:49:22
作者: 沈志荣  

  


   1966年8月18日注定要成为中国历史上惊天动地的一天。

   这天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为庆祝“中国共产党八届十一中全会胜利闭幕”,特地举行了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会,参加人数达百万以上。

   一个新名词“红卫兵”——横空出世。

   毛主席身穿绿军装,头戴红帽徽,臂挂红袖章在天安门城楼上首次接见红卫兵代表,消息随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电波响彻全国。

   毛主席在城楼上亲切地问宋任穷的女公子叫啥名儿?她答:宋彬彬。主席说:要武嘛。她立马将名字改成“宋要武”。

   风起云涌。

   当晚,一张“四中红卫兵连宣告成立”的大红通告飞上杭州四中校园大墙:以张进沪,李兴国,苏革命等30余人署名,清一色“革干革军革烈子女”。

   “吹皱一池春水”。那年我14岁,是后来被称作“老三届”的杭州四中初一学生。

   当我听到毛主席号令:“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岂能不热血沸腾吗?由于我家离校不过百米之遥,闻讯即赶往校园。

   与此同时,两条对联贴满了全校几乎各个角落:“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千钧霹雳开新宇,万里东风扫残云”。

   我知道“四中红卫兵连”署名为连长的张进沪正是浙江省军区司令员张秀龙的公子。

   我问:苏革命是谁。旁边的校友答说就是“三好学生”,革干女儿苏小黎。

   次晨,“红卫兵连”就杀出校园冲向社会,开始了大动作的“革命行动”:破四旧,改路名——用大红纸覆盖路牌,说原先的蓝底白字路牌是“青天白日”的阴谋。他们学北京红卫兵把“东交民巷”“西交民巷”改成“反帝路”“反修路”,把杭州的大街小巷都变成了“红彤彤”的名字。比如将“延龄路”改为“延安路”,“河坊街”改作“红卫兵路”【后正式路名为“勤俭路”】,“将军路”改“人民路”,“清泰街”改“立新路”,“所巷”改“红巷”等。

   这批“革命小将”胆子真大,竟敢将正在街头值勤的交警大盖帽强行摘下,抛向空中,嘴里还叫骂着:“你他妈的神气啥?不过一帮罗瑞卿的兵”。

   听得我们这些土生土长的百姓子弟口惊目呆。

   接着,他们“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把大街变成“战场”:目标就是扫荡“小裤脚”和“飞机头”。

   他们手握大剪刀,看到摩登女的长波浪和高跟鞋,假华侨的小脚裤或喇叭裤,不由分说,上前就是“咔嚓“一刀!到后来,凡是发现路人谁的裤脚小了或发型洋气,甚至只要是他们认定的“奇装异服”,二话不说,拉住就是一剪刀!

   于是满大街的乱象:被处理者大多呆若木鸡,偶尔有一二敢哭的敢闹的,又招来一顿夹头夹脑的武装带抽打。

   说心里话,多剌激呀!我们这些围观的14~15岁小毛孩也真有点莫名的兴奋,天天追着去看热闹。眼泪见多了,麻木了。看着,也开始跟着起哄的。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我也在这“改名风潮”中“蠢蠢欲动”,自己跑去刻字店,叫刻字匠制作了“杨承武”的名章,盖在新发的《毛选》扉页上——我特崇拜刚荣升总长的杨成武上将,读过《红旗飘飘》,记得那位长征途中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的先遣团长。我觉得:学鲁迅随母姓,杨总是成武,我是继承武。裁缝老爸发现了我的名章,笑着骂道:你呀,真当叫“扬尘舞蹈”了呀!【杭州方言:表示人发飘,不知姓甚名谁。】由于老爸出声反对,我的改名也就不了了之了。

   很快,四中“红卫兵连”有了更大的动作,拉起队伍去砸庙宇。

   关于“灵隐砸菩萨”事件,我是此事亲历者。

   8月24日一早,我校广播站振臂一呼,哗啦啦拉起队伍去“砸菩萨”。

   我到校迟了,与班里同学匆忙向大队伍追赶。出清波门,过长桥,赶到净寺一看,寺庙内尘土飞扬,大殿中狼籍一片,可怜的“四大金刚”全倒在地上,化作一摊烂泥。

   听骑车回校的同学报信:岳庙也已拆庙宇,毁佛像,被“杭州六中战友”抢先一步砸烂。只有灵隐是唯一的目标了。

   我们急急地抄小路,走赤山埠,茅家埠,沿着“上香古道”的黄土小路,直奔灵隐。当刚拐上大路,走出白乐桥,正追上了我校的大队人马。

   我问:怎么了,这么急?答说:刚才在洪春桥时,遇上有人阻挠。争论几句后,双方都紧追急赶地拼命向灵隐狂奔。

   恰此时,又有一些骑自行车的浙大学生超了上去。

   据说我校“红卫兵连”的先遣队20余人到达灵隐寺时,正好与浙江大学机械系的10位学生不期而遇。先遣队是手持棍棒、绳索和铁锨,做着冲锋的准备。浙大学生也早有思想准备,见状后马上关闭了通向天王殿的东西侧门,并接过该寺老和尚递过来的大锁,将所有入口锁了个严严实实。同时,他们还在天王殿门前筑起一道小小的“人墙”, 并且急中生智地用一张“红宝像”封在庙门中央,使我方不敢轻举妄动。

   原来赤手空拳的浙大学生知道势单力薄的10人之微,怎么能抵挡即将赶来的数千人之众?于是,他们一面在园林工人的帮助下,给学校广播站打电话求援;一面尽可能地拖延时间。浙江大学广播站接到灵隐寺告急的电话后,立即在校园里播出紧急通知。很快集合起三四千人,跑步赶往增援,并且抢先一步赶到了灵隐寺的“头大殿”山门前,形成一道越来越厚重的“人圈”。

   灵隐寺前双方唇枪舌战,剑拔弩张。只差几分钟之隔,以杭州四中红卫兵为首,包括浙大附中、杭二中、杭六中、杭七中、杭八中、杭十中等学校的约2000名红卫兵,也踩着脚跟到达了灵隐寺【其中还有极少数的机关干部、工人和大学生】。

   突然红卫兵中有人站在山门高台上喊:大家静一静,刚接到“中央文革”指示:“灵隐寺是否要保护,请革命群众自行决定。”

   这又燃起了红卫兵的“砸菩萨”激情。

   为首的我校“红卫兵连”不甘心功亏一篑,就口吐白沬地向浙大方示威,还扬起武装带。可大学生毕竟见过大世面,不为所动,他们提出:“灵隐寺能不能砸,我们要辩论”。“大辩论”是中央倡导的,红卫兵无法拒绝,且对方增援部队源源不断,要想再趁着人多势众一举冲进庙门去已无可能。

   到中午,人越聚越多,双方都“调兵遣将”。

   我看到现场双方对峙着,一时也出不了结果。应该没我们普通群众什么事儿了,就和几位同班的往回走。一路从九里松,岳庙走苏堤回校了。

   接下来的日子出现了轰轰烈烈的“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

   按我校“红卫兵连”的官方语言说,全杭州的人都分成了两大派:“砸菩萨派”和“保菩萨派”。辩论战场也移到四中大门口的小广场上。

   “砸菩萨派”是少数派,可气势夺人,手里还拎着“铜头皮带”。“保菩萨派”得道多助,路人也多指责“砸派”。图穷匕首现,“红卫兵连”好几回冲出校门去抓了人,尤其是被认出了持对方观点的“黑六类”或“狗崽子”, 就一涌而上地拖进校门来,暴打一顿。

   “灵隐事件”中,前后有数千群众在寺院周围守护到最紧张的月底,直到传来敬爱的周总理电话指示,“灵隐暂加封闭”。这一风波终告平息。

   一波连一波。杭州四中“红卫兵连”等组成“杭州市大中学校红卫兵司令部”和“红卫兵纠察队”,张进沪是“一司司令”,红流涌向杭州四面八方,掀起了“抄家潮”。

   “抄家打人风”在四中最早的受害者是美术老师俞子青的家属,她倒在血泊中。。。

   如今想来最不可思议的“丢弃财富风”来势汹涌:不时有哪里的粪池中捞出一袋金器,哪里的垃圾中发现一包大洋等等传至耳边。明明是丢弃者,还混在人群中矢口否认。

   其实,如我家这样的市民也在忙着清理和舍弃“四旧”,我就含泪把辛苦收集齐的全套《三国演义》连环画卖到废品站了。面对生存威胁的恐惧者,抛弃财富是必然的选择。

   几乎与此同时,谭力夫的“血统论”和那副“鬼见愁”对联风行全国。

   其曰“上联:老子英雄儿好汉  下联:老子反动儿混蛋   横批:绝对如此”。

   校园广播白天黑夜狂热地播放着《红卫兵战歌》《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等歌曲。

   “红卫兵连”的好汉们有恃无恐,说一不二,他们既有与“首都红卫兵”直线联系之便,又有能看有关文件的优势。他们喊着“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张贴出大幅标语“一切权力归红卫兵”,宣布接管了学校的一切权力。

   面对风云变幻,四中全校一千多名师生员工从最初的手足无措中渐渐被震醒过来:“红五类”们兴高采烈,仿佛走进了扬眉吐气的“天下者,我们的天下”时代;“黑六类”胆战心惊,随时随地都处于恐惧之中;“非红非黑”者则不知所措。师生们迅速地分化着。

   “血统论”对校园的影响是极其深广的,造成了“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的局面。别说是对“黑六类”子女的震慑,就是对一般成份子弟的恐惧也很巨大。比如,我班就发生了强迫绰号“小四眼”的工程师儿子吃青草的事:几个“红五类”在校园草坪上,喊着“让‘食草动物’吃草”,逼着住校生的他强吞从地上拔起的杂草。在他含泪强咽时,被闻讯赶来的班上大多数的我们解救。

   我们班的高干子弟也昂首挺胸了,但当他们向“红卫兵连”恭恭敬敬地递上“申请书”时,却意外地遭遇拒绝,说是还得在运动中经受考验。这盆冷水好凉,浇醒了头脑发热的“红五类”们,也让我心中对这帮“革命闯将”有了些许鲁迅笔下“假洋鬼子”不让阿Q“革命”的不良感觉。

   所谓“红五类”即“三革”革干,革军,革烈子弟与“血统工人”“贫雇农”子弟;他们公开宣称“红卫兵专政”时代开始了,“红色恐怖”来了,“牛棚”诞生了:老校长王鸿礼,语文教师陆鉴三,英语教师王婵运等被关押在黑屋中,被迫唱着《鬼见愁》歌。

   记得一次“控诉大会”上,苏革命一手持话筒,一手握针钻,声嘶力竭地“控诉”一句,用针钻猛扎一下王校长的屁股。老校长悲惨的尖叫,震得大食堂顶棚上的灰尘纷纷落下,令人胆战。真不可想象,前不久还都是校级,市级的“三好学生”竟会对师长作出如此残忍的举动。。。

   “血统论”猖獗一时,笼罩着校园。

   当我对此有所抵触与不解时,就会找来《湖南农运考察报告》看到“矫往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足矫往”, 心气儿也一点一点儿地硬起来了。我们从进小学那天就接受党的教育,深刻地痛恨“阶级敌人”,牢记“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人民的犯罪”。

老妈对我说:孩子,别忘了我们只是老百姓,不能跟着当官的儿子们折腾,他们朝中有人,你有啥?他们既使进了局子,有叔叔伯伯的关照,最不济“一个员儿”还能顶三年刑期。你就省省息吧。我心中不服:毛主席叫我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我们是被伟大领袖寄以无限希望的一代呀。(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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