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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天石:周恩来与1945年年初的国共重庆谈判真相

更新时间:2014-09-15 00:12:44
作者: 杨天石 (进入专栏)  

  

   1944年11 月、12月,周恩来两赴重庆,和国民党谈判,成为1945年8月蒋、毛重庆谈判的先声。谈判中,蒋介石和周恩来发生直接冲突。蒋严厉批周,周强硬反驳,愤而离开重庆,返回延安。

  

   重开谈判

  

   谈判碰到严重困难,但罗斯福派来的代表赫尔利仍在继续斡旋。1944年12月20日,赫尔利致电毛泽东和周恩来,表示他很高兴,中共没有关上解决问题的大门,国民政府也倾向于继续谈判,建议周恩来再来重庆。12月22日,毛泽东复电赫尔利,建议赫先派美军观察组组长包瑞德来延一谈,电称:“在目前,吾人认为国民政府尚无根据我们提议的五条方针来进行谈判的诚意,而周恩来将军又因有某种会议需要准备,一时难以抽身,故我们提议,请你先派包瑞德上校来延一谈。” 12月26日,罗斯福任命赫尔利为驻华大使。28日,周恩来致函赫尔利,表示不愿再继续抽象讨论,特向国民党提出释放全国政治犯;撤退包围陕甘宁边区等地的国民党军;取消限制人民自由的各种禁令;停止一切特务活动等4点要求。函称:“诚能如此,则取消一党专政,建立根据人民意志的民主联合政府的可能性,方得窥其端倪。”

   转眼过了新年。1945年1月7日,赫尔利致函毛泽东、周恩来,批评周恩来前函,认为背离了原定先就一般原则达成协议,而后讨论特殊细节的议程,提议由本人陪同行政院长宋子文、宣传部长王世杰以及张治中,短期访问延安,私下讨论,在达成协议后与毛、周一同返回重庆,签署两党协议。1月11日,毛泽东致函赫尔利,批评8年来两党秘密会议,国民政府方面均毫无诚意,担心赫尔利等来延,仍无结果,徒劳往返。毛泽东提出新方案:“在重庆召开国事会议之预备会议”,“国民党、共产党、民主同盟三方代表参加”,“保证会议公开举行,各党派代表有平等地位及往返自由”。毛表示:“上述建议,如荷国民政府同意,则周恩来将军可到重庆磋商。”毛提出建议后的第三天,中共南方局的王若飞、徐冰即在重庆召集民盟的左舜生、张申府、沈钧儒、黄炎培、章伯钧、杨杰以及王炳南等七人座谈,与会者一致赞同,提议加速准备中共、民盟及国民党内的民主派之间的共同纲领草案。

   毛泽东的新建议自然使赫尔利很高兴。1月14日,赫尔利与蒋介石共同讨论。蒋称:不论有无共产党参加,不顾目前所处的战争状态,他都将立即采取步骤,使政府自由化和净化。其主要内容为:在下星期一宣布成立有其他党派成员参加的战时内阁,邀请共产党参加,而不论其是否拒绝。有了蒋介石的“改革”计划,1月20日,赫尔利派机飞赴延安,致函毛泽东,声称国民党准备做出重要和切实的让步,决定组织包括非国民党员在内的战时内阁,并有广泛的权力,希望周乘派去的飞机返回重庆谈判。22日,毛泽东复电赫尔利表示同意。24日,周恩来再飞重庆。行前,毛泽东指示:1.争取联合政府,与民主人士合作;2.召开党派会议作为具体步骤,国民党、共产党、民盟参加;3.要求国民党先办到:释放张学良、杨虎城、叶挺、廖承志等,撤退包围陕甘宁边区的军队,实现一些自由,取消特务活动等。

   周恩来抵达重庆的当晚,王世杰、赫尔利即与周在宋子文宅会谈。周恩来表示:中共不愿参加国民党党治之下的战时内阁,须先召集各党派会议,宣告党治废除,然后成立联合政府。王世杰认为周意在延宕,并无求解决诚意。25、26两日,赫尔利、宋子文、王世杰、张治中等与周恩来会谈。赫尔利、宋子文、王世杰提出在政务委员会之外的两个补充办法:1.由美国、国民党、共产党各派一人组织军队整编委员会,2.由美国派一将官任敌后中共军队的总司令,国民党、共产党各派一人为副总司令。周恩来拒绝这两个补充办法,认为是不公允的和无理的。28日,毛泽东复电周恩来表示:“这是将中国军队尤其将我党军队隶属于外国,变为殖民地军队的恶毒政策,我们绝对不能同意。”毛泽东估计会谈有可能涉及国民党积极筹备召开的国民大会,指示周声明:“我们不赞成在国土未完全恢复前召集任何国民大会,因为旧的国大代表是贿选的、过时的,重新选举则在大半个中国内不可能。即在联合政府成立后也是如此,何况没有联合政府。”毛要求周征求小党派同意,共同抵制蒋的“国大把戏”。

   1月25日,王世杰、张治中、宋子文、赫尔利与周恩来再次会谈。王世杰在去年11月22日政府所提三项办法的基础上,提出补充三项,面交周恩来,请其参考后答复:1.与行政院组织类似战时内阁性质的政务会议,使各党派均得参加。2.组织中共军队整编委员会,由中央将领、中共将领及美军官各一人组成。3.组织中共军队总指挥部,由政府派美国军官一人为总指挥,以中央将领及中共将领各一人为副。

   1月26日,王世杰、张治中、周恩来第三次会谈。周恩来坚持前议,但称,如在中共原提五项基础上略加修改,彼亦可接受。他提出联合政府必须是废除党治后的各党派政府。王世杰语气严重地提出,不应斤斤于党治废除之形式,此事牵涉孙中山《建国大纲》的修改。国民党还政于民之时,必须以国民代表大会为接受之机关,不能以“各党派会议”为接受者。

   孙科是当时国民党中的左派。1月28日晚,他邀请各党派人士聚餐,周恩来、左舜生、黄炎培、李璜、沈钧儒、章伯钧等在座,王世杰、邵力子、吴铁城也被邀参加。周恩来提出,由国民政府召集各党派会议,成立联合政府,仍名为国民政府,由此建立宪法上的政府,周表示,“愿以互信互让之精神解决一切。”孙科痛斥国民党“过去之错误”,认为已由反共而走入法西斯途径,力言国共必须合作,国民党必须容纳中共。最后,孙科表示赞同周恩来所提议的国是会议。当时,邵力子、吴铁城对孙科的发言都感到惊骇。王世杰借此称:只说三句话:1.孙科先生在党内党外如此指斥本党,足见国民党内空气自由,并非如外间所言,党内无民主。2.国共双方须互让才能合作。3.余希望其他各党中亦有人如孙先生,以客观态度考虑党之是非功过。

   餐会过后几天,王世杰与周恩来于1月31日继续谈判。周续提召开党派会议的主张。王世杰认为范围太窄,声称“参与会议者何能以党派为范围,当详细考虑”。他和周商谈中共参加国防最高委员会办法,周表示,当看该会是否有最后决定权。

   2月1日,蒋介石约王世杰、陈立夫、吴鼎昌等商讨中共问题。王世杰力陈:必须以最大之忍耐与努力,求取政治解决政策之成功。王世杰称:本党应一面健全自己的主张,一面允许中共公开活动,如此我们便可以战胜中共。如果单纯依赖军队、特务、警察与之斗争,则成功难而失败易。

   2月2日,王世杰与周恩来继续谈判。周恩来提交关于党派会议协定的草案4条。1.包括国民党、共产党及民主同盟三方代表,会议由国民政府召集,代表由各方自己推出。2.有权讨论和决定如何结束党治,改组政府,起草共同施政纲领。3.会议的决定和施政纲领草案,经国民政府召开的国事会议通过后,方能成为国家的法案。4.会议应公开进行。王世杰仍然坚持“党派会议”范围太窄的主张,他说:中国现有党派不止三党,且大多数人民均不在党。因此,会议名称不宜称为“党派会议”。2月3日,王世杰提出协议草案,将周恩来提出的三党会议扩大到国家社会党、中国青年党及其他无党派人士,名称则改为“政治咨询会议”。其任务为研讨:1.结束训政与实施宪政之步骤;2.今后施政方针与军队统一之办法;3.国民党以外党派参加政府之方式。草案提出,如获一致结论,当提请国民政府准予施行。在会议期中,各方应停止攻击。这个方案采纳了周恩来的方案,只是将参加的党派和人员增加了,因此周恩来同意将它作为“政府提案”,致电延安请示。他不无兴奋地对赫尔利表示,“第一次感到我们正达到一个可能完全合作的基础”。当日午后,王世杰约张治中一起向蒋介石汇报与周恩来大体商定的方案,蒋介石以为可行。2月5日,王世杰再向宋子文出示方案,宋子文也表示同意。2月9日,周恩来会见王世杰,声称延安对于王草拟的会议方案尚未能接受,但可考虑,将奉召先返延安商量。

   在是否召开“党派会议”问题上,国共两党意见接近了。2月10日,周恩来、赫尔利、王世杰、张治中在宋子文宅聚会,讨论相关问题。周恩来强调,在召开党派会以之前,国民政府必须实现中共提出的释放政治犯等四条主张。赫尔利急于显示成功,提出以周恩来和王世杰的名义,发表由赫和宋子文起草的共同声明,说明谈判现状,周恩来反对。赫尔利遂进一步提出,声明由周恩来起草。周称:如要发表声明,则必须说明中共方面的要求以及国共双方主张的不同之点。次日,王世杰向周恩来建议,再约赫尔利商谈发表《共同声明》,周仍然拒绝。12日,毛泽东复电周恩来,肯定他“断然拒绝赫尔利,完全正确,我们必须坚持八条,并先做四条,否则将长独裁之志气,灭民主之威风。”电报中,毛泽东告诉周恩来,民主同盟提出的纲领大受欢迎,已经卖到200元一份,美洲十家华侨报纸要求废止一党专政,成立联合政府,外国多数舆论拥护此项主张,因此,“美国扶蒋主张可能被迫放弃,我党必须攻掉此项主张”。

  

   蒋、周冲突

  

   周恩来同意王世杰提出的修改方案,延安方面也表示“可考虑”。多日议而难决的问题接近解决。然而就在这曙光略露,破晓在即之际,突然发生变化。2月13日上午11时,蒋介石召见周恩来。据在座的王世杰日记记载,蒋介石对周讲话时,情绪激动,声色俱厉,其主要之点为:1.孙中山《建国大纲》所定“还政于民”的程序不能变更,国民党只能“还政”于未来的国民代表大会,不能将政权移交于中共要求召集的“党派会议”。2.中共不能推翻国民党或蒋先生本人,因此,必须与国民党彻底合作。周恩来当时的表现是:“亦倔强,辞出后态度甚愤愤”。

   《建国大纲》全称《国民政府建国大纲》,为孙中山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前亲手拟订,作为国民政府的施政纲领。1924年2月22日定稿。《大纲》规定,在全国半数省份完全达到自治县水平时,开始宪政时期,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宪法公布后,中央统治权归国民大会,行使选举、罢免中央政府官员,创制、复决中央法律等权力;3个月后国民政府解职,授权于民选政府。蒋介石这时提出《建国大纲》的一整套程序不能变更,自然就否定了中共所提“党派会议”的地位和作用,“联合政府”也就失去产生依据。

   蒋介石的言论激起周恩来的强烈反驳,他以1924年孙中山北上后的情况为例,说明《建国大纲》的一整套“程序”,是可以变更的。蒋介石反对周恩来所言,立即提高嗓门,严词斥责。他看出了周恩来的强烈不满,但不管不顾,其日记记载当时情况说:

   余对其共党所主张之党派会议与联合政府,以及余根本方针恳切明示之,并对其提及总理北上为变更革命制度之言,余严加斥责,彼自不乐,然余必严正训之,以慰吾心,别时已十二时半矣。

   1924年10月,北京政变,曹锟政府被推翻,孙中山应邀北上,提出召集有现代实业团体、商会、教育、大学、各省学生联合会、工会、农会、反曹锟各军及政党等9种团体参加的国民会议,讨论并决定国家大事。周恩来提出此例,目的在于驳斥蒋介石对“党派会议”的否定。 二人一直辩论到午夜过后,周恩来愤愤离去。

   据当时也在座的赫尔利记述,蒋介石之所以不愿意向“党派会议”交权,其理由是:“中国所有党派,包括他自己,仅构成中国人民中的百分之二,把政府权力交给任何政治组织或政党联盟,都不符合中国的最高利益”。“他的责任是通过全民参与的会议,而不是党派会议来制定宪法”。

   2月14日,周恩来在重庆中国民主同盟总部——民主之家特园举行餐会,招待于右任、孙科及左舜生、沈钧儒、黄炎培等24人,报告国共谈判情况,声称昨晚见蒋时,蒋居然表示:“各党派会议等于分赃会议,组织联合政府无异于推翻政府”。因此谈判已无法进行,明早立即飞返延安,黄炎培挽留周恩来“缓归,即归勿使商洽中断”。当夜,黄炎培忧虑国事,不能成寐。

  

同日,王世杰在重庆外国记者招待会上声明,政府方面已提出若干重要让步,其内容为:承认共产党为合法政党;在军事委员会中容纳共产党高级人员;在行政院内容纳共产党及其他政党代表;组织由美国军官任主席,政府及共产党代表有同等地位的三人联合委员会,考虑改组共产军及给养问题。15日,周恩来发表声明,认为王的声明是“不坦白和不公平的”,没有说明政府“在什么条件或前提下,才有这些所谓的让步”。他表示,由于国民党坚持一党专政不能结束,因此国民党的所谓让步,“不是落空,便是没有任何实际意义,甚至不是让步而是束缚或破坏抗战的力量”。周称:我们曾提议,由国民政府召开党派会议,讨论和决定如何结束党治,如何改组政府,使之成为民主的联合政府,并起草共同施政纲领,但国民党表示,这只是一种“咨询性的会议”,主要内容是“维持一党专政”。因此。中共只能拒绝这些提议。他并提出,政府对中共提出的“释放爱国政治犯“等提议并未接受。

   15日一早,周恩来即赶赴机场,准备返回延安,因飞机故障折回。黄炎培在与王世杰通话中表示:1.双方争持之点,距离并不过远。2.蒋介石并未无意于圆满解决。3.时不可失,在赫尔利回国之前,双方再谈一次。王世杰同意黄炎培的意见,相约访问周恩来。当晚,王世杰、周恩来、李幼椿、黄炎培见面,黄提议,双方在4月25日联合国会议之前获得初步解决办法。他再次表示,双方意见并无多大差远,蒋介石的态度也并非“无善意存在”,希望周迅速返回重庆。

   2月16日,周恩来返回延安。17日,毛泽东为新华社撰写新闻稿,批评国民党当局依然坚持一党专政,反对联合政府,反对人民与民主,并企图吞并八路军、新四军,以致仍和过去一样未能成立任何协议。18日,毛泽东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上说:“国民党和赫尔利都是要我们廉价或无代价下水,我们抵制了这些东西,现在又要套我们的军队,我们也抵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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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华读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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