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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中缘:论民法中单方法律行为的体系化调整

更新时间:2014-09-14 19:36:19
作者: 许中缘  

    

   内容提要: 泛契约化的调整模式并不能当然适用于单方法律行为。单方法律行为是单方意思自治的外在表现形式,基础在于法律行为,属于私法自治的范畴。与双方法律行为不同,单方法律行为的意思表示一经作出即发生法律效力,因此该种意思表示一般不能予以撤销,在意思表示具有瑕疵时也应如此。除为自己设定义务的单方法律行为之外,不得附条件或期限,否则该行为无效。单方法律行为具有独立的规则,为实现单方法律行为的体系化,避免单方法律行为的契约化,未来应该在民法典总则中规定单方法律行为的一般规则。如此规定,单方法律行为作为债的发生原因才具有存在的基础,民法典各编中的单方法律行为也才具有适用的基础。

   关键词: 单方法律行为,私法自治,契约,民法典

    

   单方法律行为又称为单独行为。“法律行为,只须有一方当事人之意思表示即得成立者,谓之一方行为,亦称单独行为。”[1]学者针对单方法律行为的研究,主要限于悬赏广告或单方允诺、形成权行使等问题,研究成果基本上属于就事论事,对整个民法中的单方法律行为及其内涵缺乏体系探讨与深入阐述。在司法实践中,法律往往依托双方法律行为的相关内容对单方法律行为进行规范与调整。可以说,单方法律行为属于一只名副其实的寄居于双方法律行为的“寄居蟹”。 [2]但因单方法律行为与双方法律行为二者所具有的差异,导致相关理论与实践出现诸多龃龉。笔者不揣浅陋,对此进行探讨。

    

   一、单方法律行为的立法调整模式及其评析

   学者对于单方法律行为的阐述,多以悬赏广告为例展开,就现有的立法例而言,也多立足于此。

   第一,契约调整模式。传统观点认为,应当将单方法律行为置于契约中予以调整。我国台湾地区相关判例就认为:“依立法例,悬赏广告应属契约行为,为使法文与理论一贯,爰于修正之……并改‘亦同’为‘准用’,以免误解为采单独行为说。”[3]我国台湾地区法务部门1997年4月印行的“民法债编部分原文暨民法债编施行法修正草案”指出,在修正该法第164条时,就明示悬赏广告之性质为契约。郑玉波先生认为,虽然有学者主张悬赏广告为合同一方的要约,而非单方法律行为,但必须与完成指定行为人之承诺相结合,其合同方能成立。[4]《魁北克民法典》在“合同的订立”一章中,于第1395条分要约与承诺阶段对悬赏广告作出如下规定向履行特定行为的任何人作出的悬赏要约,如该行为已履行,视为要约已被承诺且拘束要约人,即使履行该行为的人不知此等要约亦同,但在允许撤回要约的情形,要约人已事先明示且完全地撤回要约的,不在此限。”[5]有学者认为,魁北克民法对悬赏广告的法律性质采要约说。[6]在我国司法实践中采用的是契约调整模式。[7]

   第二,债的调整模式。这种模式有两种立法例。一是将悬赏广告作为单方法律行为的一种类型,而将单方法律行为作为债的类型。我国台湾地区有学者认为,悬赏广告为“单方法律行为,悬赏广告以单独之意思表示对完成一定行为的人负给付报酬之义务,在行为人方面无须有承诺,惟以其一定行为之完成为停止条件”。 [8]德国民法中的悬赏广告是单独法律行为。[9]《德国民法典》第657条规定通过公开的通告,对完成其行为,特别是对产生结果悬赏之人,有向完成此行为的人给付报酬的义务,即使行为人完成行为时,未考虑到此广告者,亦同。”其立法理由书认为本草案系采单独行为说,认为悬赏广告系广告人具有拘束力之单方约束,无须有承诺行为。广告人基于其负担债务之意思,对于完成悬赏广告所指定行为之人,负有履行给付之义务。”[10]《巴西民法典》也将悬赏广告规定在 “单方行为”一章中,该法典第854条规定某人通过广告允诺酬谢或报答完成一定条件或履行一定服务的人的,发生履行承诺之事的债。”[11]此外,《意大利民法典》将悬赏广告规定在债编第四章“单方允诺”中,[12]《俄罗斯联邦民法典》将悬赏广告规定在“债的种类”一编中。[13]《埃及民法典》将悬赏广告规定在债编“债之发生依据”之第二章“单方允诺”中。[14]二是将悬赏广告规定为债的类型。如《葡萄牙民法典》将悬赏广告规定在债法第一编“债之通则”第二节“单方法律事务”一节中。[15]尽管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将悬赏广告规定在契约通则中,但有学者认为,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第164条“规定之内容,则系仿德国之例,对于不知有广告而完成指定行为之人,亦与契约类似(广告之意思表示,有类于要约;指定行为之完成,有类于承诺之意思实现),同为债务发生原因也”。[16]上述两种立法例并没有多大差异,不过,就立法技术而言,前者采用的具体列举式的立法例远逊于后者采用的抽象概括式的立法例。 [17]

   第三,无因管理调整模式。有学者认为,悬赏广告是合同原则的一个例外情形,实施被悬赏的行为,则只构成事实行为,而非法律行为,此种报酬请求权也可以由无行为能力人或者由对此项报酬一无所知的人取得。[18]在法国,因为不承认单方允诺作为债的发生原因,司法实践认为,只要是无因管理人从事悬赏广告所要求的行为,应该有权获得相应的奖赏。[19]我国学者在分析“李珉诉朱晋华、李绍华悬赏广告酬金纠纷案”时也认为,法院可以类推适用无因管理制度判决该案,不过,拾得人无权获得报酬。[20]

   这些立法例反映了悬赏广告适用规则的混乱。尽管法国民法通过无因管理制度解决了悬赏广告人的利益实现问题,但根据我国《民法通则》第79条的规定,管理人或者服务人可以要求受益人偿付必要费用以及在该活动中受到的实际损失,但是无权要求对方支付悬赏广告中所约定的报酬。同时,此种立法例仅仅从结果上解决了悬赏广告的效果归属问题,并没有解释悬赏广告的意思表示不能适用法律行为规则,而作为事实行为的原因。但如果将其作为事实行为,法律必然会忽视悬赏广告所存在的意思表示瑕疵问题,此时就会忽视悬赏广告人的利益保护。

   多数学者认为,从结果而言,悬赏广告作为单方法律行为而不是契约,解决了悬赏广告相对人的行为能力问题、承诺时点的问题,对维护当事人利益与交易安全更为有利。[21]不过,也有学者对此持否定态度。其认为,将悬赏广告作为要约处理并不会影响当事人的利益。[22]尽管无因管理制度解决了悬赏广告人利益实现的问题,但根据我国法律,拾得遗失物应予返还,拾得人有权依《民法通则》第79条第2款请求偿还必要费用,有权依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32条的规定,要求受益人偿付必要的费用以及在该活动中受到的实际损失,但是无权要求对方支付悬赏广告中所约定的报酬。

   就以上立法调整模式而言,单方法律行为产生的约束力,其实质是将单方法律行为作为债的发生原因之一种。基于债的类型法定性特点,悬赏广告作为单方法律行为需要有法律的明确规定。但问题是,无论是作为单方法律行为之债还是作为无因管理之债的调整方式,本质是一种法定之债,否定了单方法律行为意思表示的内容,从而使得单方法律行为失去了意思表示规则的丰富内容。

   尽管悬赏广告属于要约的观点解决了当事人的意思表示问题,从而使得行为人撤销其意思表示具有可能,但该观点的确存在承诺人无民事行为能力时承诺是否有效的问题。有学者试图从事实契约的角度解决承诺人的无行为能力问题,其认为,在完成行为者为无行为能力人或限制行为能力人时,该契约宜作为事实上契约,从而其也能获得悬赏广告所允诺的报酬。该种观点认为,采契约说,只要将广告人所作之广告定性为要约,并以行为人完成广告行为之通知加上请求报酬之表示作为承诺即可。[23]这种观点有一定道理,但问题是,事实契约是契约的一种拟制,无须广告人的意思表示,在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的情况下,将此解释为事实契约于法无据,而且如果广告人在承诺人未承诺时撤销要约,此时承诺人的利益难以得到有效保护。

   此外,悬赏广告作为要约,解决的仅仅是悬赏广告的问题,但对于单方法律行为的其他类型而言,不能以契约理论简单地予以分析。

    

   二、泛契约化调整单方法律行为模式的反思

   需要指出的是,单方法律行为并不能简单地等同于悬赏广告。单方法律行为通常包含以下两种:一是有关行为的后果一般仅使相对人取得权利而不承担相应义务的,如授权行为、悬赏广告、遗嘱与遗赠行为等;二是单方法律行为对行为人而言意义重大,从而法律规定行为人享有单方权利的,如撤销行为、解除行为、追认行为、选择行为等,这些行为可以等同于形成权行使的行为。[24]悬赏广告与单方法律行为的其他类型具有诸多差异。如果简单地以悬赏广告的一般问题来概括单方法律行为的一般理论,会陷入理论怪圈与不足,因此,需要从体系化的视角来寻求单方法律行为的一般理论。

   学者表现出对单方法律行为契约调整模式的热衷。有学者认为,契约模式即可达到调整单方法律行为的结果,法律不具有再予规定单方法律行为之必要。如已故的芮沐老先生认为即凡为单独行为之效果,单独行为固可成立之,但当事人亦概可以契约为之成立。反之,法律若未予准许,则契约之效果,当事人即无从以单独行为促成之。理由甚属简单,无须多赘。”[25]有德国学者认为,契约作为一种双方法律行为,在一定能够调整单方法律行为产生的债的内容时,如对第三人发生法律效力的第三人受益合同和债务人与承担人签订的债务承担合同,可以直接进入双方法律行为调整视域而不需要特别的单方法律行为规则。[26]有学者在阐述授权行为时,也是将其作为契约予以界定的。其认为授权行为中契约的双方是授权人和代理人,且以双方合意为前提,授权人不能独立向代理人授予代理权,只能在此无名契约成立后方可向代理人进行授权表示。即在授权人和代理人之间,不是授权人的单方法律行为即可授予代理权,还需要代理人的承诺。[27]在具体路径设计上,一种主张认为应将其定位为契约的一种类型,继而通过债的方式来实现对其的规范。如学者王泽鉴先生认为,债之关系因法律行为而发生者,原则上应基于契约,单独行为系属例外,例外规定则应从严解释。[28]另一种路径与此相反,该种主张认为,应该将单方允诺作为债的法定类型,在民法总则中予以规定,同时,为了处理契约原则与单方允诺的关系,又需要在契约的模式下对单方允诺进行调整。[29]可以看出,法律要么将单方法律行为作为契约的内容进行调整,要么将其作为债的法定类型进行调整,此外似乎没有其他途径可供选择。

   单方法律行为依照单方意思表示就能发生法律效果,本身属于自治范畴,这与双方法律行为没有本质差异,因此,以契约来调整单方法律行为在理论上并无谬误。但问题是,在契约属于双方法律行为的前提下,又如何在契约原则下调整单方允诺的法律关系。在我国现有合同立法例下,为了对单方允诺进行规范,似乎只有将单方允诺规定在民法典总则中,但似乎缺乏民法典总则中规范所具有的概括性与抽象性。而且,在债法中再对此进行规定会导致规则的繁冗与浪费。况且,在契约调整模式下,单方允诺作为债的类型,不具有存在的基础,这是因为单方允诺不具有无因管理、不当得利、侵权行为法定之债的基础。因此,即使将单方允诺作为债的类型,也应该寻求其存在的基础,这个基础不是契约,而在于单方法律行为。

第一,单方法律行为的本质并不是契约。现代契约理论源自罗马法的合同概念。“合同是由双方意愿一致而产生相互间法律关系的一种约定。”[30]该定义为继承罗马法的国家所采用。而在单方法律行为中,仅仅只有一方的意思表示,并不存在所谓一致的协议。因此,无论是采契约调整模式的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第 153条,还是我国《合同法》第2条,(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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