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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中缘:论民法中单方法律行为的体系化调整

更新时间:2014-09-14 19:36:19
作者: 许中缘  
毋宁说,解释旨在揭示相对人所理解的“表意人”的意思。梅迪库斯称其为“规范性的意思”,就是依法律应视为表意人所欲求的意思。[56]对信赖利益的保护,也是民法私法自治的保障。试想在一个随意发布承诺而无需承担责任的社会,自治当然无法实现。因此可以说,单方法律行为的效力发生,是私法自治的固有之义。

   行为人通过单方意思表示改变某种法律关系,其基础存在于法律行为。为了确保该种法律行为得以自治,法律为行为人配置了此种权利。如法律允许单方的意思表示为自己设定义务或者拋弃权利、意思表示瑕疵的行为人一方具有撤销权、行为人在合同根本目的不能实现时具有解除权。可以说,法律行为是单方法律行为的内核,而法律规定的权利是此种行为的外在表现。[57]这些均属于私法自治的范畴。基于此,单方法律行为的行使可以产生以下法律效果:(1)产生给付请求权。根据现代民法不能单方面为他人设定义务的原理,单方法律行为主体可以为自己设定义务,由此使得给付请求权发生。如对非婚生子女的承认,由此使得行为人须履行婚姻家庭法所规定的义务。(2)既存权利的消灭。权利人行使单方法律行为,可以使得既存权利消灭。例如,行为人行使拋弃行为,使得其在物上所有的权利丧失;又如,行为人在意思表示有瑕疵时行使撤销权,使得既存合同权利消灭。(3)不确定法律关系的确定。行为人行使某种权利,使得原来尚不确定的法律关系能够确定。如效力待定合同中权利人的追认权、买卖合同中行为人的选择权、委托人的介入权等。

   如果某项单方法律行为需要多人实施,此时,单个人作出的意思表示并不能构成单方法律行为,只有属于法律关系同一方的多个行为人共同作出的意思表示才能构成单方法律行为。如参与某一租赁关系的多个承租人共同作出终止租赁关系的意思表示,租赁关系才能被终止。[58]此时多个行为人作出的意思表示是一种共同法律行为,遵循共同法律行为的一般规则。[59]当然,如果某个行为人作出的意思表示使得善意第三人具有合理的信赖,构成了单方法律行为的表见代理也可发生相应效力。如在承租人属于夫妻的情形,此时一方的行为也可构成单方法律行为,对出租人具有同样的法律效力。

   为了限制单方法律行为人的权利,一般而言,单方法律行为不能附条件或者附期限。但就为自己设定义务的单方法律行为而言,设定条件与期限,属于意思自治的范畴,相对人应该满足行为人设定的条件与期限才能要求行为人兑现承诺内容。但对于使既有法律关系发生变动的单方法律行为,能否附条件与期限,值得探讨。对此,我国《合同法》第99条第2款明确规定抵销不得附条件或者附期限。《德国民法典》第388条第2款、《日本民法典》第506条、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第344条亦有类似规定。[60]因为单方法律行为经过单方的意思表示就能使既有的法律关系发生变动,如果再予附条件或附期限进行限制,就会使既有的法律关系处于不确定的状态,[61]也会导致相关主体的权利失衡,以及行为人的权利滥用。如权利人在权利生效时不行使权利,或者根本不行使权利,再设定一个权利行使的始期。而相对人在权利生效的时间到来之后,还要徒等行为人设定的期日到来,这对相对人利益保护而言殊不公平。对于附条件与附期限的单方法律行为的效力,我国《合同法》第99条未予明确,《德国民法典》、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第344条规定抵销附条件的行为无效。对此,可以作出两种解释:一是条件与期限视为不存在;二是整个单方法律行为无效。为了平衡行为人与相对人的利益,笔者赞同后一种解释。对此种情形可以根据民法中的权利滥用理论进行解释,如果对单方法律行为附条件与附期限,则构成权利滥用,可予抗辩而使其不能发生效力来解决此类问题。[62]

   单方法律行为依单方的意思表示即发生法律效果。但在诸多情形下,单方法律行为需要通过诉讼的方式实行,学者谓之“形成权的社会化”。[63]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亲属法中的单方法律行为。如对非婚生子女的承认、对婚姻的撤销、配偶权的放弃等单方法律行为;(2)涉及第三人利益的情形。如《公司法》第22条规定的股东会决议无效的主张、第183条规定的公司解散,《合同法》第74条规定的债权人撤销权、第114条第2款规定的违约金增减请求权等;(3)在某些民生领域,因为涉及到特定主体的权利保护,法律要求该种权利须通过诉讼方式行使。如出租人终止租赁合同,须通过诉讼的方式才能得以实现。[64]单方法律行为的诉讼方式行使,仍然属于单方法律行为意思自治的范畴。因此,对于以诉讼方式实行的单方法律行为,其效果往往限于变动法律关系本身,而不会产生给付请求权,也不需要强制执行。[65]

    

   四、我国法律对单方法律行为的调整

   法律行为是意思表示的抽象。自德国从意思表示中抽象出法律行为概念时起,意思表示的内容也就成为法律行为的代名词。相关著作与教材将法律行为分为单方法律行为、双方法律行为与多方法律行为(共同法律行为)。但对单方法律行为与多方法律行为除了概念的表述之外,很少涉及其他内容。[66]学者或许认为,单方法律行为既然是法律行为的一种类型,理应能够适用双方法律行为规则。的确,作为法律行为核心的意思表示规则,也适用于单方法律行为,如从事单方法律行为的主体必须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但合同、婚姻、遗嘱等法律行为仍然是对双方意思表示的抽象,建立的基础是交易观念,其他法律行为类型与该种法律行为类型具有根本的不同。[67]如双方法律行为规则不能适用于共同法律行为一样,双方法律行为的一般规则在适用于单方法律行为时也具有力有未逮的弊病。研究法律行为理论成就最为突出的学者弗卢梅在对法律行为进行探讨时也有所发现,他认为“有关单方法律行为的规定不能被适用于以缔结合同为目的而作出的意思表示”。[68]但遗憾的是,弗卢梅在《法律行为论》这一巨著中对此未作深入阐述。

   我国民法主要规定了诸如悬赏广告、授权行为、遗嘱以及形成权行使等类型的单方法律行为。但因为遗嘱作为死因行为有其特殊规则,主要在于遗嘱人在死亡之前可随时变更或者撤销遗嘱,这是单方法律行为的例外规定,[69]在此不予阐述。

   第一,悬赏广告。在我国《合同法》制定之前,学者对悬赏广告的性质并未能形成共识。为了对悬赏广告进行法律调整,司法实践采用的是契约与无因管理相结合的调整方式。[70]尽管《合同法(专家建议稿)》第13条规定,“以广告声明对完成一定行为的人给予报酬的,对完成该行为的人负给付报酬的义务,对于不知有此广告而完成该行为的人,亦同”,但该条在最终审议时被删除。尽管我国《合同法》第2条将单方法律行为排除在契约之外,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3条对悬赏广告采用了债的调整模式,但是该条规定并未明确悬赏广告的性质。[71]但其作为法定债的类型,如果以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的方式予以创设,似乎超越了司法解释的权限。此外,还需说明的是,《合同法》第185条将赠与界定为一种合同。既然赠与属于合同,必然要求受赠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而根据《合同法》第47条的规定,纯获利益的合同或者与行为人的年龄、智力、精神健康状况相适应而订立的合同,不必经法定代理人追认。这尽管避免了体系冲突,但远不如将赠与规定为单方法律行为来得更为容易与更加符合实际。

   第二,授权行为。授权行为,又称代理权授予行为,是指被代理人将代理权授予代理人的行为。对于授权行为性质,学者具有争议。一是委任契约说。此说认为代理权由委任契约(contratde mandat或者contrat de procuration)所生,委任以外无所谓代理权授予行为。在法国民法中,委任契约是代理权产生的唯一原因,代理权的授予纯粹凭借委任契约而确定。 [72]二是无名契约说。此说认为代理权虽非委任或其他债权契约的本身,但是其附随着一种无名契约。日本学者多持此种观点,否认授权行为的独立性,认为这种契约的双方是授权人和代理人,且以双方合意为前提,授权人不能独立向代理人授予代理权,只能在此无名契约成立后方可向代理人进行授权表示。即在授权人和代理人之间,仅有授权人的单方行为,不可授予代理权,还需要代理人的承诺。[73]三是单方法律行为说。此说认为代理权仅依代理权授予的意思表示而成立,德国、瑞士、我国台湾地区等均采纳此种观点。[74]对于授权行为的性质认识不清,由此使得授权行为具有有因性还是无因性存在争议。坚持授权行为有因性的学者认为,授权行为的效力取决于委托合同的基本关系,当委托合同不成立、无效、被撤销或者终止时,代理权授予行为无效。而代理权之授予,与其基本的处理事务之法律关系,应加以区别。[75]代理权之授予并不因其基本的法律关系而受影响。纵使委托合同不成立、无效、被撤销或者终止时,代理权授予行为仍然有效。脱离授权行为的性质,只能从价值判断来确定授权行为的无因性或有因性。笔者认为,基于授权行为单方法律行为的性质,授权行为仅具无因性。基于授权行为人单方的意思表示就能发生作用的特点,其当然不会受委托合同效力的影响。因此,明确授权行为的单方法律行为性质,对确定其与委托合同的无因性质,以及发挥维护交易安全与保护第三人利益的作用极为重要。

   对于授权行为性质的认识不清,导致了相关规范存在错误。如我国《民法通则》第65条第3款规定:“委托书授权不明的,被代理人应当向第三人承担民事责任,代理人负连带责任。””有学者认为,代理人所应该承担的连带责任是“补充责任”。[76]但何谓“补充责任”,学者对此没有进行解释。笔者认为,该条既然明确将其规定为连带责任,在责任承担方面就不会有主次之分,将其认定为补充责任显然不符合解释的规则。问题是,依据该条解释,在授权不明的情形,此种代理行为产生的结果无论是构成狭义的无权代理,还是构成表见代理,代理人都可能需要承担连带责任。依据该规定,委托人可以将责任全部转嫁给代理人,这对代理人而言殊不公平。

   1.授权不明与狭义的无权代理存在差异。授权不明,本身具有授权的意思表示,可以得知授权不明产生的是一种有权代理,只是代理人权限不明,包括代理范围不明确、代理期限不明确或者代理职责不明确。[77]因此有学者认为,与其说《民法通则》第65条第3款规定的是“授权”不明问题,还不如说它规定的是 “代理行为是有权代理还是无权代理”不明的问题。[78]该种见解忽视了二者的差异,自有不当之处。既然是授权不明,此时存在过错的是委托人,而非代理人。

   2.代理人连带责任的缺乏违背了授权行为的法理。根据《民法通则》第64条第1、2款的规定,代理权授予行为是单方法律行为。既然是单方法律行为,代理人行使代理权通常是没有报酬的,至少也不能从代理法律关系中获取相关利益。但连带责任的承担将代理人置于与委托人相平等的地位,混淆了授权法律关系与代理法律关系。换言之,在授权不明的代理情形,委托人可以享受因为委托代理所带来的利益,而将可能承担的责任转嫁给代理人。

   3.代理人缺乏承担连带责任的基础。连带责任是一种加重责任,只有在具有共同过错的情形下才予承担。而在授权不明时,很难说这是代理人与委托人的共同故意或者共同过失。《民法通则》第65条第3款的规定过于保护第三人的利益,但这种优势保护缺乏相关基础,而且代理人承担连带责任后,是否有权或者如何向委托人追究其应承担的责任份额,相关法律对此并没有作出规定,这将引发司法实践中的更多纷争。

4.从风险控制角度而言,令代理人承担连带责任也不合理。代理权的产生,源于委托人的授权,因此,由委托人控制或者消除授权不明的风险更为容易。而代理人一般很难对授权不明进行控制,在授权不明的情形,基于委托人与代理人的基础关系,实践中代理人很难予以拒绝,此时令其承担连带责任具有强加责任之嫌。(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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