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葛兆光:我的1966年大串联纪事

更新时间:2014-09-11 23:14:30
作者: 葛兆光 (进入专栏)  

  


   “革命大串连的洪流汹涌澎湃。大串连,是出现在中国地平线上的新生事物,是群众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伟大创造。大串连,是广大革命师生和红卫兵的革命大熔炉,是学习毛泽东思想的最大的最好的学校。大串连,把文化大革命的烈火燃遍全国。”

     ——《人民日报》1966年11月27日的报道

  

   【第一部】铁流

  

   戴上袖章冒充“红卫兵”

  

   当停留在贵阳南站已经一天多的火车,吭吭哧哧艰难地开动的时候,一直窝在座位下面的我高兴极了,把早就准备好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的袖章往左胳膊上一套。说来也奇怪,戴上这个袖章,就仿佛日月换了新天,打灵魂里把前几个月的霉气一扫而光,虽然这袖章是自个儿捡了红布缝的,那八个字也是自己悄悄用黄漆写上去的,但不知咋的,戴上它好像就浑身往外蹦豪气,连胸脯也挺得起来,更别提说话了,带了袖章算“革命小将”,说话就是比没戴袖章的“黑五类子女”嗓门大。

   就在两个月前,我还在贵州凯里城外三十里的挂丁还往南的苗寨山上,每天抡锄头开荒。被送到这里开荒,是因为我所就读的凯里一中,从六、七月间已经开始文化革命了,红色队伍觉得这些“黑五类子女”很碍事儿,批斗一阵后兴味索然,就干脆集体打包,送到学校农场了事。后来想想,觉得这方法就像古人区隔华夷之法,索性把红与黑分开,叫“壤断土隔,不相侵涉”。在一个月的开荒日子里,山上几乎能吃的野果子和地里漏网的红苕根儿,都被我们这几十个“黑色”学生吃完了,因为太饿,顿顿四两米饭带五分钱白水煮南瓜块儿沾辣椒,顶不住十五六岁的学生干这样重的体力活儿。人饿的时候,常常两只眼睛发绿光。更难受的是,每天要面对红卫兵们的鄙夷眼光,心里好像长着毛,实在觉得憋屈。真没有想到,就是两个月时间,居然没有了人看管,也就自行回到了县城,人一获自由,连骨头都轻得发痒。唯一羡慕嫉妒恨的,就是可以戴上红袖章去北京见毛主席的红卫兵,于是照猫画虎,悄悄缝制了一个,时时戴上自我欣赏一下。

   很巧的是,我的几个朋友,家里不是从广东来的,就是从上海来的,都想出去看看已经差不多忘掉的大城市。刚刚从乡下释放回来的父母,好像也很怂恿我们出行。于是,揣着父亲塞给的五十块钱巨款,悄悄从凯里搭了便车,溜到了贵阳,七转八转,乘黑夜上了据说会开往北京的火车。只是没有想到,这列火车居然从南站开到西站,从西站开回北站,然后又转回南站,就是没有走出贵阳。直到11月10号下午才算真正出发,这时离我们上车已经一天两夜了。直到这个时候,才仿佛“鲤鱼脱却金钩去,摇头摆尾不再回”,终于放大胆子,戴上了红卫兵袖章。

   后来想想,能戴上袖章,一是因为离开自己所在的凯里,外面没有谁认识谁,脸上反正也没刻了“黑五类”的字样,衣服上也没有“反动”的标志。二是已经是11月了,从6月开始热起来的文化革命早就蔓延过了界,革命的和革命的打起来了,打得更激烈,倒把“反革命的”从夹缝里漏了出去。三是因为革命烽火主要是要烧“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们这些落单的、小小的黑五类子女,谁也瞧不上也顾不上。很多年以后,我常想起这一场被冠以“革命”字样的大串联,觉得真是一出闹剧,几百万号称怀揣革命理想和斗争激情的年轻人,被某个伟大领袖口中发出的口号鼓动起来,在无政府状态下到处游荡加扫荡,当然是荒唐。可既有趣又可悲的是,对我来说,离开了熟悉却又屈辱的环境,在没有人知悉根底的地方,却好像真的“脱胎换骨”卷进了革命洪流,从被洪流所吞噬,到进入洪流成弄潮儿,成了鲲鹏,也应了毛老人家那句话,叫做“会当击水三千里”。

  

   铁流向北京

  

   那一趟火车真是诡异。从贵阳开出,缓缓南行至广西境内,已经天色全黑。看看车厢里,车上到底有多少人?大概谁也说不清,一个原来三人坐的位子挤了八个人,四个在座位上,一个钻在椅子下,两个横在椅背上,还有一个挂在行李架上。几乎没有过道,因为已经像沙丁鱼似的挤满了人,也等于没有厕所,小小的厕所里已经塞了三个人。虽然已经是十一月,车厢里却热得像蒸笼了。至于水,只有在每次停靠站的时候,从站上热心的人那里接一点儿来解渴。我们这节车厢有几个自称来自北京钢铁学院的大学生,自告奋勇地充当“头儿”,一个戴了眼镜的大学生,还充满激情地说,“看呀!前面就是北京了,毛主席在那里等着我们”。不过,谁都知道北京还远着呢,这种激励就像曹阿瞒的“望梅止渴”一样,在没有水喝的时候让大家暂时安心。

   没有水喝,也没有饭吃。已经熬了一天的满车红卫兵(我这时也是红卫兵了),毕竟也一样“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这时,火车缓缓停在广西一个叫“六甲”的地方,后来我才知道,这是黔桂铁路经过的广西河池地区的一个小站。记忆中,我从来没有遇到过那天这么黑的夜色,从车窗中钻出去,除了站台昏黄的灯光,什么也看不见,人仿佛一头钻进迎面罩过来的巨大黑布袋子,我努力睁大眼睛,好半天才朦朦胧胧分辨出,面前有一个巨大黑影似乎压过来,先以为是近处长了一棵高高的大树。可是,哪里有如此巨大的大树?再定睛看,上面影影绰绰地还有幽幽的灯光,过了好一阵,才惊讶地发现,这原来是远处一座高可入云的大山,是广西那种直上直下的兀峰。这个视觉上的奇怪经验,很多年以后再也不曾遇见,也一直留在心底。

   为了解决饥饿的问题,在车站上乱转了一阵之后,大家拈阄决定由钢铁学院的两个大学生率领我、另外一个膀大腰圆的贵阳中学生,拿了两只手电筒到车站外寻找吃的东西。所谓车站,其实就是一个小小的票房加候车室,绕过这个简陋的车站,走不了多远,就到了镇上,镇上黑麻麻一片,谧静得像死城,更诡异的是,连狗都不叫,但石板街口却有一个透出火塘光的店铺,好像热腾腾地还冒着蒸汽。

  

   老红军传统,还是草寇剪径?

  

   有蒸汽就一定有吃的,我们决定闯进去。卸开一块门板,发现里面居然是一口大蒸锅,锅上居然有一个硕大的甑子,甑子里面更让人喜出望外的,居然是有一两百只枕头形的热粽子。饿极了的红卫兵已经全然不顾一切,撕开热气腾腾的粽叶,狼吞虎咽地往嘴里塞了几口。毕竟是大学生,那个戴了眼镜的大学生建议,“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也要像长征的红军一样,给老乡留下借条,等革命成功以后加倍赔偿他们”。于是,借了手电的微光,匆匆写了一张借条,记忆中的内容大概如下:

   亲爱的老乡,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今天路过这里,去伟大首都北京,特向您借粽子若干,留下人民币两元,以及借条一张,作为今后偿还的凭证。

  此致敬礼

   落款是什么,现在已经记不得了,总之是“红卫兵”之类罢。只记得那个大学生字写得歪歪扭扭,还有“粽”字不会写,让我心生诧异。不过,这种说不清是“老红军”的革命传统,还是“草寇剪径”的磊落方式,当时还是让我佩服得五体投地。于是呼啸一声,四个人分头扛了棕绳穿好的粽子,飞也似的回到火车,迎来了满车厢男男女女的齐声欢呼,感觉上,似乎比喊“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声还要响亮。

  

   居然到了北京

  

   革命的岁月一切都随意,连火车也想走就走,想停就停。从六甲开出后南经柳州,掉头往北,经株洲、岳阳、武昌,终于过了长江。

   车上的日子已经过了四天四夜,不要说没有蔬菜水果,就连喝的水也是时有时无,更不要说洗脸。停车的时候不敢开窗,因为窗户一开,就会有红卫兵们像疯子一样往上爬。有一次,车里的人狠狠地把车下往上扒的人推下去,结果遭到车下一桶滚开的开水泼进来,好在天冷,算是没有人烫伤。车厢里面,早已满是汗、屁、尿混合的熏人气味,蒸腾而浑浊的空气几乎能让人窒息。加上吭哧吭哧的火车,把人摇晃得七倒八歪,现在的红卫兵已经全然不像“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长江实现理想的先锋队,倒像是一群被堆垛在铁皮箱子里东倒西歪的流浪汉。那几个一开始争着要当领袖的北钢大学生,不知道什么时候悄悄下了车。几个从贵阳来的中学女生,干脆集体占了厕所,对每一个要进去小便的人横眉冷眼,意思好像就是你休想鸠占鹊巢。高高的行李架上,已经躺上去一排人,挂在上面睡觉。而座位底下的红卫兵们,已不再需要斯文地铺报纸,脱了外衣就钻进去呼呼大睡。有幸坐在座位上的沙丁鱼们则交叉地枕了大腿或胳膊,扭着身体休息。早先那些“火车向着北京跑”、“我们想念毛主席”之类提神醒脑的口号,也早已被忘到九霄云外,车上的各色人们,话越来越少,只剩下鼾声夹杂着咳嗽声。从第五天起,我已经开始牙龈出血,两腿肿胀,加上感冒,昏昏沉沉中,被好心的同行者推上了行李架,躺了一天一夜。

   第六天上,没有任何先兆,咣当一声,火车居然停在了北京。

  

   【第二部】洪流

  

   清华体育馆中“民族排”

  

   昏昏沉沉的我,和那两个一起出来的同学,在先农坛体育场排了队,三弯两转地被大客车拉到清华大学,住在体育馆里。很久以后,我居然成了清华大学的一个老师,回想起来,常常觉得我和清华似乎有缘。这当然是后话。

   后来我才知道,体育馆曾是当年马约翰上课的地方,在抗战的时候,也曾做过日本鬼子的马厩。1990年代我当了清华教师之后,学校里渐渐添了好多高级的篮球馆、游泳馆,那个老体育馆就显出破旧。不过,在1966年的冬天,它给我们这些刚刚到伟大首都的学生特别温暖的感觉。里面有浴室,记不得是否进去洗过澡,也有暖气,让南方来的人感到燥热,让北方来的人觉得舒服。体育馆里铺了木条板的篮球场,成了我们睡觉的地方,体操课用的垫子,则成了身下厚厚的褥子。隔着跳球中线不过一米宽的过道,男红卫兵一半,女红卫兵一半,虽然并无屏障,一览无余,却也井水不犯河水。革命时代的性别意识,毕竟被煅烧锤炼得很纯净。

   身上一热就觉得发痒。我们从贵州来的三个学生,因为“贵州”的缘故,糊里糊涂被算成了“苗族”,和一些新疆来的维族、内蒙来的蒙古族和广西来的壮族学生一道,被编为“少数民族排”。其实,我的两个同伴都是出生在广东和上海的汉族人,一个姓谢,一个姓张,但是,想到“少数民族”这个名义能够沾好多好处,我们也就默不作声,暂时改换了民族。刚刚安定下来,旁边那三个异族学生,就翻开他们充满羊肉气味的皮毛衣服,有滋有味地找起衣缝中的虱子来,一边找一边掐,听着叭叭的声音,自己也觉得痒了起来,翻开衣服仔细看,原来早就招了同样的动物,于是加入脱衣捉虱的队伍。

后来听说,大串联是虱子传播最快也是最广的时代,不知道这在动物学史上有什么意义。(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lijie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77763.html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