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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德普:论启蒙及其在中国现代化中的命运

更新时间:2014-09-10 20:26:30
作者: 马德普 (进入专栏)  
严格来说,现实中的现代性是由现实中的各种因素和各种力量(包括各种思潮)共同作用的结果。因此,在西方社会中形成的现代性必定是西方社会历史环境的产物,就西方的经验来看,现代性体现为工业社会的一系列基本特征:如以机械化、高度分工、私有产权、自由市场等为特征的生产方式;以契约关系、人身自由、权利平等、高度的专业化和相互依赖等为特性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以民主、宪政、法治、民族国家等为内容的政治形态;以世俗化、理性主义、个人主义、自我意识、主体意识和权利意识等为要素的精神特质,等等。当然,对这些特征的概括,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另外,这些现代性特征虽然是各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但是也应该看到,和其他思潮相比,自由主义在塑造这些特征中起了更为重要的作用。不过,其中哪些是合理的,哪些是不合理的,哪些是现代社会应该普遍具有的,哪些只是地方性的产物,这一开始就是一个充满争议的问题。

   三、启蒙理性的悖论

   启蒙运动对理性的高扬无疑对宗教神学和宗教信仰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对教会权威和封建秩序也是一个强烈的冲击。它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提高了科学的地位,促进了科学、文化和教育的发展,也促进了社会政治变革和现代性的形成。但是,启蒙所崇尚的一些基本观念从一开始就受到了一些人的质疑,启蒙所引发的现代性后果从一开始也招致了一些人的批判。这些质疑和批判不仅揭示了启蒙思想自身的矛盾和局限,而且也展现了西方现代性自身的张力和弊端;同时,它也促进了启蒙自身的发展,以及思想和社会的进一步革新。

   理性是启蒙的核心概念,它在启蒙运动中的意义与"自然"观念有着密切的联系,而"自然"观念的盛行在很大程度上又是自然科学兴起的结果。在此之前,理性常常与形式逻辑尤其是演绎逻辑的推理能力相联系,但是在自然科学取得巨大进步并因此声誉日盛之后,"理性从形式逻辑的方法变成自然科学的方法,理性的法则也变得与自然规律同一。"在托马斯·汉金斯看来,启蒙运动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由作为完美智力的理性向作为自然规律的理性的转换造成的。"这种转换的结果,就是自然科学与人文学科的混淆,以及科学主义的盛行。这种科学主义把研究自然科学的方法移植到人文现象中,力图建立一门像自然科学一样精确的人的科学(scinceofman)或道德科学。孔多塞在《人类精神发展史概要》中就这样说道:"正如在自然科学当中一样,哲学家们很快采纳了这一方法(指洛克在《人类理解论》中阐述的认识方法--引者注),并将其应用于道德学、政治学以及公共经济学当中。正因如此,他们才能像在自然科学当中一样取得了确凿无疑的进步。也正因为如此,他们才只能接收已被证实的真理,……同样,对我们的感觉进行分析,会使我们在体验快乐与痛苦的过程中发现我们道德观念的根源,发现这些普遍真理的基础(这些普遍真理是由这些观念所产生观念的,它们决定着那些必然的、不可更改的有关争议或非正义的法则)"。

   自然科学所揭示的自然规律是具有普遍性质的,而采用自然科学方法的启蒙理性也自然具有普遍的性质。所以,如卡西尔所说:"18世纪浸染着一种关于理性的统一性和不变性的信仰。理性在一切思维主体、一切民族、一切时代和一切文化中都是同样的。"依照这种理性观念,其结果就像罗杰·豪舍尔所说:"法国启蒙运动的思想家之间虽然也有分歧,然而他们共同坚持某些几乎一直畅行无阻的基本前提:人性无分地域时代,都是一样的;普遍适用的人类目标,真正的目的和有效手段,至少从原则上说是可以发现的;牛顿的科学方法在说明非生物的自然界方面已被证明极为成功,在道德、政治、经济以及一般人类关系的领域,也应当能够发现和采用类似的方法,从而铲除邪恶和痛苦以及爱尔维修所谓的'涉及利益的谬误'。这些理性主义思想家全都相信,在某个地方,以某种方式,从原则上说可以找到一个唯一的、对事实和价值问题同样正确的统一的知识体系。"

   然而,就像马斯·汉金斯所说,这种科学主义的理性观念为启蒙运动造成了两个永远没有成功解决的悖论:第一,就自然规律必须通过实验和观察所发现而言,它们是纯描述性的,揭示的是"什么",而不是"应当是什么";因此,从自然科学提取道德规范的做法是没有希望的,试图建立一门客观的道德科学的主张也是包含固有矛盾的。第二,启蒙思想家探求自然规律的目的是为了揭示自然中的决定性也即必然性;但把自然规律观念运用于人时,却认为人有作为不可剥夺的人权的自由,这种一方面是决定的、另一方面是自由的规律观念看来是自相矛盾的。

   很明显,这两个悖论产生的根源都来自同一个原因,那就是自然科学与人文学科的混淆,或者说是人文学科的科学主义化。两种知识领域的这种混淆及其形成的科学主义的思维方式与思维习惯,对西方后来的思想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并且随着西方思想的传播,对非西方国家包括中国的思想界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实际上,启蒙思想中包含的这些悖论早就被同时代的一些思想家所意识到。如,休谟最早发现了不能从"是"推出"应该"这个逻辑问题;维柯则发现了两种知识领域的差异。在维柯看来,"外部的"的自然领域,与"内部的"道德、艺术、语言、思想和感情等人类世界是不相通的,因而二者的研究方法和形成的知识性质也是有区别的。按照伯林的说法,正是维柯开启了自然科学与人文学科的分离,由此也"开启了一场至今不见结束迹象的争论"。

   除了上述两个悖论之外,启蒙思想的理性观念还存在一个更重要的悖论,那就是启蒙理性的普遍主义性质和它要解决的人类事务的历史主义性质之间的悖论。启蒙理性的普遍主义最典型地体现在启蒙运动中广泛流行的自然法学说上,"按照这种学说,自然万物有一种永恒不变的结构,世界的差别和变化,遵循着普遍而固定规律。这些规律从原则上说,可以通过理性和受控制的观察来发现,而自然科学的方法是其最成功的运用。……根据这种学说,一切真正的问题,从原则上说都是可以回答的:真理只有一个,谬误多种多样;真正的回答必须是普遍适用且固定不变的,也就是说,在所有地方和所有时代、对所有的人都是正确的,而且是利用适当的理性,利用相关的经验、观察和试验、逻辑以及计算的方法就可以发现的。"然而,人类的事务常常是发生在特定的历史情境中并因而具有历史性的,这种历史性早在启蒙运动时期的维柯、赫尔德那里就已经有了充分的认识,在启蒙思想家卢梭和孟德斯鸠那里也有所体现。正是这种悖论的存在,致使卢梭的《论人类不平的起源与基础》和《社会契约论》二书之间就存在着这种历史主义和普遍主义的冲突,也导致孟德斯鸠"一方面相信每个社会都有属于它自己的特殊习俗、道德观点和生活方式,另一方面又相信正义是一个普遍而永恒的标准"。

   实际上,这个悖论,康德在他那篇著名的论文中就已经看到了。他一方面要求"在一切事情上都有公开运用自己理性的自由",另一方面又看到了这样一个悖论性的事实:"但是只有那位其本身是启蒙了的、不怕幽灵的而同时手中又掌握着训练精良的大量军队可以保障公共安宁的君主(指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二世--引者注),才能够说出一个自由国家所不敢说的这种话:可以争辩,随便争多少,随便争什么;但是必须听话。"接着,他不无感慨地说道:"这就标志着人间事务的一种可惊异的、不能意料的进程;正犹如当我们对它从整体上加以观察时,其中就几乎一切都是悖论那样。程度更大的公民自由仿佛是有利于人民精神的自由似的,然而它却设下了不可逾越的限度;反之,程度较小的公民自由却为每个人发挥自己的才能开辟了余地。"

   康德发现的这个悖论是颇为耐人寻味的:按照启蒙理性的逻辑,自由应该是在任何时空都必须坚守的自然权利;但是,把这种逻辑要求付诸现实时,较多的自由却恰恰可能成为自身实现的障碍,相反现实中较少的自由却可能成为自身稳步发展的一个条件。在这里,历史的逻辑无情地嘲弄了普遍主义的理论逻辑。实际上,这种悖论是一切普遍主义政治理论和道德理论的通病和痼疾。当把不变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原则、价值、模式付诸实践时,要么理想的结果成了泡影,要么得到的结果事与愿违。在条件不具备或差异较大的历史环境中情况尤其如此。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的精彩论述,就一针见血地揭示了启蒙思想的普遍主义在现实中的这种窘境:

   "我们在《引论》里已经看到,为革命作了准备的18世纪的法国哲学家们,如何求助理性,把理性当作一切现存事物的唯一的裁判者。他们认为,应当建立理性的国家、理性的社会,应当无情地铲除一切同永恒理性相矛盾的东西。我们也已经看到,这个永恒的理性实际上不过是恰好那时正在发展成为资产者的中等市民的理想化的知性而已。因此,当法国革命把这个理性的社会和这个理性的国家实现了的时候,新制度就表明,不论它较之旧制度如何合理,却决不是绝对合乎理性的。理性的国家破产了。卢梭的社会契约在恐怖时代获得了实现,对自己的政治能力丧失信心的资产阶级,为了摆脱这种恐怖,起初求助于腐败的督政府,最后则托庇于拿破仑的专制统治。早先许诺的永久和平变成了一场无休止的掠夺战争。理性的社会的遭遇也并不更好一些。富有和贫穷的对立并没有化为普遍的幸福,反而由于沟通这种对立的行会特权和其他特权的废除,由于缓和这种对立的教会慈善设施的取消而更加尖锐化了……。商业日益变成欺诈。革命的箴言'博爱'化为竞争中的蓄意刁难和忌妒。贿赂代替了暴力压迫,金钱代替刀剑成了社会权力的第一杠杆。初夜权从封建领主手中转到了资产阶级工厂主的手中。卖淫增加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总之,同启蒙学者的华美诺言比起来,由'理性的胜利'建立起来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竟是一幅令人极度失望的讽刺画。"

   应该看到,恩格斯揭示的这一极具讽刺性的现实画面,有些是启蒙理想的某些原则尚未具备完全实现的现实条件所造成的,有些则是启蒙所产生的现代性后果的产物。然而,无论如何,这些事实都说明,即使启蒙理性碰巧产生出了一些符合当时社会要求和历史条件(而不是符合它的理性推论)的原则或理想,但其本身以及它所造成的现代性后果也是存在很大缺陷的,它所建造的也决不是一个永恒正义的理性王国;另外,它把自然科学的方法和信念移植到政治、道德等应然领域的做法,以及它所包含的普遍主义的思维方式,则不仅无助于构建合理的理想,解决现实的问题,而且还成了近代以来几乎所有教条主义的认识根源。

   四、启蒙在中国现代化中的命运

   欧洲的启蒙运动作为一个历史事件,即使像托马斯o汉金斯说的,因孔多塞的死亡而结束了,但作为一项事业它并没有终结。这样说主要有两个理由:一个是,即使在现在的西方,不仅康德所理想的人的成熟状态并没有完全实现,门德尔松所说的对人类生活进行理性反思的任务也没有完成,赖因霍尔德所期望的造就理性人的目标还尚遥远,而且启蒙思想所提倡的许多观念也都经历了并将继续经受着人们不断的反思和批判。这种反思和批判,由于继承了启蒙理性的批判精神,不断纠正着人类因各种局限所造成的种种迷误,推动着人类认识的不断前进,因而我们可以把它视为一种再启蒙。从人类精神进步的角度来说,这种意义的启蒙应该是一项永无止境的事业。

   说它没有终结的第二个理由是,启蒙作为现代化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向非西方国家传播的任务还远远没有完成。只要我们认定现代工业社会替代传统农业社会是世界各国发展的必由之路,那么破除阻碍现代化的一些传统观念和行为方式,培养适应现代化要求的新的观念和行为方式,就是非西方各国不得不完成的一项历史任务。从多数非西方国家目前还没有完成现代化建设这个意义上来说,启蒙在这个星球上仍然肩负着任重而道远的历史使命。

但是,非西方国家的启蒙事业,一开始就面临着比西方国家启蒙运动时期更加复杂的局面,它所要解决的任务和解决这些任务所依据的条件和西方国家相比常常有着较大的差异,因此启蒙事业在这些国家的复杂性和艰巨性也常是西方国家所不可比拟的。一般来讲,非西方国家的启蒙和西方国家相比有以下几个特点: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张容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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