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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德普:全球化与中日美和谐关系的建构

更新时间:2014-09-10 20:15:35
作者: 马德普 (进入专栏)  
中日之间的领土争端,中美之间中国发展的利益与美国称霸世界的既得利益的碰撞等,都或多或少地会妨碍着三国和谐关系的建立。

   其次,文化的差异和冲突也对建立和谐的国家间关系产生着不利的影响。三国之间特别是中美之间的文化差异是非常巨大的。美国文化作为西方文化的代表,其世界观、价值观和思维方式与中国所代表的东方文化都存在重大的差异。在世界观上,西方人习惯关于从实体的角度认识世界(原子说),中国人喜欢从关系的角度认识世界(阴阳五行说);在价值观上,西方人偏重于从个体的角度看待价值关系,中国人则惯常于从整体的角度看待价值关系;在思维方式上,西方人擅长于形式逻辑的思维,中国人则偏好于辩证逻辑的思维。这使得西方文化带有鲜明的个人主义和普遍主义色彩,中国文化则带有浓厚的整体主义和历史主义特点。这些直接影响着中美两国对国际事务、国际关系、乃至对自身国家利益的看法, 并使这些方面的看法出现诸多的分歧。正如亨廷顿所说,"文化共性促进人们之间的合作和凝聚力,而文化的差异却加剧分裂和冲突"。 所以,他看到当今世界的文明冲突主要是西方文明与伊斯兰文明和儒家文明的冲突。在这种冲突中,"西方,特别是一贯富有使命感的美国,认为非西方国家的人民应当认同西方的民主、自由市场、权利有限的政府、人权、个人主义和法制的价值观念,并将这些价值观念纳入他们的体制。然而,在其他文明中,赞同和提倡这些价值的人只是少数,大部分非西方国家的人民对于它们的占主导地位的态度或是普遍怀疑,或是强烈反对。西方人眼中的普世主义(即普遍主义--引者注),对非西方来说就是帝国主义。"而亨廷顿自己也认为,"帝国主义是普世主义的必然逻辑结果。"

   中日之间在文化上有着一定的亲缘关系,源远流长的文化交流使得中日文化有较多的共同之处。不过,即使如此,两国之间的文化差异也依然存在,特别是二战以后日本受美国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影响较大,中国受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影响较大,这在一定程度上放大了两国在文化上的原有差异,这种差异也依然会引起一定的分歧和冲突,只不过这种分歧和冲突不会有中美之间的文化冲突那样大。

   另外,对国家利益的虚幻认知也会妨碍构建和谐的中日美关系。毫无疑问,国家有着自己客观的利益,但是,引导人们行动的则是人们对利益的认识和感知,而能否客观合理地认识自身的利益,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人们能否采取合理的行动。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任何人、任何一国的国民,都生活在自己的"洞穴"之中,都会受洞穴假象的欺骗,他们对世界的感知和由此看到的世界图景都打有它所处的洞穴的烙印,受其洞穴视角的局限,尤其在涉及国与国利益关系问题上就更是如此。人们感受最深的是当下的和自己最直接相关的利害,人们对整体的和长远的利益感受较弱、认识较难,也很难设身处地地体验别人的感受,特别在文化差异巨大、交往关系又不够发达的情况下就更是如此。这样一个多少有点令人沮丧的事实在很大程度上塑造着人们的国家利益观念,也是构成许多国际冲突和难以解决这些冲突的重要原因。从现实来看,我们可以看到,中日美三国都存在着这种因洞穴假象而造成的利益幻象。例如,美国对世界永久领导地位(也即霸权)的追求,对绝对军事优势地位的保持,对推销自己价值观的热情,等等;又如,中国对GDP增长的过分重视,对环境代价的过分忽视,对贸易顺差的过分钟爱,等等;再如,日本对历史问题的不够自觉,对美国战略的过分追随,对中国崛起的恐惧,等等。这些现象在一定程度上都反映了国家利益的幻象,都有可能使得国家间利益的冲突被放大,冲突的解决更困难。当然,一国的国民对自己国家利益的认识也是存在分歧的,而这种认识也常受他们所处的社会地位、利害关系等影响,并且国家决策者的判断和决定又可能受社会政治结构的约束、各种利益集团和社会舆论的影响,等等。不过,这些情况的存在只是增加了上述问题的复杂性,而没有减少问题的重要性。

   最后,各国间的历史恩怨和各国内部的民族主义情绪也是妨碍中日美关系和谐发展的消极因素。众所周知,在刚刚过去的20世纪里,中日美三国之间都曾爆发过大规模的战争:中日之间的抗日战争、日美之间的太平洋战争、中美之间的朝鲜战争、越南战争等。这些历史的伤痛在三国关系好转的时候会在一定程度上被掩盖,而一旦出现冲突和摩擦,就会重新唤起历史的记忆,刺痛人们的神经,加剧各国内部的民族主义情绪和国与国之间的敌对情绪。这些历史因素在过去的三国关系中一再得到表现,在将来的关系发展中仍会发挥一定的作用。

   三、构建和谐的中日美关系,促进世界的和平与发展

   在全球化快速推进的今天,国际社会正在由原来相互隔绝或相互冲突的碎片状社会,演变成一个命运相关、联系紧密的利益共同体。在这个共同体中,经济总量居于前三位的中日美这三个大国的关系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三国之间的国家利益关系是一种极为复杂的关系,其中既有冲突的关系,又有一致的关系;既有相互促进的正和关系,又有你得我失的零和关系;这种零和关系处理不好,导致判断和决策的失误,还会造成两败俱伤的负和关系。构建和谐的中日美关系,就是要增进一致的与正和的关系,正确处理相互竞争的零和关系,避免两败俱伤的负和关系。这不仅符合三国的根本利益,也符合国际社会的根本利益。三国关系和谐就能为世界的和谐提供一个极为重要的支撑点,三国关系的危机也必将导致整个世界的危机。因此,面对错综复杂的关系,找出构建和谐的中日美关系的思路,对于促进世界的和平与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第一,走出洞穴,加强沟通,善于从对方的角度考虑问题,增进相互的理解和认同。从历史上看,国家间的许多冲突是只从本国的利益出发而无视或不理解他国利益或共同利益所造成的。这种普遍的人性弱点就是人所处的"洞穴"状态的必然结果。这种"洞穴"状态使得人们只能认识与己有关的有限事物,感受与己有关的有限经验,和他者的认识保持着一定的差异,对他者的感受难以获得相同的体验。这种人性局限与自私的品性相结合,就必然造成弱肉强食的"霍布斯状态"。然而,这种状态并不是人类社会的优良状态,因为这种只顾自己的争夺常常会造成两败俱伤的负和结果,就像人们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所看到的那样。所以,为避免这种糟糕的结果,人类社会早已演化出一些规范,以尽量超越人性的局限,避免负和的结局。所谓将心比心,设身处地,换位思考,互利互惠,等等,就是这类规范的一些例证,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表现。为此,要想避免那种负和博弈的文化,做到将心比心,互利互惠,就必须走出自己的洞穴,尽量到对方的洞穴中感受他的感受,体验他的体验,也就是要加强相互的交流和沟通,增进彼此的理解和感情,扩大各方的共识和认同。中日美之间由于存在着巨大的历史隔阂和文化差异,这样做就显得尤为重要。固守自己的价值观,或把自己的价值观视为唯一的普世价值观,都是一种洞穴的假象,都是相互理解和彼此认同的障碍。只有加强中日美文化的交流,促进东西方文化的融合,克服东西文化各自内在的缺点,发扬各自内在的优点,才能增进共识和认同,也能增进各国的利益。我相信,这也是符合世界文化发展方向的必然趋势。

   第二,丢掉幻象,理性认知,正确认识国家利益和国际大势,真正确立平等、互利、共存、共荣的合理理念。亚历山大·温特曾说,国际间的"无政府文化是'自我实现的语言',因为国家所持有的社会共有观念势必造就对外政策行为,这种行为又加强和再造这样的观念。" 这也说明,影响一国外交行为的不仅仅是国家的利益,而且还有国家的观念。错误的国家利益观念会引导一国采取错误的行动,并在事实上会损害国家的真正利益,就像德意日法西斯发动二次世界大战那样。正确的国家利益观念,则能够引导国家采取合理的行动,并在事实上促进国家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增长。在当今各国联系日益密切、相互依赖日益加强的世界上,人们应该认识到,靠武力占领别国或消灭竞争对手来增进自己的利益是不可能的了,希望永远保持霸权地位或领导地位也是不合理和不可能实现的幻想,国际体系中各国相对地位的变化是无法抗拒的趋势;同时,人们还应该认识到,别国的发展虽然会改变本国在国际体系中的相对地位,但是也同样会给自己带来发展的机会和利益,国家相对地位的变化未必就损害了国家利益,竭力遏制别国的发展借以维护自己的地位最终未必能够增进自己的利益;另外,认为本国的价值观得到推广就能够增进本国的利益也是不切实际的想法,因为这些价值观未必符合别国人民的偏好,也未必适应别国发展的需要,强行推广这些价值观一定会引起别国的反抗从而有损于自身的利益,恐怖主义的泛滥就证明了这一点;再者,国际经济发展的事实告诉我们,一国的繁荣离不开其它国家的繁荣,别国的经济落后或经济衰退造成消费不足,本国的贸易也会受到限制,本国的发展也难以持续,所以缩小各国的贫富差距,不仅有利于国际安全,而且也符合富裕国家的长远利益;最后但并非不重要的是,人们还要认识到,随着全球化和世界一体化的发展,以及自由贸易和人口自由流动的扩大,领土争夺的意义在日益下降,因领土争端而引发战争的代价可能要远远大于所维护的领土的利益。总之,平等互利、共存共荣是符合所有国家国家利益的理性选择,侵略称霸,恃强凌弱,损人利己,以邻为壑,虽可得益于一时,终将祸及于己身;中日美三国只有秉承这样的理念,才会减少国家之间的冲突,才有可能理性处理一些难以避免的利益冲突。

   第三,求同存异,平等协商,和平解决各种争端,努力促进共同利益的增长。在各种争端中,领土的争端是最难处理的零和博弈。中美和日美之间基本不存在这种争端,而中日之间的这种争端则是妨碍中日关系进而妨碍中日美三国关系发展的最大难题。从历史上看,许多领土争端常常是很难说得清的争端,争执各方都有自己的理据证明争议的领土归自己所有,而领土问题又是最敏感、最能激发民族情绪的事情,所以,争端的解决常常靠的是战争。但是人们应该明白,在战争的代价日益高昂而合作的利益日益增大的今天,对于这种难以处理的争端,最好的办法就是搁置争议,留待后世去解决,尽量减少刺激双方神经、激发民族情绪的做法和言论,尽量避免诉诸武力去解决,力争用合作利益的增长减弱领土利益的重要性。待到区域一体化或区域共同体建立的时候,这种复杂的问题解决起来就可能简单多了,或许甚至就不成为问题了。如果中日双方都能够采取这样的态度对待领土的争端,妨碍中日关系发展的最大障碍也就排除了,睦邻友好的关系就容易建立,日本在中美之间也容易扮演一个促进良性互动的角色。对于其他争端,也应该在相互尊重和互谅互让的基础上,通过平等协商来解决,而不应该动辄用制裁或武力威胁的办法去解决。实际上,许多争端属于正和博弈中的争端,双方竞争的主要是各自利益增进多少的问题。对于这类争端如果用武力去解决,很可能就会变成两败俱伤的负和博弈结果。即使不平等地对待对方,也会降低相互的信任,削弱合作的愿望,不利于各方利益的共同增长。所以,要建立有利于合作和共同利益的和谐关系,就必须遵循平等互利的原则,协商处理这一类争端。这也是民主时代对国际政治的必然要求。

   第四,创建机制,构建规范,促进中日美三国的共同发展,为全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做出贡献。真正的和谐不在于消弭冲突或掩盖冲突,而在于承认冲突必然性的基础上构建合理处理冲突的机制,使冲突不至于妨碍合作关系的维系、损害双方利益的增长,并会使冲突由消极因素转变为积极因素。中日美之间要想完全消除竞争以及由此引起的冲突,那是不可能的;但是,维持一种竞争-合作而非敌对-拆台的关系则是有可能的,这种可能性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全球化及其造成的相互依赖所提供的。这种关系的形成,必须依靠一定的机制。除了充分利用联合国、20国集团首脑峰会、亚太经合组织等现有的国际性、地区性组织以外,中日美之间如果能够建立新的经常沟通和协商机制,制定出和平处理相互关系的具有约束性的规范,在加强合作的同时,使相互竞争引发的冲突能够得到公平合理的处理,从而使这种冲突保持在不破坏合作的范围内,那将会对国际社会起到一个很好的示范作用,也将有利于一个新的国际秩序的建立。现有国际秩序的主要特征是:国家间名义上平等而事实上不平等,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在这种秩序中处于主导地位;第三世界中一些新兴国家的崛起正对现有的国际秩序构成冲击,促使国际秩序向新的形态转型,而西方发达国家还不太情愿接受这样的事实,也不太适应这样的转型。不过,我们应该看到,国际秩序转型的过渡时期,也正是新的国际组织和机制的形成过程。新的国际机制应该能够有效制约"霸权国家"和"问题国家"的行为,在多元力量的作用下,形成一种能够有效维护和平和合作的新的国际体系。在全球化的今天,霸权不仅不是国际合作的必要条件,而且它是损害国际合作的主要因素。 压迫必然带来反抗,称霸必然带来对抗,这是国际政治的必然逻辑。因此,要想维系和平和合作,新的国际体系就应该是一个由各种国际组织和国际规则加以协调和约束、多种治理模式相结合的多极体系。中日美之间如果能够顺应这种历史趋势,那将会是对人类社会的伟大贡献。

   要实现这一点,需要有几个关键性因素发挥作用。第一,美国要充分认识到霸权对国际合作的危害,以及霸权的时代已经过时,从而能够真正放弃维持霸权的梦想,以平等的姿态参与国际社会的共同治理。第二,中国在经济实力日益增长的同时不去追求霸权的地位,欢迎并吸引美国积极参与亚洲的事务,并能够妥善处理与日本的领土纷争。第三,日本能够真诚反省二战的教训,放弃对抗中国的日美同盟,在中美之间扮演一个促和的角色。明眼人都明白,这几个条件不是轻易能够达到的。但是,正如中国的俗语所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如果把这句话解释成一种"自我实现的预言",那就是说,如果你把对方作为朋友来对待,对方也就会成为你的朋友;如果你把对方作为敌人来对待,对方也就会成为你的敌人。在人世之间,善良意志可能不决定历史的进程,但它却是创造文明的不可缺少的必要条件。

本文责编:张容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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