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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美平:甲午战争前后日本对华观的变迁

——以报刊舆论为中心

更新时间:2014-09-06 21:48:25
作者: 王美平  

  

  

   甲午战争在日本的对华观及对华政策变迁史上具有分水岭意义,它不仅对日本形成蔑视型对华观起到了决定性作用,而且拉开了近代日本侵略中国的序幕。曾经处于华夷秩序中的日本何以敢于发动甲午战争?所谓的“泱泱大国”中国为何惨败?战后日本缘何以蛇吞象地不断推行侵华政策?对此,部分学者从多种视角进行了翔实而又深入的研究,①但从日本对华观入手进行的探讨尚显不足。

   事实上,观念构建利益,利益驱动行动,日本的对华观与侵华政策之间存在密不可分的互动关系。如果不认真解析甲午战争前后日本对华观的状况,就难以从思想认识层面深入解读日本发动甲午战争、并在此后长达50年的时间里不断推行侵华政策的原因。随着日本各大报纸、从军日志、报刊杂志及政论意见书等相关资料的整理与挖掘,探究甲午战争前后日本政界、知识界与普通民众对华观的转变过程及其影响,进而深入分析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的思想根源成为可能。

  

   一、甲午战争前日本对华观的转换

  

   步入近代以前,中国在东亚范围内以高度发达的农业文明辐射、影响周边邻国,建立了以王道思想为基础、朝贡册封为形式的华夷秩序。在长达两千年的中日交流史上,日本虽在政治层面及民族心理上不甘于属国或边缘国地位,制造出“神国观念”等抗衡中国,不断追求对华平等乃至优越地位,甚至两次发起挑战引发较大规模战争,却始终无法撼动中国的中心地位,也未能从根本上打破因文明差距决定的中日间“师生关系”,在文化上仰慕中华、效仿中华、追赶中华亦构成近代以前日本对华观的主线。③然而,近代“西学东至”与“西力东渐”动摇了中华文明在东亚地区的中心地位。尤其是在两次鸦片战争中,日本得知号称“天朝上国”的中国被“西夷”英法打败,举国惊愕之余不但较为彻底地抛弃了“慕华观”,而且将中国作为反面教材以为警训。④旨在学习西方文明的“和魂洋才”也取代了曾长期主导日本文化发展方向的“和魂汉才”成为新时代的流行话语,并迅速上升为治国安邦的战略口号。1868年,西方列强入侵的危机与国内“倒幕”之声四起,导致以儒学为官学维护封建统治的德川幕府覆灭。东亚传统文明的追捧者寿终正寝,西方文明影响日本的时代宣告来临。

   明治维新后不久,日本明确将学习追赶的对象转向欧美,确立了“西方文明中心观”,并将之纳入国家统治意识形态。1871年,明治政府派遣阵容庞大的岩仓使节团对欧美12国进行了将近两年的考察,认为西方的经济、教育、文化制度优于东方,⑤赞叹欧美各国之政治制度亦“超绝于我东洋”,决心将此“开明之风”移入日本,促使国民“迅速进步而至同等开化之域”。⑥在这一方针的指引下,日本进行了“富国强兵”、“殖产兴业”、“文明开化”等一系列旨在发展资本主义、建立近代国家的改革。

   日本知识界也于明治初年确立了西方文明中心观。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在1875年写下举世闻名的《文明论概略》一书,将世界文明划为文明、半开化、野蛮三个层次,欧美各国属于文明国,中国、日本等亚洲国家属于半开化国,非洲及澳洲属于野蛮国。⑦福泽认为“野蛮—半开化文明”是人类发展的阶梯,处于野蛮与半开化状态的国家都只有朝着文明的方向发展方可维护国家独立,故他宣扬“西洋国是吾国之师”,⑧呼吁改换门庭,脱胎换骨,向欧美学习。该书作为当年最畅销的书籍,对日本社会产生了一次可谓洗脑性的精神冲击。此后,“顺文明者昌,逆文明者亡”成为日本社会的普遍认知。⑨

   世界文明中心观的西移,势必影响日本对华观生变。日本学界对明治维新到甲午战争前日本对华观的变化进行了深入研究,其中有三种观点颇具代表性。芝原拓自通过对明治维新后至1885年间政府要员、中央五大报纸等相关资料的编辑考察,⑩认为福泽谕吉发表《脱亚论》具有划时代意义,此后日本对华观由“仰慕”转为“蔑视”。(11)伊藤之雄则在利用上述史料的同时,进一步挖掘自由民权运动中自由党、改进党的机关报等资料,将福泽谕吉、陆羯南分别作为引领近代日本发展方向的两大思想流派“脱亚入欧”与“亚洲主义”之代表,并探讨了1868—1893年间日本的对华观,认为日本在出兵台湾后即已形成“蔑华观”,虽然在壬午兵变及甲申政变中遭受了挫折,但1893年春又全面恢复了对华优越感。(12)小松裕则利用戏剧、文学作品、报纸、漫画杂志等资料,着力于考察对华蔑称“猪尾奴”的产生、发展过程,(13)得出甲午战后“蔑华观”在民间定型的结论。(14)上述研究在史料挖掘及观点论证方面均可资借鉴,但前二者之结论令人甚为质疑,后者则因其考察对象囿于对华蔑称,故而留下了拓展与深化余地。在日本已有的研究中,普遍存在着忽视当时“语境”而被“后见之明”所左右,以甲午战后长期存在的“蔑华观”来臆测甲午战前的对华观,从而使其论述产生了重视“蔑视”大潮、而忽视“畏惧”暗流之弊病,同时对于“蔑视”与“畏惧”的对象又不加细分,致使其叙述难以解释为何在确立所谓“蔑华观”之后依然存在“畏惧”之声的乖戾。

   甲午战前日本的对华观错综复杂、充满矛盾,既有“蔑视”又有“畏惧”,但亦非一团乱麻、不可理清。若细加区分辨别即可发现,其“蔑视”对象主要体现于精神文明领域,而“畏惧”则主要体现于物质文明领域。这种精神观与物质观的分裂,是基本贯穿甲午战前日本对华观的重要特征。

   甲午战争前日本对华观大致可划分为三个阶段。从明治维新到壬午兵变是第一阶段。该阶段日本在争取对华对等地位的同时,精英阶层因其对近代化改革的态度积极于中国而形成对华优越感,并在“台湾出兵”与“琉球处分”中得到了“自以为是”的“验证”。但这种优越感主要体现于精神领域。

   明治维新以后,日本政府急切地推进与中国的外交谈判,欲用重视横向关系的近代西方国际关系模式取代东亚传统的纵向朝贡模式,以摆脱历史上长期存在的“属国”或“边缘国”地位。1871年,中日双方签订《中日修好条规》,日本成功实现了梦寐以求的对华对等地位。与此同时,日本政府及知识界在东西文明对比中产生了显著的“劣亚”自觉与强烈的“脱亚”欲望,这驱使日本对于受到西方压迫却依然守旧、专制、怠惰的中国、朝鲜留下了负面印象。在外交上,早已习染了“失之于西偿之以东”战略的日本政府欲将“西方文明—东方野蛮”的对立图式移植于东亚内部,铸造一种“日本文明—中、韩野蛮”的文明范式以及与之相随的“日本盟主—中、韩附庸”的东亚国际关系模式。1874年5月,日本政府利用中国北疆告急的“有利形势”出兵台湾并侥幸得手,这使其产生了一股“蔑华”风潮。1875年2月14日,《新闻杂志》发表了题为《台湾事件大成功》的报道,称“日本人自满得意,猪尾奴终于屈服。四百余州已为囊中之物,恭亲王、李鸿章之类如同小儿不足为惧”,对于清朝赔偿一事,则称“此事使其丧失第一名义,在各国面前丢尽颜面”。(15)同年8月,日本又挑起江华岛事件,迫使朝鲜签订含有不平等内容的《日朝修好条约》。清朝虽是朝鲜的宗主国,却未能阻止签约,从而客观上助长了日本的蔑华之风。同年,日本政府强令琉球断绝与清朝的关系,1879年又将琉球彻底吞并。

   以伊藤之雄为代表的一部分学者因出兵台湾后日本出现了上述“蔑华”风潮及东京部分城市居民开始使用“猪尾奴”蔑指华人,就认定此时日本已经形成“蔑视型对华观”。然而,正如德富苏峰所自白的那样,日本国民性里流淌着一种“外尊内卑”的血液,但为解脱长期被压抑的自我“劣等感”,一旦获得机会其“自轻自贱”与“崇洋媚外”就会转为“自我迷恋根性”与“贬低他国”以自尊、求大、泄愤的心理,而导致这一国民性形成的最大根源就是历史上长期存在的强大邻国中国。(16)因此,在出兵台湾之后,都市圈的媒体及部分民众掀起的“蔑华”风潮,也可以被理解为是对因历史上长期“仰视”、“敬畏”中国而积郁成疾的释放行为。而且,当时日本在国际上依然是一个遭受列强欺凌的弱国,在东亚也只是一个刚实现对华对等地位的小国,客观说来,此时日本的实力不足以支撑其“蔑华观”在全民中间推广开来。

   再者,日本此时的“蔑华”内容基本是对中国面对西力东渐的强压却仍在近代化问题上裹足不前、墨守成规的耻笑。对于以军事力量为中心的综合实力对比,日本还难以确信优于中国。1876年,清朝派遣“扬武号”访日,日本对该舰作了如此评价:“此为支那产之第17艘军舰,制造坚固精密,为我国龙骧舰等所不及。舰中可装大炮,运转轻便,器械齐备。又士官等均为正规海军士官,无人不懂英语,就连记账、日期亦均用英语,极为熟练,非我海军士官可比及”。(17)由于在军事、经济等领域缺乏自信,日本社会出现了讽谏蔑华之风的力量。1875年11月,《东京日日新闻》发表了题为《支那决不可轻侮》的文章,内称:“国人以于东洋之开明先进,颇带自满之状,轻蔑东洋诸国,而支那人愤懑于日本抢先,渐呈奋发之势。夫轻蔑与奋发孰为保全独立之良策,愚人亦明。吾切望国人早日舍弃轻蔑邻邦之恶念。”(18)1878年1月,《邮便报知新闻》也发表了题为《论清国不可轻视》的文章,指出日本文明开化过快有招致“内贫”的危险,而步履缓慢的中国反而会保存实力,潜力巨大,因此“欲奉告有轻视清人思想者,交际各国中最可惧者即为清国”。(19)也正是基于对中国物质力量的较高评估,1878年成立的“振亚社”才积极提倡以“日清提携”、共御列强为主要内容的“亚洲主义”。(20)

   1882年7月,日本在壬午兵变中武力挑战中国未能得逞,其对华观随之进入第二阶段。该阶段日本在精神上对中国的蔑视与对中国军事等领域的畏惧之间的龟裂进一步扩大,对中国的敌对意识显著增强,此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893年。

   壬午兵变后,日本舆论界在精神层面极尽贬低中国之能事,对于清朝固守封建性的政治、思想、文化、教育等产生了强烈的蔑视感。福泽谕吉可谓嘲讽中国“夜郎自大”、“故步自封”的领军人物。1882年9月,他在《时事新报》上刊登今泉一瓢的漫画《北京梦枕》,讽刺清朝在列强不断东侵的形势下依然高枕酣睡、自负傲慢。1883年,福泽提出“中国历史停滞论”,评价中国“将二千余年前尚处于蒙昧未开时代之古圣人语录,定为管束人间言行之万世不易之规则,政治主义、社会组织,有史以来未尝进行一次局部性改革。亿兆生民将二千余年间之劳力,皆消耗于几百遍周而复始之同一长途”。(21)

   在壬午兵变前后,日本舆论界在对中国大肆声讨的同时,也为争夺对朝鲜的“指导权”并缓减中国的仇日情绪而倡导“亚洲主义”。1880年,“亚洲主义”的典型组织兴亚会成立。1882年3月,福泽谕吉在《时事新报》上发表《论对朝鲜外交》一文倡导“亚洲连带论”。但不论是兴亚会还是福泽谕吉,二者都基于对中国的蔑视,而将日本定位为“东洋盟主”。兴亚会的重要成员草间时福便称:“以我国为东洋盟主,卓然立于执其牛耳地位者,舍东洋连横,尚有其他良谋善策乎?”(22)福泽谕吉也宣扬“亚洲应齐心协力以御西洋人之侵凌……亚洲东方堪当此魁首盟主者唯我日本”。(23)

1884年12月,日本趁中法战争正酣、清朝无暇顾及朝鲜之机,鼓动金玉均等开化党人发动甲申政变挑战中国,最终不敌清朝而失败。日本政界、舆论界恼羞成怒,对于中国在中法战争中的“不败而败”大加鞭挞与嘲讽。福泽谕吉更是发表“告别东方恶友”的《脱亚论》,大声呼号“为成今日之谋,我国不可待邻国开化而与之共兴亚细亚,莫如脱其行伍,与西洋文明国共进退”。(24)人们在考察《脱亚论》时往往关注的是它对日本走上“脱亚入欧”道路的意义及它对日本产生蔑华观的推动作用,而忽略了其“脱亚”论述的前提,即对清朝与朝鲜的蔑视内容:“吾日本国虽位于亚细亚东部,国民精神却已摆脱亚细亚之固陋而移入西洋文明。(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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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历史研究》2012年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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