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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德普:历史唯物主义对伯林价值多元论的破解

更新时间:2014-09-04 17:31:27
作者: 马德普 (进入专栏)  

   【内容摘要】伯林的价值多元论主要是针对西方主流文化传统中的一元论提出来的,旨在通过价值多元论为自由主义提供新的普遍主义论证。然而,伯林在不同时期的表述存在一定的差异,陷入了绝对主义和相对主义之间的自相矛盾困境,引发了诸多争议。究其主要原因,是伯林对价值现象的理解缺乏历史唯物主义的视野。马克思恩格斯把历史主义引向了唯物主义的方向,历史唯物主义不但为认识社会历史现象提供了更为有效的方法,而且为价值问题的分析走出绝对主义(普遍主义)和相对主义的矛盾困境指明了方向。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考察价值现象,情景性和适当性、多元性和整体性、冲突性和协调性这三对范畴,是分析认识价值现象、指导进行价值选择的基本范畴。历史唯物主义对价值多元论的剖析,没有为绝对主义或普遍主义的存在留有余地,彻底摆脱了相对主义的无所谓是非的理论陷阱。

   【关键词】伯林 价值多元论 历史唯物主义 马克思主义 自由主义

   在当代西方政治理论中,价值多元论(常被简称为"多元论")是引起人们广泛争论的热点话题,争论的核心主要是价值多元论与普遍主义(一元论或绝对主义)、相对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关系等问题。伯林提出价值多元论本来是针对西方文化传统中的一元论(即普遍主义或绝对主义)的,而乔治·克劳德认为,价值多元论的首要要素应该是普遍价值的存在。①施特劳斯则批评伯林的价值多元论导致了相对主义,②约翰·凯克斯却认为,价值多元论恰恰既是绝对主义的对手,也是相对主义的对手,它是介于这两个极端之间的中间立场。③伯林的初衷是力图通过价值多元论为自由主义提供一种新的论证,④即证明自由主义的社会政治秩序是最符合价值世界的"一个深邃的真理"。但是,约翰·格雷和约翰·凯克斯认为,价值多元论与自由主义不仅没有必然联系,而且还证伪了自由主义的普遍价值。⑤对于这个挑战,伯林可能因年事已高并没有认真加以回应,相反,作出认真回应的主要是乔治·克劳德。在《自由主义与价值多元论》一书中,他循着伯林的早期思路,用价值多元论为自由主义提供了进一步的普遍主义论证。笔者认为,价值多元论之所以引起诸多异议,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伯林的价值多元论本身就存在一些问题,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未能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认识价值多元现象,导致要么不能跳出普遍主义的窠臼,要么滑向相对主义的泥坑。鉴于价值多元论涉及对价值现象的基本认识,也与目前关于普世价值问题的论争密切相关,因此,通过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揭示价值多元论内在的理论缺陷,必将有助于我们深化对价值问题的认识。

   一、西方的一元论传统与伯林的价值多元论

   伯林的价值多元论主要是针对西方主流文化传统中的一元论提出来的,用他的话说,"多元论的敌人是一元论"。⑥从古希腊自然哲学对万物本原或始基的探讨,到柏拉图的理念论的提出,再到一神教--基督教统治地位的确立,直至近代启蒙运动中理性主义旗帜的高扬,这一系列思想发展变化背后不变的主线就是一元论,所变的只是它的形态。古希腊的自然哲学只是在本体论意义上奠定了西方一元论传统的基础,柏拉图哲学和基督教神学则在本体论和价值论的双重意义上确立了这一传统的支配地位。柏拉图的"理念"和基督教的"上帝",既是世界万物的"本原",又是终极的、最高的善的化身,是世上一切价值的最终源泉和唯一标准。近代西方哲学虽然弱化了本体论的地位,但通过启蒙理性主义和科学主义从认识论上又巩固了这一传统。它把科学的方法运用于事实和价值两个领域,使得价值问题上的一元论在神学基础崩塌之后,获得了科学方法的强力支撑。价值一元论不仅认为存在唯一的因而也是普遍的或绝对的价值标准,而且暗含着这样的结论:在价值选择(尤其是目的价值选择)中只有一种选择是唯一合理的选择。

   对于西方思想的这一"核心传统",伯林在《科学与人文学科的分离》一文中是这样表述的:"在我看来,它建立在至少三个基本假设之上:(1)凡是真正的问题,都有一个正确的答案,而且只有一个:所有其他答案都是错误的。不然的话,这个问题便不是个真正的问题--其中必有混乱之处。这种被近代经验主义哲学家做了明确阐述的立场,也得到了他们的神学和形而上学前辈同样坚定的赞同,虽然前者曾对这些人发动了一场漫长而毫不妥协的战争。(2)给一切真正的问题提供正确答案的方法,从性质上说是理性主义的。也就是说,它在所有不同领域中具有一致性,即使不是在具体的应用中,从本质上说也是如此。(3)这些解答,不管是否已被发现,有着普遍、永恒和一成不变的正确性:不管是在什么时间、地点或人群中,都是正确的,就像昔日对自然法的定义一样,它们quodsemper,quodubique,quodabomnibus(不分时间、无所不在、普遍适用)。"⑦在伯林看来,这些假设所包含的基本含义是:世界是个能够用理性的方法加以描述和解释的单一体系。

   伯林认为,这种一元论传统虽然至少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柏拉图,但"在自然科学大获全胜的时刻最为强大,最有影响"。⑧这是因为,自然科学在17、18世纪取得的巨大胜利,使得科学和研究科学的方法名声大振,对科学和理性的信仰成了时代精神的集中体现,"科学方法被看作是获取知识的唯一钥匙"。⑨与此同时,自然现象和人文现象被看作一个统一的体系,人类活动的所有领域,不管是道德的、政治的、社会的、经济的、科学的还是艺术的,都存在着永恒的普遍真理,而认识这些真理只有一种方法,即科学或理性的方法。在这一信念的支配下,过去充满各种偏见、迷信、教条、矛盾和虚假知识的人文领域,现在都需要用科学的方法加以清理,都要在理性的法庭面前接受审判。如果说,古希腊人用逻各斯或理念把自然和社会人文现象整合成了一个统一的体系,中世纪用造物主或上帝重构了这样一个统一体,那么,启蒙运动则用科学和理性来再构了这个统一的体系。"从笛卡尔和培根到伽利略和牛顿的追随者,从伏尔泰和百科全书派到圣西门、孔德和巴克尔,直到我们这个世纪的威尔斯、贝尔纳、斯金纳和维也纳实证主义者,他们都怀有这种涵盖所有自然和人文科学的一个统一体系的理想,这就是近代启蒙运动的纲领。它在我们这个世界的社会、法律和技术制度中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⑩对于伯林来说,这种把自然现象和人文现象视为一个统一体的观念,是自然科学和人文学科没有分离的结果,也是近代以来把自然科学方法移植到人文学科中的科学主义思潮的认识根源,而这种科学主义则是近代以来一元论传统的一个重要特点。

   从一定意义上说,伯林的大部分学术生涯都是在与西方的这种一元论传统做斗争的。因为在他看来,一元论是导致决定论的思想根源,而决定论是与人的自由根本冲突的。伯林认为,从思想史上看,决定论有多种形式,其中主要有目的论的决定论、实在论的决定论和受自然科学影响的决定论。前两种都有着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悠久传统,后者主要是近代启蒙运动的产物。虽然前两者具有深刻的形而上学基础,但目前影响最大的似乎是后者,所以伯林把批判的矛头主要指向了后者。

   受自然科学影响所形成的决定论,就是把一切自然现象都受自然规律支配的科学观念放大到对社会历史和人文现象的解释中。它的基本信念是:"既然自然科学是整个人类历史中也许最成功的故事,那么假设只有人不服从由自然科学家发现的自然规律,便是非常荒谬的。"(11)这种信念暗含着这样一种观念:所有存在的东西都必然是物质的存在,因此都是可以用科学的规律加以解释的。由此得出的逻辑结论就是:既然牛顿能够根据很少几条普遍定律来解释物质的每个特殊组成部分的每一种运动,那么,对人类的心理事实和社会事实进行的科学研究,终有一天能够揭示支配人类社会、并能用来进行准确预测的定律。在伯林看来,这种科学主义的决定论就是18世纪理性主义者如霍尔巴赫、达朗贝、孔多塞等人的理想。

   伯林认为,决定论有诸多危害。第一,决定论必然导致对自由的否定。他说,所有决定论的一个共同特征就是暗示:"终极而言,个人的选择自由是一种幻想;人类能够作不同选择,这种观念是建立在对事实的无知之上的。"(12)第二,决定论意味着对个人责任观念的消除,以及对道德评价的可能性与必要性的否定。既然个人没有自由意志或选择自由,所有行为都是由客观规律或外在力量所决定的,那么,人们就不能对其行为承担责任,也无法对其进行道德与否的评价。第三,决定论容易导致乌托邦主义。这种决定论的信奉者确信,随着知识的进步,科学最终能够发现所有人、所有时间内的真实需要,以及实现这些需要或目的的手段。于是,人类的生活就可以加以良好的组织,由无知所导致的愚蠢、邪恶和不幸都将会一劳永逸地消除,从而进入幸福的和谐之境。

   在《自由及其背叛》一书中,伯林揭示了这种乌托邦的两个基本预设:第一,伦理学和政治学属于自然科学,因此,所有价值问题的答案都可以通过观察和推理来发现;由于专家更善于发现规律,所以专家应该被赋予至高无上的权力。第二,所有终极的价值目标彼此相通,不可能发生冲突。(13)在伯林看来,在这两个假设之上建立的美好新世界的结果,只能是技术官僚的暴政。"技术暴政同样敌视自由,同样敌视如下观念,即人类生活中最珍贵的是为了选择而选择,不仅是选择善的东西,而且是选择本身。"(14)可以说,伯林价值多元论的现实出发点就是为防止这种暴政而提出来的,更是为他所珍视的自由理想提供的一个新论证。

   不过,价值多元的思想并非完全是伯林的独创,在伯林之前,价值多元思想就已萌芽,只是没有形成理论化的表述。按照努斯鲍姆的说法,亚里士多德就有善是多元的以及伦理判断是一种具体情境判断的思想。(15)在伯林看来,古希腊的悲剧作品中就隐含了价值冲突以及这种冲突无法用一个普遍标准加以解决的思想。在近代思想史上,马基雅维利是第一个看到价值冲突的人;孟德斯鸠虽然相信普遍而永恒的价值标准的存在,但他的著作却包含了大量的价值多元思想。另外,维柯和赫尔德的文化多元思想,以及近代以来非主流的历史主义、浪漫主义、民族主义等思潮对主流的普遍主义传统的反抗等,都为伯林的价值多元论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实际上,任何传统都不是单一的。在西方的思想传统中,尽管一元论或普遍主义一直占据支配地位,但是从古希腊的智者开始,就一直存在着反抗这一主流传统的各种思潮(如怀疑主义、相对主义等)。基于此,伯林挖掘的重点就指向了西方非主流思想家反抗一元论传统的思想,从中形成了自己的价值多元理论。准确地说,虽然价值多元论是伯林大部分著作所围绕的理论主题,但他并没有就价值多元问题进行过专门的系统论述;这一理论只是散见在他的思想史研究和相关专题研究的论文和著述中,并且前后的表述也存在一定的差异和一些模糊与矛盾之处,由此引发了一系列的学术争论。

   伯林的价值多元思想大体形成于1949-1953年间,在其间的一系列学术演讲中,他多次表达了价值冲突不可避免、并且由于无法合理解决而必然导致悲剧的思想。不过,直到1953年发表《历史的不可避免性》一文,他的这一思想才得到了更为明确的表达:"人们所追求的目标、生活的最终目的,即使在同一个文化与世界内,也是多样的;这些东西有些是会发生冲突的,会导致社会、党派、个体间的冲突,更不用说在个体之内了;更有甚者,一个时代和一个国家的目的与出自其他时代和其他观点的目的,有着广泛的不同。"(16)

在1958年发表的《两种自由概念》的著名演说中,伯林明确地阐述了价值多元论与自由主义倡导的消极自由或自由选择之间的密切联系。他指出:"多元主义以及它所蕴含的'消极的'自由标准,在我看来,比那些在纪律严明的威权式结构中寻求阶级、人民或整个人类的'积极的'自我控制的人所追求的目标,显得更真实也更人道。它是更真实的,因为它至少承认这个事实:人类的目标是多样的,它们并不都是可以公度的,而且它们相互间往往处于永久的敌对状态。假定所有的价值能够用一个尺度来衡量,以致稍加检视便可决定何者为最高,在我看来这违背了我们的人是自由主体的知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张容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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