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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旭东:作为“主权者”的邓小平

更新时间:2014-09-02 15:09:14
作者: 张旭东 (进入专栏)  

    

   【按:借纪念邓小平诞辰110周年之际,观察者网采访了纽约大学比较文学系、东亚系教授、中国中心主任,重庆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院长,北京大学“长江学者”、批评理论中心主任张旭东教授。张旭东教授198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1995年获得美国杜克大学文学系博士学位,师从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教学与研究对象涉及文学研究、当代批评理论和政治哲学等诸多领域。作为一个完全是在邓小平时代接受教育的知识分子,张旭东教授就如何看待邓小平的政治遗产,如何看待毛泽东与邓小平的关系,海外如何评价邓小平等一系列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在他看来,邓小平是共和国在宪政危机时刻事实上的主权者,他既置身在法律之内又置身法律之外,通过修正甚至否定毛泽东制定的“法律”,将毛泽东缔造的新中国延续下去。邓小平的伟大之处,在于突破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但却不切断同毛泽东的渊源关系,并以主权者的决断和意志,在世界历史的普遍性道路上再一次肯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起源和价值根基。我们不应偏离邓小平亲自界定的毛邓关系。】

   观察者网:张教授您好,很高兴能借这个机会请您谈一下邓小平的遗产与今日中国。您先前说还是想谈文化层面,这非常有趣。因为今天知识界谈到邓小平的遗产,一般都会从经济发展,国家治理,政治体制等方面来谈,而精神的虚无、拜金、价值共识缺失恰恰是人们批评得比较多的,这听上去很有挑战性。希望您首先从理论上谈谈邓小平对于当代中国的意义,以及梳理一下今天知识界对邓小平遗产的看法。

   张旭东:整个知识界的梳理我没有系统想过,现在讲只能是个人看法,不很全面。

   我想首先要看我们是在什么样的知识和政治光谱范围内谈,开阖度有多大。在大学、智库、媒体专栏评论这个范围里,可以说现在已没有毛派,即便自封为毛派或被论敌戴上毛派帽子的人,其实还是在邓小平时代的历史条件和思维框架里想问题,在这个意义上今天中国知识分子百分之百都是邓派,这没有必要回避。但谈邓不能不谈邓和毛的关系,这也同样无法回避。

   说我们都是邓派的意思是,其实今天国内已经没有人在具体的意义上期待世界革命,认为这是阶级斗争疾风骤雨的时代、是反修防修的时代、是狠批私自一闪念的时代。和平与发展的是共识和主流,这个世界历史时期何时、以何种方式被种种明摆着的和潜在的矛盾所终结,我们不知道,但稳定、机遇、追求幸福生活、实现个人价值等等诉求是今天社会生活的常态。毛泽东时代、特别是毛时代后期的核心问题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是如何在斗争中培养和锻炼革命接班人,保证红色江山不变色。在今天,这些问题即便仍以坚持中国国家正当性、反和平演变、维护国体、反腐败等形式存在,但都在宪法和国家正常治理的框架内进行,没有人真正主张突破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去掀起一轮大众革命、展开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力斗争,也没有人真正主张输出革命。

   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个命题角度看,今天中国繁荣的市场经济、私营经济、商品关系、雇佣关系、专业化职业化管理体系、同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国际秩序的关系等等则早已不是毛泽东时代所能想见,这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今天中国人在基本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上,就其对生活和未来的期待而言,都是邓小平时代的产物。知识界不可能自外于这个历史条件,所以我们今天考虑问题的基本出发点和前提是邓时代,和毛时代隔得比较远,有关系也是经过邓时代的中介。不承认这一点,今天的讨论就没有任何实质性和具体性。

   但是,如果把观念和思想生活梳理的光谱放大,包括最广泛的社会立场、言论,观点、情感和记忆,就会看到,一方面,邓小平的中国无疑具有巨大的、不可否认的民意基础,但另一方面,它也总面对种种批评、不满和质疑,而这些批评的基本形态就是把改革三十年来出现的问题同一个理想中的毛泽东时代作对照。所以谈论邓最根本的问题仍旧是毛邓之间的连续性和非连续性问题;这不仅仅是一个历史问题,也是一个政治哲学的理论问题,因为它关系到今天中国国家的根本性质和价值根基。这个问题在常识上谈不困难、在党的正式决议的意义上也早已有了定论,但对于今天中国知识界来说,它其实仍是个十分棘手的问题。

   观察者网:所以绕不开的,还是要请您详细谈谈毛与邓的连续性和非连续性问题。

   张旭东:毛邓中国的连续性和非连续性问题之所以关键,是因为它直接坐落在新中国国家合法性起源、权力基础、法理和治理系统的内在同一性和外部边界问题之上。这些当然都是关乎国家存在的根本政治哲学基础的大问题。

   我们不妨先看一下国家的法理基础,再引入一个“主权者”的概念,这或许有助于我们理解邓小平时代同毛泽东缔造的国家之间的根本关系。从政治哲学的基本概念看,人民共和国同所有国家形态一样,当然是一个将所有个人和集团暴力取消并垄断在自身的法的内部的国家机器;但是同任何历史上的法权秩序一样,人民共和国的法理基础本身也并不能由法条主义的法律概念来说明,而只能由历史中实际发生和出现过的力量角逐和斗争来说明。换句话说,法的社会起源,社会基础,历史起源都是暴力,是革命、战争那样的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一个政权推翻另一个政权的武力和暴力。国家的法和国家的主权形态都植根于它自身的历史起源之中,所以今天一些人用西方的实证法和法治原则来议论中国国家体制的非正当性在知识和概念上是十分可笑的,因为这个国家的权力和法理起源是革命,领导这个革命的党事实上就是这个国家的主权者。国家形态内在于党的形态,正如由这个国家创造出来的新社会内在于国家形态。这同欧美市民社会宪政国家的起源和成长路径完全不同。而主权者之所以是主权者,就在于它可以、有时必须在法律框架之外做出事关国家存亡兴废的决定。在毛泽东之后,邓小平正是作为这样一种主权者的化身存在的。

   苏联“老大哥”崩溃之后许多人一直在想中国为何能够坚持下来。我觉得理由可以从人民共和国所经历的两次“例外状态”着眼去思考。第一个“例外状态”当然是“文革”,是“继续革命”的国家悬置了它自身的法律常态。第二个“例外状态”就是“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它以“粉碎四人帮”开始,但实质当然是在邓小平复出、克服了“两个凡是”之后,以“实践/真理”讨论、“解放思想”等一系列举措一步步把中国带出了原有的体系。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人民共和国的内在强度远远高于貌似强大的苏联帝国,因为它一直在生死存亡的边缘上寻找着自己的真理和道路。这种斗争所带来的实践理性、变革勇气、制度创造性和不断在更大的历史框架内界定自身行动的合法性与正当性的探索,在激烈的矛盾中辩证地维护了人民共和国的统一性。也在这个意义上,如何理解和表述毛和邓的连续性和非连续性,才具备关键的重要性。

   观察者网:但恐怕在一般人看来,有这两个例外状态,很难谈什么连续性?

   张旭东:是。但我想指出的恰恰是这两个例外状态本身点明了国家内在的政治强度和连续性。晚清时代曾有过所谓“国体”问题的争论,毛泽东就这个问题曾给出过一个干脆利落的回答:所谓国体问题就是这个国家里不同阶级的地位问题,所谓宪法不过是把这个国家内部谁统治谁,谁镇压谁,谁管理谁的问题讲清楚。在这个意义上,毛时代的中国国家是一个革命国家,是劳动者的国家,是工农的国家,也是领导阶级或垄断政治权力(“人民主权”)的阶级镇压敌对阶级的机器和机关。

   但在邓小平时代,这个国家开始从她起源意义上的政治国家和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器一步步转变为一个非政治国家、全民国家、法制国家,这是一个现代或者当代意义上的治理、管理、行政、治安、经济一整套制度。我前几年在谈哈贝马斯的《合法性危机》这本书时专门谈到,其实今天的中国在正常运行状态下和西方自由民主体制没有太大区别,都是要吸收和处理经济领域里不断出现的不平等和矛盾,通过动用社会资源、文化资源、政治资源把它化解为一种和谐状态。两者都要统摄经济领域,也都靠消耗全社会的价值资源来吸收经济领域产生的种种矛盾和冲突。

   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这个主体在变化,劳动者的构成和定义在变化,从经济领域,生产领域获得的权力、资本、能力、地位、资源也在发生变化,它们都在国家空间内部形成新生的社会力量和社会权利,包括施米特借霍布斯之口指认的“间接权力”(indirect power),如中世纪教会,行会这些跟王权作斗争的力量。这种“间接权力”本身的政治诉求和既有权力形态的博弈必然带来一国家内部的新的权力分布,带来一个新的国家形态和法治状态。这个状态同“第一共和国”源于革命的超法理的正当性概念是不一样的。

   在国体问题上,邓小平时代最大的挑战就是如何解释国家内部阶级主体的变化,解释这种必要的、历史的变化如何并不改变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性质和“国体”。这种解释在逻辑上无非是证明社会领域的巨大变化并不能改变宪法本身,如何今天的共和国(假定我们称之为“中国人民第二共和国”)和昨天的共和国(“第一共和国”)是同一个国家。这是毛-邓连续性和非连续性、同一性和非同一性问题的实质。

   观察者网:要怎么看待和解释“是同一个国家”的问题?特别是,在如此剧烈的历史转折时期。

   张旭东:评价邓小平,容易的部分是谈改革开放所带来的经济发展,谈人民物质生活的改善和综合国力的增强,难的部分是谈政治领域的根本性问题,即国家意义上的两个时代的关系,实际上是处理人民共和国法的内部演变所产生的革命国家(“第一共和国”)和改革国家(“第二共和国”)的结构性差异、结构性矛盾,以及这种差异性之上的更高的、更为本质的同一性和连续性。从法哲学和政治哲学的角度看毛和邓的关系,可以避免一种简单的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的对立。从国家存在于法律之上这个政治哲学论点看, 毛和邓无论从实质上还是策略上都有高度的一致性,当然肯定有不一样的地方,但这是历史意义上的不同。在对国家性质,对党和国家的关系等一些基本认识上,他们观点是高度一致的。

   如果更看重断裂和差异,我们说宪法有一个非常大的修正。在国家内部有宪法意义上的不同的形态,有几次重大的修宪,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是人民共和国宪政上的一个危机,法理正当性的危机。到今天我们所谓的根本上毛邓的矛盾,左右的根源,实际上是一个constitutional crisis,这一个宪法危机是有过的,但恰恰在这个意义上邓小平在历史上应该给一个非常高的评价:他是毛泽东以后的中国的唯一的主权者,是他在毛泽东身后,通过修正甚至否定毛泽东制定的“法律”,扭转了人民共和国的生存危机(“被开除球籍”问题,即发展的急迫性问题),维护、发展了国家,最终在“法律”之外维系了国家的连续性,并逐步走上了法治的道路。他的位置是无可取代的。

   观察者网:能否请您解释或进一步谈谈这个“主权者”?

   张旭东:毛去世后,邓是事实上主权者,既是毛泽东中国的继承者,又是为了国家的生存和发展而敢于改变“祖宗之法”的那个人。他一个人作为全党和全民意志的化身,既置身在法律(“毛主席制定的革命路线”)之内又置身法律之外,在“大是大非”问题上做出新的决断,是法律在国家内部正常运行和国家超法理的秩序重建之间的连接点。这就是“主权者”的位置,因为他判定什么时候悬置和中止于旧法,以便国家能够延续和重新开始。邓小平在世的时候,他本人,他的存在、他的思考、他的权威和意志是连接法律之内和法律之外、毛的中国和毛以后的中国的那个榫卯和轴心。在这个意义上,他就像施米特所说的那个主权者(the sovereign),他来断定什么是“例外状态”。邓的中国在这个意义上正是毛的中国的“例外状态”。

一般意义上我们理解的“例外状态”是战争,内战或者外族入侵、天灾人祸等等,(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fr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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