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马德普:普遍主义还是历史主义?——马克思主义与西方传统政治哲学在方法论上的区别

更新时间:2014-09-02 10:46:47
作者: 马德普 (进入专栏)  

   【内容摘要】文章分析了西方传统政治哲学在方法论上的特点和存在的问题,论述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及其对思辨哲学的普遍主义方法的批判,探讨了历史主义政治哲学研究方法的特点,从而揭示了政治哲学研究中历史主义方法和普遍主义方法的区别。

   【关键词】政治哲学 普遍主义 历史主义

   政治哲学是对政治生活中的应然问题的研究,即关于政治应该怎么办,或者正当的、理想的政治生活应该是什么的研究。西方的传统政治哲学家们,曾经在不同的时代提出了不同的政治理想方案或正当性标准,并对西方社会的政治思维和政治实践起了各种各样的影响。但是,我们看到,几乎所有曾产生重要影响的政治哲学体系,都是用一种普遍主义的论证方法,试图确立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价值标准或政治理想。然而,历史无情地打破了一个个真诚而执著的梦想:理论上,各种理想的冲突(或诸神的冲突)使任何一种普遍主义理想都难以永恒地确立或普遍地接受;实践上,一个个曾经创造过历史的宏大理想,尽管都直接或间接地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但也都或多或少地为历史上的许多灾难负有责任;从思想发展的历史上来看,这些普遍主义的价值体系,虽然都多多少少沉淀成西方政治文化传统的组成部分,但也都随着社会的前进被抛在了历史的记忆里。马克思主义用历史主义的解剖刀,解构了所有这些普遍主义的理论体系,打碎了所有试图炮制万应灵药的梦想,在政治应然问题的研究中,确立了一种辩证唯物主义的历史主义方法。分析马克思主义与西方传统政治哲学在方法论上的区别,对于我们研究政治哲学即政治生活的应然问题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普遍主义方法论的特点及其困境

   从一般意义上讲,普遍主义(universalism,也有人为译"普世主义")既是一种世界观,也是一种价值观,还是一种方法论。作为世界观,普遍主义就是相信万物背后有普遍的本原或本体,运动变化背后有某种永恒不变的东西。作为价值观,普遍主义就是相信超越时空的、绝对而永恒的价值体系。作为方法论,普遍主义就是认定能从某种超时空的抽象前提,推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关于价值标准或制度模式的普遍结论。概括来讲,西方传统政治哲学的普遍主义方法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普遍主义喜欢抽象地看问题,并且把一般看成脱离个别而存在的东西,认为抽象的或普遍的才是真实的。本来,抽象是人的一种认识能力,是人能够从个别事物之中发现一般性质或规律的理性能力。这种能力本身不仅没有错,而且还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一种动力。问题是,西方传统政治哲学的普遍主义信奉者,并不是通过研究具体的事物去抽象出一般属性或规律,也不是从事物发展的具体需要中去确立价值的目标或标准,而是从抽象的概念或观念出发去研究问题,并沉溺于抽象的思辨之中。他们不讲界限,不讲差异,不讲情境,不讲条件,只讲抽象的普遍原则,认为理想的就是普遍的。他们无视生动活泼的现实世界和社会实践的具体要求,而固执于某种抽象观念或普遍原则的要求;然而,这种观念或原则充其量只是部分生活实践的抽象或概括,而多数情况下则可能只是他们自己的偏好甚至偏见。他们像柏拉图那样,把抽象的世界(理念)看成真实的,把具体的事物视为虚幻的,并且是理念的摹本:当具体事物与这个理念不一致时,他们不认为是理念存在着问题,而认为是具体的事物有问题;当理论与实践发生矛盾时,他们不是去检讨理论和发展理论,而是抱怨人们的实践没有按照他们的理论来进行,并要求实践生硬地去适应他们理论的要求。

   第二,普遍主义政治哲学方法立论的基础或出发点通常是一个抽象的、超时空的前提,而这个前提又常常被看作是一种不言自明的真理。在西方传统政治哲学中,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思想家,由于其追求的价值理想有不同,所以他们理论体系的这种立论前提也不同。比如,古希腊柏拉图政治哲学的立论前提是善的理念,中世纪基督教神学家们立论的前提是上帝,近代西方政治哲学家立论的前提则大多是人性。当然,这些前提的具体内容,在不同的思想家那里又有不同,比如同是人性,有的政治哲学家强调人的理性,有的又强调人的情感,有的强调人性恶,有的则强调人性善。但不管他们之间的理解有何不同,他们都把自己的立论前提看作是超越时空的、不言自明的普遍真理。也就是说,这个前提所包含的内容既是无法证实的,又是不会因时间地点条件的变化而变化的。

   第三,普遍主义政治哲学方法追求的结论常是某种超越时空的价值体系或制度模式。政治哲学本来就是要回答应该怎么办,或者应该追求什么价值目标的,而不是回答现实是什么,或者事物的规律是什么这类问题的。问题是,对于这些普遍主义的政治哲学家来说,他们要回答的不是现在应该怎么办,而是永远应该怎么办的问题;他们追求的不是现实社会的理想,而是千秋万世的永恒理想;他们提供的不是现实问题的答案,而是放之四海而皆准、垂之万世而不移的普遍答案,是包医百病的万应灵药。这就像伯林在概括西方思想的核心传统时所说的那样:"凡是真正的问题,都有一个正确的答案,而且只有一个:所有其他答案都是错误的。不然的话,这个问题便不是个真正的问题--其中必有混乱之处。……这些答案,不管是否已被发现,有着普遍、永恒和一成不变的正确性:不管是在什么时间、地点或人群中,都是正确的,就像昔日对自然法的定义一样,它们不分时间、无所不在、普遍适用。"(注:伯林:《反潮流:观念史论文集》,第99页,译林出版社,2002年版。)这说明,普遍主义政治哲学家们没有条件意识,没有发展和过程意识;他们不懂得事物的发展是一个过程,存在着不同的发展阶段,在不同的阶段都可能有量变和质变(或部分质变)的差异,而且在不同的环境条件中还会有不同的发展可能性空间。他们不知道在历史过程中问题是不断变化的,同一个问题可以有多种答案,而不同的问题更不应该是只有一个答案。

   第四,普遍主义政治哲学方法一般是形式逻辑中心主义的。它从超时空的抽象前提,到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结论之间的桥梁,就是形式逻辑,特别是演绎逻辑。在普遍主义政治哲学家看来,遵循这种逻辑,是达到真理性认识的唯一方法,因此是否运用这种逻辑是人有无理性的标志。从这个意义上说,形式逻辑中心主义就是理性主义的代名词。形式逻辑中心主义必然是一元论的,因为,无论是演绎逻辑的普遍性前提,还是归纳逻辑的普遍性结论,它蕴含的都是作为普遍性的"一";因此,对于逻辑中心主义者来说,问题只能有一种答案,实现目标也只能有一种手段。形式逻辑中心主义不仅无法认识和解释事物的发展变化,而且它还混淆了自然科学和人文学科的差异。它看不到,人文现象不同于自然现象,对自然现象的研究就是对普遍规律的探讨,而对人文现象的研究则是要表达不同情境中的、具体的和特殊的价值要求。在人文领域中,同样的事物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价值或意义,但在不同的情境下,同样的事物对同样的人也会有不同的意义。因此,不研究特定情境中的特定需要,仅仅满足于普遍的、超时空的一般价值或需要是没有多大意义的。

   西方传统政治哲学的普遍主义方法曾经构建起了许多宏大的政治哲学体系,其中最典型的有:古希腊的柏拉图从抽象的善的理念推出的理想国;中世纪基督教思想家从抽象的上帝推出的神权政治理想;近代资产阶级革命时期,从抽象的人性法则(自然法)推出的各种政治理想,如自由主义者的宪政理想、民主主义者的人民主权理想、反抗资本主义者的各种空想社会主义理想,等等。虽然,这些体系的前提和结论都大相径庭,但共同的特点都是把它们的结论视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或永恒正义的理想王国,即超越时空的普遍的理想政治模式。

   但是,面对如此众多的、互相冲突的所谓"普遍真理"和"永恒正义"观念,人们很容易会提出这样的问题:何者才是真正的"普遍真理"和"永恒正义"呢?如果从普遍主义的观点来思考这个问题,最好的回答可能就是:看何者的前提是真的。然而,这里立即就会出现一些纠缠不清的难题:

   第一,在万事万物中什么样的东西可作为这样的立论前提或基础?这一开始就是会争论不休的,因为在柏拉图主义者看来这个前提应该是善的理念,在基督教神学家看来这个前提应该是上帝,在近代思想家看来这个前提应该是人性或自然法,其他思想家还可能会提出其他的前提。

   第二,如果这个前提陈述的是一个普遍的事实,而且是可验证的事实,那就会陷入这样一个困境,即从逻辑上讲,事实无法推出价值,也即"是"推不出"应该"。如果硬要推下去,那就一定要犯逻辑上的错误。如我们无法从人性是自私的或是善的,推出人应该行善;也无法从普遍规律是如此,推出我们应该如此。

   第三,如果这个前提是一个普遍的价值,这虽然可满足逻辑一致性的要求,但是它立即就会面临这个前提需要进一步证明而事实上却又难以证明的难题。而且,如果这样,它也就不成为立论的前提或基础,而成为需要证明的一个结论。事实上,美国《独立宣言》中的那段"不言而喻的真理",恰恰并不是不言而喻的,而是需要详细证明的。例如,为什么洛克就不讲追求幸福的权利,而讲财产权利?到底是财产权还是追求幸福权是人的不可剥夺的自然权利?等等。

   第四,即使所依据的是一个普遍的价值前提,能否推出一个一劳永逸的或万应灵药式的普遍主义解决方案也是值得质疑的。这是因为,具有普遍性的价值不只是一种,而是有多种,而且这些价值之间还可能是相互冲突的或者是不可兼得的。任何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案都不可能使所有相互冲突的普遍性价值同时得到满足。

   西方传统政治哲学普遍主义方法的这些困境,激发了人们对这种方法的反思,也促进了政治哲学在方法论上的转变。

   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及其对思辨哲学的批判

   从一定意义上讲,19世纪历史主义的兴起就是对传统政治哲学普遍主义方法困境的一种反应,也是试图摆脱这一困境的一种尝试。它为人们思考政治生活中的应然问题另辟了一条蹊径,那就是:放弃这种普遍主义的思路,放弃对普遍主义政治模式或万应灵药式解决方案的追求;从具体的历史条件和背景中去理解过去的政治实践,从前后相继的历史进程中去构建应然政治的理想。按照这一新的思维路向,对于人类过去的政治实践,并不能用"黑暗的时代"、"理性的迷误"或"人的异化"等概念简单地一笔抹煞,而应视为历史发展的过程。

   历史主义从18世纪初期在意大利历史学家维柯那里萌芽,后经浪漫主义、黑格尔主义、历史法学派和进化论等思想的进一步滋养,最后在马克思那里以历史唯物主义的全新形式发展到高峰。

   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学说的创立,是历史主义发展的一个崭新阶段。历史唯物主义,在一定意义上,可以称之为辩证唯物主义的历史主义。这就是说,马克思的历史主义,否定了以黑格尔为代表的意识决定存在的唯心主义观点,以及绝对理念的内在逻辑支配历史过程的历史决定论观点,(注:关于历史主义和历史决定论的区别,见拙文《历史主义的兴起及其对自由主义普遍主义的冲击》第32条注释,该文载于《政治学研究》,2003年第4期。)在强调物质第一性的前提下,确立了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之间决定与反作用的辩证关系。从而,在理解或解释社会历史现象时,马克思主义既肯定了社会存在(或社会生产方式)作为必要条件的首要作用,又否定了任何单因素的机械决定论和历史发展的单线论。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一开始就是与普遍主义截然对立的,在一定意义上说,它也是在反对普遍主义的方法中发展起来的。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对德国的思辨哲学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同时论述了如何看待历史,如何看待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关系等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问题。这些批判和论述,虽然不是专门探讨应然问题研究方法的,但是其中的许多思想,实际上包含了他对研究应然问题的思考,而这些思考对我们今天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仍有极大的启发意义。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frank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77469.html
文章来源:作者授权爱思想发布,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aisixiang.com)。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