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吕玉新:文明史鉴:日本国学影响下的极端民族主义滥觞

更新时间:2014-08-24 21:45:30
作者: 吕玉新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右倾保守势力之所以一直尾大不掉,与战后日本情势有关。战后美国占领军制订的宪法,但出于冷战需要,放弃起诉诸多战犯,尽管日本拥有宪政民主,却呈现右倾保守势力长年占有政治高地的格局。

   二十世纪末期,社会主义阵营崩溃、冷战结束,为自由民主的庆贺还未尽兴,极端化的地域族群民族主义(geoethnic nationalism)迅即抬头。在思想上,地域族群民族主义或夹杂着宗教原旨主义,或夹杂着种族主义;而在行动上,则体现为暴力恐怖主义和种族清洗的野蛮罪行。在同时期的中国大陆,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政府对外不再坚持输出源自西方的乌托邦激进革命主张,对内从过激意识形态转向实用主义的改革开放,不唯黑猫白猫,摸着石头过河。尽管政治经济的改革磕磕碰碰,但得益于经济全球化的国际情势,中国经济回归正轨,人民生活水平明显提高,国家整体实力显著增强。在经济贸易发展全球化的今日,中国无可避免地对地区与世界事务产生了重大影响,也不得不逐渐扮演与其地缘政经大国相称的角色。这一点在东亚地区自然也不例外,从近年来在朝、韩、日、中以及影响此地区的美、俄相互关系的动荡和调整可见一斑。

   经过人类历史上死亡人数达最大规模的二十世纪两次世界大战以及韩战、越战与冷战的惨痛教训之后,以和平与共同发展为目标,本来当为国家间关系调整的不二选择。但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这从中日关系上明显可见。一方面,持狭隘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思想倾向的日本右倾保守势力近些年来日渐抬头,以多种借口试图为侵略战争正名,煽动战后在缺乏对军国主义教育批判下成长的国民民意,以扩军而成为所谓"正常国家"为口实,挑动着百年来深受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残害的中、韩人民的记忆,激起民族主义情绪,频频制造刺激地区局势事端。所有这些,都令人遗憾地对和平与共同发展的目标构成了破坏。另一方面,中国近年来虽在经济改革方面高速发展,但在政治改革领域却步履维艰,由此,对新中国建国后违背人类普世价值的浪潮、对包括文革在内的整肃"吃人"运动的肇因与危害缺少深刻的反思,且受体制积弊所累,理性讨论空间不足,加之教育信息的阻塞及人民生活条件的恶化[1],从而产生不少"愤青";而外部情势的刺激,也为中国民族主义情绪高涨提供了相当大的发展空间。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右倾保守势力之所以一直尾大不掉,与战后日本情势有关。战后美国占领军制订的宪法,逼迫日本从黩武和侵略性的法西斯战争屠杀机器转向发展为一个和平与民主的国家,这是日本在战后数十年得以经济腾飞、社会安定的基础。但因战后东西方两大意识形态阵营的对抗,昭和天皇在战争中的罪责(即便是道义上的)未被追究。为对抗苏联在亚洲扩展共产主义势力,美国占领当局出于冷战需要,放弃起诉诸多战犯,释放关押在东京巢鸭监狱的重罪甲级战犯,其中包括以活体五千多人作细菌及化学武器试验并致死亡的731细菌部队头领石井四郎。这些人中的相当一部分成为战后日本政治中坚,包括本应被定罪的甲级战争嫌疑犯岸信介(现任首相安倍晋三的外祖父)日后当选为首相(1957-1960),以及甲级战犯重光葵出任外务大臣(1954-1956)。由此,尽管日本拥有宪政民主,却呈现右倾保守势力长年占有政治高地的格局。

   日本法西斯侵略战争及反人类罪行未被彻底清算的情势,构成日本极右翼言行泛滥的大背景。日本政府高官及从政者中屡屡出现肯定甚至美化日本侵略战争或战争机器(例如"神风特工队")的言论,否定包括南京屠城在内的大屠杀,将因其侵略造成数十万人民死亡的战争颂扬为从白人手中解放其他人种的正义之举,诬蔑慰安妇并在她们悲惨经历的伤口上撒盐等。前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频频公然以种族主义口吻大放厥词(此举遭致联合国人权委员会调查员批评),文部省通过意图将法西斯二战正当化的教科书,以及内阁总理大臣(首相)及数百名议员参拜供奉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这些与真正民主社会理念完全背道而驰的言行,其根源无疑在于侵略与反人类罪行未遭清算的战后情势。

   应当指出,以任何所谓特殊文化、宗教以及意识形态为理由,都无法为二战时期纳粹德国和法西斯日本的反人类罪行开脱。如墨索里尼的天主教观、希特勒的雅安人种观,以及明治国家神道公然以国家名义祭祀侵略他国并屠杀他国人民的战死者("立地成神"由"立地成佛"概念转之),均为如此[2]。这是因为人类文明存在着普世道德伦理价值和常识。法西斯主义、种族主义以及极端民族主义在其原生地的当代西方已遭彻底唾弃,当今包括德国在内的许多欧洲国家立法规定,对企图为纳粹正名、否认二战时德军针对平民与犹太人的大屠杀(the Holocaust)者,无论是公职人员、从政者、宗教人士还是平民,都属刑事犯罪,必被追究刑责[3]。譬如2006年英籍历史学者欧文(David Irving)因在采访中否认纳粹屠杀犹太人,在维也纳被判三年收监刑期,并公开认罪道歉[4]。但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二战轴心国之一的日本,战后却有不少政治家、公职人员及学者否认南京大屠杀,并主张侵略战争的正当性。他们虽受到国外舆论的指责与批判,在日本却不但安然无事,竟还能受到部分民众喝采。

   表现在战后为侵略战争正名、据日本人种优秀而排他的极端民族主义思潮,近年能在日本逐渐拓展,其有战后因国际形势变化而未能及时清算罪责的原因,更有德川幕府时代滋生的近代日本国学带来的深层影响。"国学"一词源于十七世纪为反对出现教条化、被幕府奉为官学的朱子学,上升到对抗当时被视为东亚普世文明的儒学,提倡完全驱除外来文化影响的纯粹本土学之日本思想者。以所谓"国学"为源流的沙文主义和种族主义流毒深植近代日本社会,长期以来却一直被当作纯洁无瑕、极具优良特色的本土思想,不断受到社会追捧。

    

   一 日本国学的源起与宗旨

   十七世纪末期走向激进沙文主义的国学,是在当时德川幕府意识形态控制相对宽松的形势下出现的,其产生多受刺激于儒学的分支--古学,也与水户学有关。德川初期的1660年代,日本古学创始者因痛感宋儒末流视理气为二元远离实践之弊,放弃通过宋儒诠释经典领悟圣人之道,以直接读先秦原著来理解、追求当时的"普世文明"--圣人之道[5]。古学创始人伊藤仁斋、山鹿素行能在当时日本对宋明儒学了解并不充分的情况下[6],独辟蹊径,从研学理学一跃而至古学,并非偶然,实际上与此前主要在中国江浙地区出现的古学有关,朱舜水则应是直接的传播媒介[7]。

   朱舜水与黄宗羲都在明末参加过武装抗清,前者是后者的年长同乡。据黄宗羲记载,朱舜水曾在家乡与黄的好友以及其他志同道合者办过"昌古社",后来抗清不果而避难于日本[8]。当时江浙地区出现了通过重温先秦经典(古学)对政治体制本身以及明儒脱离实践而进行道德修身的反思,与航海地理大发现和世界经济贸易一体化之后东亚受到冲击的新形势有关。彼时日本基层出身的武者借助洋枪铁炮,彻底摧毁了宫廷贵族势力以及寺院武装,从而告别战国时代完成全国统一。与日本一海之隔的明朝,虽然实施极为内敛的外交政策,但东南沿海地区对外贸易发展蓬勃,商品经济发达,下南洋以及在该地区经商者数以万计,更有铤而走险、在海上活动的倭寇(其中许多是华人,包括郑成功之父郑芝龙)。此外,梵蒂冈属下的耶稣会和圣公会神职人员前仆后继地来到东亚传教。1607年徐光启与耶稣会士利玛窦(Matteo Ricci)合作翻译的《几何原本》(还传到日本、越南),以及利玛窦数次刻印的中文版世界地图问世,也都是此新形势带来的产物。

   而此时期由贫农出身坐拥江山的明太祖,却建立了一个极为专制的皇权政体,此体制造就了为政者"奔竞门开,廉耻道丧,官以钱得,政以贿成……坐沐猴于堂上,听赋租于吏胥,豪右之侵渔不闻,百姓之颠连无告"[9],严重与时代发展相抵牾。因而从体制根本上否定皇权专制的黄宗羲《明夷待访录》、顾炎武《日知录》,以及影响了水户学的朱舜水"尊王敬幕"、称赞日本虚君"百王一姓"、学以经世新思想的出现,并不奇怪。然而,尽管江浙思想先行者通过学习经典之古学,闪出了极具现代性的思想火花,但无法获得地缘经济发展不同的内陆思想界主流的响应,在当时的中国如流星一般,转瞬而逝。

   在日本,古学之后兴起的国学,在方法论上沿袭前者通过学习先秦经典探索"圣人之道",但在思想上接过对古学浅尝辄止、走向古学宗旨反面的山鹿素行衣钵,为的是建立"皇国之学"的国学,回归不被外来文明污染的日本本土"真道"。1666年,武士浪人山鹿素行刊出宣扬古学、否定宋儒的《圣教要录》,但他随即被幕府究责,流放僻地。本来对古学理解不深的山鹿,迅即放弃古学主张,转而将朱舜水所肯定的日本"百王一姓"体制,简单地归纳为日本是神国;同时,山鹿激进地宣称崇尚武力的神国日本优于中国,因此应该取代被"蛮夷"征服的清朝,以建立一个全新的"中朝"[10]。这些理念,显然违背了先秦儒学主流(如孔子)以及朱舜水在日本努力宣扬的以文明而非以族裔和人种辨华夷的精神[11]。

   本来,日本国学兴起的萌芽,源自水户藩主德川光圀在1680年代初期委托佛僧契冲对日本古代诗歌集《万叶集》作新的诠释。德川因发起编纂《大日本史》而在全国各处搜集了许多重要文献,对古代日本诗歌的整理与诠释自是计划中的工作,只是水户藩因编史人员紧张,而请契冲代作。契冲通佛儒经义、熟日本古诗,释古歌词以明古代社会及当时人的想法,于1688年编成《万叶代匠记》。国学对古日语诗歌歌词加以诠释,使大众加深对古代社会的了解,无疑是重要的、也是有意义的文化工作。在契冲那里,国学并无后来发展出来的那种沙文主义式的、极端的人种优劣意识。但后来出身于神社世职家庭的荷田春满与贺茂真渊,却将国学导向排斥外来文明的狭隘歧路,提出通过古籍中的古日语揭示纯洁无瑕、未被外来文明(指中华文明)污染的远古日本本土文明,以使国人从外国文化的污染中清醒过来。贺茂和古学创始人一样,不满当时日本盛行以朱子学所倡、据道德礼教为衡量立身处世标准的风习,而是要另开路径,寻找一条不同于存天理、灭人欲的个性解放之路,不过他将释明古日语诗歌歌词的目的,扩展到知悉日本神代社会[12]。贺茂并借用道家思想,通过盛赞无为而治的古代日本,强调神代日本有其天生自然之道,以老庄的自然无为思想来重塑日本古代的神道观,认为儒学的所谓"圣人之教",不过是人以"私智"所创而已[13]。

   不过日本国学者这些充满矛盾的主张,由于无法根据令人信服的事实进行辩证,最终只能侧重于在意识形态上的开展,因为即便连国学者创建理论所依靠的日本最原始古籍,也全都是以汉字写成;其或是以汉语表意(如八世纪初的《日本书纪》),或是借用汉字表音、搀杂着汉语构文(如七世纪末的《古事记》、八世纪的《万叶集》)。

   贺茂真渊之后,其弟子本居宣长遵师所嘱,穷二十余年光阴阐发《古事记》之"古意",以揭示未受外来文明污染的古代神国日本原本纯真无瑕、国土神造、天皇神孙、皇胤万世一系之神之道的事实。本居对《古事记》的诠释,基于文字考证,貌似科学,但其首先将《古事记》与《日本书纪》中有关神皇神国产生的神话,当作铁一般的事实,绝对不容任何质疑,然后再以文字考证来揭示《古事记》中神国天孙降临、天皇为神这一"古意之事实",阐明古代日本之"真道"(旋成"复古神道")[14]。本居这种建立在伪命题上的、似是而非的考证,其牵强附会之处之多固不待说,实际上即便《古事记》与《日本书纪》,也都是枪杆子里夺政权、谋杀前君主篡夺皇位的天武天皇为其本人、其氏族与其政权正名而编纂的。

中国儒家学者一向心仪周朝封建制下的虚君政治,但自秦朝以来却不断出现以武力流血终结的改朝换代。因此,本居宣长嘲笑儒家的所谓"圣人之道",根据《古事记》与《日本书纪》的"事实",(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frank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77270.html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