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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玉新:文明史鉴:日本国学影响下的极端民族主义滥觞

更新时间:2014-08-24 21:45:30
作者: 吕玉新  
肯定日本皇胤自上古(神代)以来是万世一系。在他眼里,中国王朝循环,动乱不已,究其原因,是中土人心卑鄙,每个人都觊觎王位并欲篡夺之﹔而日本人则天生纯真无瑕,无为而治,从无篡夺王位的非份之想。也因此,本居强调必须清除弥漫于日本社会的"汉意"。在当时的东亚,儒学被认作普世文明。满族取代明朝,使得中土周遭产生了一种对儒家文明的继承和认同的忧患意识。朝鲜的儒家学者发出朝鲜是"小中华"的声音,日本的山鹿素行和初期水户学也出现了日本是"中朝"的认识。朝鲜与初期水户学士都秉承着继承儒家文明的意识。但在兵学出身的山鹿那里,思想原点已经变成了神国日本优越,武威之国胜于文治之国;到了本居的国学,则更是在肯定万世一系的神国神皇的基础之上,进一步宣扬日本优于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15]。

   本居宣长之后的另一重要国学者就是自称本居弟子的平田笃胤。他通过神学性的叙事手法,将日本的神祇塑造成为全世界所有神明的缔造者和统治者,由此世上所有文明都是皇大御国--日本的附庸,日本因此是"万国之国"[16]。万国之国中的道之父、上皇太一神则是日本的天之御中主神[17],为万国万神首领;中国三皇五帝中的天皇也是日本的神[18],而三皇五帝是为了教化中国人,才从日本渡海到中国去[19]。平田在上述推论的基础上,进而提出日本人优异于其他国人,理由是日本人是神国之民,具大和魂[20]:

   天地初发,开辟以来,御皇统联绵,荣幸之至。其并非与万国并立,而是事事物物都优于世上所有国家。又,御国之人,因在神国,故自然地具有正确真心,那是自古以来就有的大和心,也称大和魂。……有幸生于感恩不尽的此神国,作为神的后人,不可不知其本之所以。实际上仅仅只有吾国人,无可置疑地远远优于中国、印度、俄国、荷兰、暹罗、柬埔寨以及世界上所有其他国家之民。这不是吾等自吹自擂,而是万国开天辟地,皆由神世的可敬诸神为之﹔而此诸神,悉出于吾国。故,吾国为神的御本国,称作神国,此实为全宇宙举世之公论。

   日本的国学,到了平田笃胤那一代,创造了从意识形态上将整个日本国民同国家捆绑在一起的新学说,而这个国家建立在神国日本、皇统联绵之上,因而使日本民族超越世上所有国家民族,具有无比的优越性。这种论调,距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国民同神国的神主--天皇及天皇名下的政权捆绑在一起的论调,仅距半步之遥。站在本居宣长日本优于万国的理论基础上,平田进一步跨上了鼓吹日本民族优于世界上任何民族的民族主义舞台[21],将天皇尊为天照大神的直系后裔,将全体日本人作为子民(所谓"皇国之神民"),凝聚在这个宗教神主下--成为一种别类的上帝选民[22]。虽然从当时的局势看,平田的国学理论以及受国学影响的后期水户学之新动向,显示了十九世纪初的岛国日本已受到国际新形势的冲击,但是其国学新说也可看作是民间学人在自我意识日益膨胀的相对封闭社会环境中应对此形势的一种反应。

    

   二 尊人类普世价值,承儒学文明大同,抗极端民族主义与种族主义

   作为儒学基本思想之一的学而优则仕未被德川幕府封建体制采纳,成为伊藤博文、福泽谕吉那样有为的下层武士造反的原因,但作为东亚普世文明儒学所具有的辨理、经世之功能,仍获得包括中上层武士在内的知识界青睐。大体来说,明治维新前后的日本思想界,多在儒学知识的基础上接受、消化西方新事物[24]。但另一方面,膨胀的国学意识形态痕迹以及武士社会"武威"风气的残留,也深深地烙进了日本社会,在兰学以及幕府末期改革理论先锋的后期水户学那里均有所体现,尔后又与近代西方舶来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和激进民族主义一拍而合。

   根深蒂固的国学思想,以及在此意识下以"武威"行事的思维流毒,造就了近代日本政界和学界一代又一代、一浪又一浪的激进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意识、言论和行动。例如,吉田松阴的"侵朝占满论";明治天皇的"亲自经营四方,安抚亿兆,拓开万里波涛,向四方宣布国威"宣言[25];福泽谕吉要与东亚"恶邻"断交的主张;明治以来学校教科书对全体国民从小灌输的"日本种族优秀论"以及"对外侵略正确论";日本知识界宣扬的所谓日本"国体论"和"国粹论"[26];深受日本人种优秀、其他民族低劣概念灌输的征韩侵华士兵对他国平民的奸淫屠杀行为[27];日本种族主义理论者大川周明狂热鼓吹大和民族乃世界上最优秀民族因而日本要主宰亚洲的论调;十九世纪晚期以来经久不衰地弥漫于日本社会的宣扬日本人种特殊的"日本人论"[28];前首相森喜朗的"日本神国论";以及政府高官、国会议员不断参拜供奉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等等。在1980至1990年代,日本学术考古权威组织日本东北旧石器文化研究所(以藤村新一为代表),以令人眼花缭乱的造假手法,"出土"了所谓自史前4万年到70万年的石器(志在超过周口店北京猿人),并据此宣称日本为世界古文明之最,这一伪考古发现旋即通过文部省审查并写入了教科书中[29]。

   明治维新后宣称"脱亚入欧"的日本,实行的却是对亚洲的侵略政策,其必然不可避免地走上法西斯军国主义末路,并非如某些政府及军队上层战争参与者或推行者在二战之后,后悔诸如"抢占中国东北后即可收手"、"不应偷袭珍珠港"等违背法西斯战争机器的想法可以阻止。明治以来日本以一岛之力对外无限侵略扩张,给亚洲与世界带来数千万牺牲者,也使日本遭到核爆炸,在历史上首次成为被联合国占领军接管的战败国。此历史教训,不但日本思想界,也是世界各国思想界必须认真反思牢记的。

   在1980至1990年代,日本社会中有不少人因为对侵略战争的亲身负面经历,在地区和平方面,为中日韩友好作了积极贡献,也为帮助中国社会转型作了许多工作。但由于当今世界马基雅维利(Niccolò Machiavelli)式的权谋国交以及政治不必坚守人类道德文明的权威思想仍有相当市场,加之法国大革命以来激起的近代国家民族主义以及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潮渗入世界各地,日本在战后又未能割去明治以来逐步成为法西斯军国主义机器的思想毒瘤、清算战争罪行,影响到学校现代史教育的缺失,因此,当近年来日本经济不振而邻国发展迅速,社会焦躁情绪上升之时,强调强势政府与领导人、企图在为侵略史正名的基础上修宪扩军以做"正常国家"、并且与邻为壑的右倾保守思想蛊惑日渐高扬,赢得不少选民响应,成为撕裂地区民间友好意愿,阻挡共同发展、和平共处的阻碍。

   在地理位置上,日本无法脱离亚洲;在地缘政治经济上,日本也势必面对近邻,尤其是正值社会转型、国势早晚重起的中国。在右倾保守主义喧嚣的鼓噪之中,固然有像家永三郎那样起诉文部省以行政手段要他隐去其编写的高中教材中的二战期间日军暴行、侵略事实,经三十多年诉讼拉锯仍未获圆满结果的例子,但日本社会中仍有许多认同人类普世价值、深知和平共处、共同发展重要性的良知者。譬如为慰安妇伸张正义的法律界与民间人士,揭露、呼吁正视与反省南京大屠杀的政界人士,还有近年来日本学界检讨以往编写本国史时无视外界关联的历史观点的呼声也有所提高,数年前还开展了集百余学人、以宁波为基点探讨近代东亚海域交通、人文交流的研究计划。此外,在战后天皇不涉政的虚君政治制度下,平成天皇藉2001年生日公开表示其先祖与古代朝鲜有血缘关系。不能不说,这一发言对坚持日本神国观的日本政治家而言,是一个应该引以高度重视和反思的信号。

   当民族主义在日本兴起的同时,曾被日本侵略、殖民统治半个世纪的台湾以及数十年的朝鲜半岛,乃至中国(包括香港)的民众,也因战后日本与德国对侵略战争史完全不同的认识,加之目前日本右倾保守主义抬头,国家领导人屡屡祭拜战犯,诬蔑慰安妇为自愿等为侵略战争正名的言行,被强烈地刺激着,民族主义情绪日渐高涨。现今中日、韩日和解的声音和意愿之所以如此微弱,乃是因为这类声音和意愿根本无法在历史加害者欲为其罪行正名、煽起被害方的愤怒感情记忆之情势下得到认同和实施。

   近代以来,许多殖民地国家沿袭西方之道,以民族主义动员国民摆脱国危,奋起独立。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大批中、韩思想者从日本直接或间接地接受了民族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想,同时也受到了日本进攻性领土扩张主张的影响[30]﹔中国的孙中山、梁启超、章太炎、李大钊,韩国的黄玹、张志渊、申采浩、朴殷植(申、朴都深受梁启超影响)等都可为例。此外,受中华历史传统及多民族文化共处之经验影响,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也显示出历史上追求普世文明的片面痕迹,包括曾经走过的非理智弯路--那农民主导的、曾经要向世界推广打倒全世界"地富反坏右",不问人种但却唯阶级成份、背离人类道德文明的所谓"社会主义"革命。日本德川幕府中后期兴起的国学思潮,也竟然难以理喻地在中国被部分时人不明就里地接过衣钵,要将历史上志在普世文明的儒学为主的中华文明自我囿限,用以标榜所谓的文化"独特"优秀性﹔而政党近年为声张合法性也有趋向利用民族主义之嫌[31]。

   在近代极端民族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发源地的欧洲,二战中曾出现过两个邪恶法西斯轴心国,致使欧洲自身意外地也成为极端民族主义与种族主义的受害地。一些带有种族主义色彩的不平等条约在二战后期开始被取消,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独立运动在二战后蓬勃发展。战后包括德国、意大利在内的欧洲人民能在彻底去纳粹化(denazification)、清算法西斯罪行、痛思反人类罪恶的基础上,在追求人类普世文明价值的目标下互相信任,建立起欧洲共同体和欧盟,乃是人类历史文明的一大进步。比照之下,东亚文化世界曾有孔子提倡并终身实践着有教无类,以文明而非种族辨华夷并视华夷身份可变,有孟子倡导"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国不以山溪之险"(《孟子.公孙丑下》)的传统,更应克服近代极端民族主义之流毒,敬畏自然,尊重生灵,遵循人类普世文明,正确认识并反思十九世纪末以来何以发生如此野蛮的侵略战争、屠杀平民之罪行,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互信,发展完善民主体制,缔造和平,共同发展,为二十一世纪的世界文明与人类和平建设做出表率与贡献。毕竟,各国平民都期望生活水平提高,和平安定,相互间也都有非常多可互学、互补、共同增进之处。任何一个国家,被具有极端意识形态思想的政治人牵引,将国家导向与邻为敌之路,都是历史的悲哀,文明的倒退。

    

   作者为美国圣约翰大学客座副教授

   来源:《二十一世纪》2014年2月号

  

本文责编:fr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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