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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点特稿第934期:对手

更新时间:2014-08-20 22:14:08
作者: 中国青年报  

    

   2014年7月5日上午,一场朴素的追思会在复旦大学附近一家酒店举行。大屏幕上定格逝者照片:一个身形瘦削的中年男人,背着双手站在一片开阔草坪上,温和微笑。

   他是杨小凯。尽管已去世10年,但直到今天,他仍被视为当代中国最有作为的经济学家之一。

   追思会当天,戏称自己为“小凯粉丝”的张维迎早早就坐在台下,著名华裔经济学家黄有光专程从澳大利亚赶来参会,因故无法到场的张五常则通过视频实时接入会场发言。

   另一位备受瞩目的出席者是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林毅夫。他穿一件白色格子衬衫,坐在第一排最中间的位置。

   林的到来让年轻学者张居衍感到“有些意外”。他是杨小凯去世前带过的最后几名博士生之一,而他的硕士导师则是林毅夫,“没想到林老师也来了。”

   这样的反应让人想起本世纪初的一场学术论战。2001年年底,杨小凯到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做一场主题演讲。那时候的中国正处在一个微妙的关口:一方面,经济增长在此前3年持续遇冷,另一方面,又在申奥与入世这两件大事上获得成功。

   杨的演讲针对当时学界中较为乐观一方的判断展开,即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对发达国家的技术模仿实现经济快速发展,且不需要走其弯路,是为“后发优势”。

   杨小凯认为,恰恰是因为落后国家可以轻易利用技术模仿发展经济,因此缺乏动力做有利于长久发展的制度变革,长此以往,这种发展路径的选择会付出极大代价,“后发优势”将成为“后发劣势”。

   不久后,林毅夫撰写了一篇题为《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与杨小凯教授商榷》的反驳文章。林认为,并不存在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最优制度,相反,制度是内生的,且与其发展阶段有重要关系。他的主张是,后发国家应该先利用“后发优势”加速经济发展,而制度的完善大可以与经济发展同时进行。

   这个话题被迅速放大为热门的经济学事件,学者们分别进入不同阵营展开论争。时至今日,杨小凯与他的对手林毅夫,两位杰出学者之间鲜明的立场差异,仍然是他们各自支持者之间难以逾越的鸿沟。而这些论争本身,也构成中国改革的思想光谱,成为这个转型时代独特的国家风景。

    

   我与杨小凯和张维迎到底争论什么

   杨小凯追思会之后,林毅夫接受了中国青年报记者的专访。他特地带来一份长达一万两千字的未发表文稿,题目叫《我与杨小凯和张维迎到底争论什么》。5天后,他又发来一个修改后的版本。“我觉得现在媒体和学界,并没有真正理解我和杨小凯在争论什么。”他解释道。

   在此之前,杨小凯去世10周年当天,有财经媒体重发一篇题为《纪念杨小凯》的旧文,作者是林毅夫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的同事周其仁。许多人将周的这篇文章视为“理解杨小凯的一把钥匙”。

   在文中,周其仁讲述了自己与杨小凯相交的几个片段。他1984年去蛇口考察时第一次遇到杨,然后是1987年,他接杨小凯回国做学术讲座,在路上,杨批评了北京当时能够参与决策研究的一些年轻学者知识不够,但因为靠近权力中心,显得自以为是。最后一次见面就是在天则所,听杨讲“后发劣势”。

   在那次演讲里,杨小凯提到自己参观浦东的加工出口区,结果发现85%的企业里国有公司都占了一半以上的股份,连一些高科技风险投资公司都是政府在办。“这种后发劣势的最重要弊病并不是国营企业效率低,而是将国家机会主义制度化,政府既当裁判,又当球员。”在杨小凯的理论框架里,以双轨制为特征的经济制度必然带来大量垄断,而这种制度环境将带来严重的腐败与收入分配上的巨大不公。

   杨的讲述让周其仁觉得“有说服力”,“小凯当然看到中国经济成长的成绩,但他也认为,目前还没有充分的证据可以让我们说,国家、私产、市场等这一套协调分工水平不断提升的制度基础已经很稳固了……我想说,小凯可能是很难安息的,因为他的工作、他探索的问题都不容易让他安息。”

   2014年的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它继续保持着令世界瞩目的增长速度。另一方面,腐败与贫富差距也日益成为这个国家必须正视的病症。

   许多人将这些现象与杨小凯有关“国家机会主义”的论述联系起来。张维迎认为,杨小凯在十几年以前的说法和思想之所以到现在仍被讨论,“或许就是因为他当年所担心的问题如今表现得越来越明显”。

   周其仁在回复中国青年报记者的邮件中写道,自己仍然保留着2004年《纪念杨小凯》一文中的判断,没有新的话要再说,“很多看法,要经受的检验期是很长的,多说也帮不了多少忙。”几天后,他又回复了另一封邮件,“其实,2013年后重提深改(深化改革),就是对你们关心问题的回答。”

   显然,林毅夫注意到了这些学者对杨小凯观点的支持。采访中,他专注地听记者提问,身体前倾而不是靠在沙发背上。

   “我不认为以现在出现的腐败和贫富差距问题,就能论证小凯所主张观点的正确性。”他以推行“休克疗法”的前苏联以及东欧国家作为反例,“他们就是模仿了制度,但今天回头去看,腐败也好,贫富差距也好,我们存在的问题,他们都存在,而且更严重,但我们的快速发展他们没有啊。”

   他语气温和但态度坚定,“很多人说我只要发展经济不提制度改革,这是又一个误解。我从来没有说过不改革,我只是强调要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审时度势地改革。因为改革政策的对和错是要看时机的。”

   这个回答很容易让人想起周其仁的一次演讲——周说中国的计划经济满打满算也就20年的时间,但是改革这个计划经济,“从1978年到现在却已经30多年了”。

   记者就此问林毅夫:“很多人认为改革往往是先改容易的,再改难的,如果一直拖下去,改革难道不会产生惰性吗?会不会想改也改不动了呢?”

   “你觉得,80年代的国企改革和现在的国企改革相比,哪一个更难?”他直接反问,“你不能说后面的改革就难,前面的就容易。1978年时从一机部到八机部有8个部长代表国有企业,改起来会比现在容易吗?1978年的农村改革容易吗?所有公社社长都是‘土皇帝’啊!所以,改革不是阻力大小问题,而是判断利弊的问题,当改革利大于弊的时候不就改了吗?”

   “但是谁来衡量这个利弊?你怎么知道就一定能把握好改革的时机,而不是贻误时机?”记者追问。

   “首先,学者对时机的把握就一定正确吗?其次,我们必须承认政府绝大多数政策是正确的,如果没有绝大多数正确,怎么能持续35年9.8%的高速增长?瞎猫碰死耗子,也只能碰一次吧。”林毅夫的回答并不令人感到意外。中国的经济奇迹,始终是他理论框架里最为重要的论据之一。某种意义上,这也是他与杨小凯最根本的分歧所在。

   “小凯当然知道发展中经济可以利用后发优势,比如技术、资本、信息等方面,可以从先行发达的国家那里‘借光’,无须完全靠自己,所以经济上有很多后起之秀,追的速度可以很快。小凯看到了这一点,但想到更深的一个层面,就是由于存在着后发优势,所以对制度方面的改革掉以轻心,认为不改不是也很好吗,甚至还认为自创了新的人类文明。由于问题被掩盖,实质改革提不上日程,最后等到发作的时候,来不及了。”周其仁曾专门解释过杨小凯的观点。

   接受采访前,林毅夫正在参加一个闭门研讨会,主题是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化解。这一问题曾先后在日本、美国和现在的南欧国家爆发,如今它也是中国经济必须面对的挑战。

   “相比于‘后发优势’带来的短期效果,杨小凯似乎更强调它的长期隐患乃至失败风险。你如何能证明中国的经济一定不会出现他所担心的情况?”记者问。

   “所以我没有回答你提到的关于输赢的问题。”林毅夫稍微停顿了一下,用一句话结束了这个话题,“起码在过去的这些年,小凯担心的事情还没有出现。”

    

   从杨曦光到杨小凯,从林正谊到林毅夫

   杨小凯与林毅夫之间关于中国改革道路选择问题的论争,曾经被这样描述:“这个当年最著名的经济学事件,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很多人分析中国当代经济的两种范式。”

   这场具有标本意义的辩论因改革前途的分歧而生,而两人人生轨迹的交叉,则源自中国改革的起步。

   1979年的长沙,在湖南新华印刷二厂做校对工的杨小凯正日夜加紧复习,准备报考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研究所的实习研究员。千里之外的台湾,在金门当兵的林毅夫已经做好横渡海峡的准备,他最终成功偷渡到大陆,并在不久后进入北京大学经济系读书。

   在此之前,他们各自的人生经历都堪称传奇。林毅夫年少时就崇拜修都江堰的李冰,有“将振兴中华之责任,置之于自身之肩上”的抱负。他后来成为被蒋经国称为青年榜样的明星军官,心中宏愿并未消失,“日日看到大陆的山水,不游过来,我内心就不能平静”。

   年长林毅夫4岁的杨小凯也有着同样的雄心。那时候他还叫杨曦光,少年老成,曾效仿毛泽东横渡湘江,只身到湖南农村进行社会调查。他是一个共产主义者,并认为自己有义务向毛主席汇报这个国家前进过程中出现的错误。“文革”中,20岁的杨小凯写下一篇题为《中国向何处去》的大字报。他认为,当时的中国存在新的特权阶级,要建成巴黎公社式的民主政体,必须再来一次新的暴力革命。

   这张大字报给他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康生和江青震怒于这种完全摆脱官方意识形态的大胆观点。他被以反革命罪判处入狱10年。

   某种意义上,革命的无常与监狱10年重塑了杨小凯。“在经历过革命的骚动,有过被剥夺社会地位的痛苦经历,受尽侮辱和羞耻后,秩序和理性的恢复对我来说像是雨后的阳光。我像所有参加过革命的旧日贵族一样,在秩序和理性恢复时,感到深深的歉疚——为我过去革命的狂热。”他曾这样回忆道。

   他的朋友黄有光、朱学勤都认为,杨小凯经济学思想中对于政府之手的怀疑和警惕,与他在“文革”期间的遭遇不无关系。

   林毅夫到达百废待兴的大陆后,最早希望进入中国人民大学学习政治经济学,却因“背景复杂”被拒绝。后来北京大学经济系副主任董文俊与他进行了一次深入的谈话。“说话很有分寸、认真严谨,是个想搞事业的人,不像有什么特殊目的。”董后来这样回忆当时对林的印象。

   进入北大后,这位没有经历过“文革”与“上山下乡”的台湾国立政治大学企业管理研究所的硕士研究生,很快显露出天赋,在同学中脱颖而出。

   他将自己的名字林正谊改为林毅夫,取自《论语》中“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差不多同一时候,长沙的杨曦光也放弃了旧名,改用自己的乳名“小凯”。

   公信力要用自己的职业来建立,用自己专业领域里的建树来说服人,否则的话,这历史有什么进步

   追思会后的晚宴上,历史学家朱学勤端起酒杯,讲了一个发生在1997年的故事。那一年,他与正在澳大利亚教书的杨小凯同在哈佛访学。偶然的机会,他们遇到一位在“文革”期间因写大字报而入狱的风云人物。见到杨小凯后,此人说的第一句话是:“小凯啊,我喜欢你‘文革’当中的文章,我不喜欢你现在的文章,现在的文章是温吞水,没有战斗力。”

杨小凯笑了笑,(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fr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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