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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点特稿第934期:对手

更新时间:2014-08-20 22:14:08
作者: 中国青年报  
没有反驳。他后来与朱学勤到查尔斯河边散步,叹了一口气说:“‘文革’当中走出来我们这一代多少人,大多数都冻结在那个时代了,成了那个时代思想的化石,很少人能够走出来。”

   那个时候的杨小凯已经醉心学术,经常每周工作7天,每天工作12个小时,连逛一次超级市场也被他视为一件“值得高兴的事”。与学生见面打招呼时,他总是说,“模型怎么样呀?模型乖不乖啊?”有一次,杨向朱学勤感慨自己在普林斯顿大学读博士时之艰苦,“要比坐10年牢还难”。朱便问他,以他的经历,为什么出国后不像其他一些人一样,投身公共领域,成为一个政论家或者社会活动者。

   杨小凯的回答让朱学勤在多年后仍难以忘怀:“他说,我反对那种灭了所有的职业,只剩下自己一种职业的社会活动者。我们应该用能在社会里站住脚的经历去建立公信力,再去争取民主法治。怎么建立公信力?就是用自己的职业、自己的专业来建立,哪怕你是一个牙医、一个记者,甚至是一个鞋匠,都要用你自己专业领域里面的建树来说服人。否则的话,这历史有什么进步?”

   “可以说,小凯很早就有了对专业主义的认识,完成了革命者的转型,这让我觉得很了不起。在我们这一代人里,我没有看到其他任何一个人可以走得这么远。”朱学勤说。

   但另一方面,如学者汪丁丁所指出的,杨小凯还始终保有中国“第六代”知识分子的集体特征——其心理结构的塑型期,恰与共和国历史上最动荡的时期重合。他们习惯于“反潮流”,但对脚下这片土地情深意切。

   与杨在美国共同学习过的一位老友曾经以为,杨小凯已经决定远离中国政治,潜心研究学问,“后来我发现最初的感觉是错的,小凯仍然十分关心‘中国向何处去’。”

   杨的学生张永生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研究员,他的办公桌上如今仍摆放着和杨小凯的黑白合影。张永生说,每一次和老师谈话,“他都会提到中国”。

   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杨小凯专门请来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布坎南做学生的院外导师,其中很重要的原因之一是,布坎南的学说致力于解释“政府失灵”与“市场失灵”之间的关系,而杨认为这对于解释中国问题颇具参考价值。

   重病入院前,他曾发信向系主任请假,并在邮件中请教了有关英国光荣革命和圈地运动的两个相关法案——在生命的最后几年,杨小凯又试图将中国土地问题纳入经济史的框架去研究和解释。

   “在他身体最糟糕的时候,还在想着中国未来的出路。”张永生说。

   或许正因如此,杨小凯多年来总是试图在专业主义与公共关怀之间寻找到某种平衡。1985年,他与当时同在美国读书的钱颖一等人筹办了一场关于中国经济的研讨会,并发起成立中国留美经济学会。正是在那次会议上,杨小凯结识了在芝加哥大学经济系攻读博士的林毅夫。

   后来被视为“论敌”的两人,其实相当欣赏对方的学术造诣与过人天资。1990年,后来成为复旦大学经济学教授的韦森赴澳读博时曾到杨小凯办公室做客。他清楚地记得,杨小凯专门从书架上抽出一本装订好的博士论文,作者正是林毅夫,“这部论文做得很有水平,毅夫的经济学功底甚是了得,做得很规范。你可以好好参考。”事实上,师从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舒尔茨的林毅夫也曾在公开场合将杨小凯称为自己“效法和学习的榜样”。

   追思会现场的一位工作人员回忆,在持续一天半的会议里,林是少数几位从头到尾完整参加而没有提前离开的学者之一。

   这两人曾以不同的方式参与到中国改革的具体进程中。出国前夕,杨小凯加入过“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并曾直接给中央领导写信,建议他们会见邹至庄等见证台湾经济起飞的经济学家。林毅夫的起点同样是农村改革。他1987年归国,进入中国改革史上颇具传奇色彩的西黄城根南街9号院,成为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发展研究所的一名副所长。

    

   众士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

   杨小凯2001年在天则经济研究所的演讲,后来屡屡被人提及。当时在现场的财经作家苏小和向中国青年报记者回忆,那是他第一次知道世界上还有一个叫做杨小凯的经济学家,“瘦弱,有些苍白,在那个所有人都在谈论‘后发优势’的时代,为我们慢慢讲述着‘后发劣势’的课题。”

   “模仿制度比较困难,因为要改革制度会触犯一些既得利益,因此落后国家会倾向于技术模仿。但是这会给长期的发展留下许多隐患,甚至长期发展有可能失败。”在那个寒冷的冬天,杨小凯引用了经济学家沃森提出的一个概念,“Curse To The Late Comer”,翻译成中文的意思是“对后来者的诅咒”。

   “后发优势”最著名的信奉者当然是林毅夫。在1994年出版的《中国的奇迹》中,他作出了中国经济按购买力平价计算有可能在2015年赶上美国的判断。

   留学归国后的体制内经验,让林毅夫成为一个务实的政策研究者,他不再毫无保留地信奉他曾投身的芝加哥经济学派——这一学派以相信自由市场在经济运行中的自我调节力量闻名于世。

   1988年是他学术立场发生根本转变的关键一年。那一年,他参与讨论治理通货膨胀,“当时直接用了停项目、砍投资的行政手段,而不是按照西方教科书里写的那样提高利率、增加投资成本。一开始我也不理解,但后来想通了,面对的现实条件不一样,最优选择也就不一样。如果照搬从美国学的方法,大量资不抵债的国有企业破产怎么办,国防安全又怎么办?”

   林毅夫称这种学术思维转变为“顿悟”。“有多少人亲自参与过改革决策的讨论,又有多少人真正去面对过这个过程?”他强调,自己也是“去西天取过经的人”,“但我和其他人不一样,他们总以为发达国家有一本‘真经’,但我终于发现,这样的‘真经’并不存在。”

   因此,林毅夫对杨小凯演讲观点的反驳丝毫不令人奇怪。他不认为一个后发国家只有完成英美式的制度变革才能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增长。他以推行“休克疗法”并发生经济动荡的前苏联与东欧为例解释双轨制存在的合理性,“保留计划轨会滋生腐败,在政治上的代价很高,当市场的那一轨相当强大以后,放弃的经济代价变小,实现市场单轨的时机也就成熟了。所以,双轨制是给进一步改革创造了条件,而不是像杨文所认为的,强化了国家机会主义”。

   林毅夫专门将反驳文章寄给杨小凯,并收到了回应文章。杨小凯写下一些相当严厉的批评:“林文强调渐进改革的好处,我们认为一个独立的学者要研究渐进改革中的两难冲突。”

   2002年,两人的文章同时刊登在当年春季的《经济学(季刊)》上。这本学术期刊由当时的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办,林毅夫是该中心主任。

   这场论辩发生后不久,杨小凯被确诊为癌症晚期。

   2004年7月,杨小凯去世后,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举行悼念座谈会,主办者和主持人都是林毅夫。他在发言中说道:“公开的学术争论,言辞难免尖刻……众士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

   到底什么才是一个良序市场经济所要求的基本制度构架,中国的经济学为之该向何处去

   在杨小凯去世后的10年里,林毅夫获得了更大的声望,也承受了更多的非议。

   他常被称为“最被主流接受的经济学家”。这一评价既是他所拥有影响力的证明,也成为他遭遇批评的原因。“缺少知识分子的批判精神”,是批评者们持有质疑态度的关键所在。

   “人的经历对他的专业思想和公共关怀有太大影响了。林毅夫偷渡过来投奔大陆的时候,杨小凯刚刚结束10年牢狱之灾,他们的观点怎么可能没有分歧,怎么可能取得一致看法呢?”朱学勤如此评价杨林之争。

   “他的学术观点频遭白眼,他关于中国经济可以高速发展30年的乐观甚至在一般的社会公众那里都难以引起共鸣。”一篇题为《林毅夫缘何孤独》的评论文章这样写道。

   今年的杨小凯追思会后,林毅夫的发言全文被财经类网站转载,结果评论中出现大量激烈意见,他对于“有为政府”的强调以及他对中国经济增长潜力的判断再一次让他成为许多人眼里的“官方经济学家”。

   当中国青年报记者将这些观点转达给林毅夫,并告诉他有人称其为“屁股决定脑袋”时,林看上去并不吃惊。

   “我知道有些人给我贴上了‘政府派’的标签,国内的学术讨论很多是在用立场分人,用一派的立场去批判另一派的立场,而不看观点背后的逻辑是什么,这个逻辑又是不是严谨。我的看法的确有很多是和国家政策不谋而合的,但是你要看,是我先说的,还是政府先做了我才说的?我是不是从1988年以后的思路都很一贯?别人的评价我管不了,但我知道我是按我对问题的分析和研究而提出看法的独立学者。”他仍然保持着一贯温和的语气,但显然,他并不认同那样的指控,“而且说我不批评政府,这也不对吧?”

   他所举出的反例之一发生在2012年。当时,无论是决策部门还是学术界,都在谈论“如何将以投资为主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为以消费为主”,而刚从世界银行归来的林毅夫却认为,中国仍需以投资拉动为主,“我几乎是唯一坚持的人了,如果是‘亲政府’,我不该这样子啊,不该顶牛的。”

   “我相信他本质上是一个学者,而不是一个政客。从他写的东西来看,我认为是那些东西本身使他相信,而不是他为了迎合什么人说什么话。”经济学家华生给出了这样的判断。他是为数不多表示“在承认后发优势占据主导这个问题上,我跟林毅夫更靠近”的学者。

   “我也被人骂过‘投机’,用不着辩解,这太正常了。因为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的舆论倾向,你在中国离开官方语境说话可能是更有市场的,但在印度你这么说话也许就没有市场。你坚持自己的观点,跟时髦的说法不太一样,难免会有被冷落,被排挤,被抨击的时候。关键在于你的观点能否在学术上立住脚,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华生说。

   几天前,华生发表了一篇题为《我们怎样纪念杨小凯》的长文。他的观察角度颇为独特:“后发劣势并非小凯的什么重要研究成果,甚至也不是他的原创,现在却好像成了小凯的主要成果和遗产……这是件很有意思的事。”他将此现象视为中国知识界对于改革问题的一种投射,“为什么都热心谈这个问题,是因为大家头脑里早就先入为主有了一个观点,借这个机会来表达自己的认识。”

   不久之前,经济学家韦森出版了自己的新书《重读哈耶克》。在书中,他用大量篇幅描写哈耶克与凯恩斯有关政府宏观经济政策的论战。“这很契合中国当下的社会现实。”韦森说,他自己也曾写过一篇两万多字的文章反驳好友林毅夫,里面不乏“非常尖锐的批评”。

   “无论各位同仁观点多么不同,至少有一点是一致的,那就是观念的变迁在社会制度变迁中起着根本性作用。”作为追思会的主办者,韦森在现场这样总结道,“在21世纪,我们要建设一个现代化的市场经济国家,到底什么才是一个良序市场经济所要求的基本制度构架,中国的经济学为之该向何处去,这才是我们今天所要进一步思考的。”

    

   现在强调小凯所说的“后发劣势”不是说我们没希望,而恰恰是希望通过警惕来摆脱它

   上海的追思会结束后,网络上出现了不少以“论战”为主题的报道。只不过,林毅夫这一次的对手,从杨小凯变成了张维迎。

一段19分钟的视频记录了追思会上这场辩论的全过程。张维迎、黄有光、林毅夫三人从左至右并排坐在长桌前依次发言。(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fr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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