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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劼:中国文艺复兴的历史回眸和可能性空间

更新时间:2014-08-20 16:26:00
作者: 李劼 (进入专栏)  

    

   一、历史回眸

   倘若作一个历史的平行比较的话,那么中国式的文艺复兴比欧洲早了五百年。有宋年间的人文气象,与五百年后的意大利城邦十分相似,具有一种人的自我觉醒的品质,以及相应的人文关怀的自觉。仅以边塞诗为例,便可看出这种特征。唐朝的边塞诗聚焦的是“古来青史谁不见,今见功名胜古人”(岑参),而宋人的边塞诗牵挂的却是“将军白发征夫泪”(范仲淹)。唐朝诗人之于功名的热衷,即便李白都未能免俗。但这在有宋,足以与李白比肩的苏轼,尽管也会“老夫聊发少年狂”,但其内心深处却有着李白不曾有过的“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那么人情味十足的幽思。李白“我辈岂是蓬莱人”那样的功名心,在历经官场沉浮的苏轼,悄然转为对于人情、人世、人的命运的关切。如此等等。

   这样的人文内涵,也同样见诸画风的演变。唐代名画所聚焦的是帝王(《步辇图》)、或者皇宫(《唐宫仕女图》),而宋代名画则倘佯于山水(《千里江山图》)或者流连忘返于人间烟火(《清明上河图》)。这种演变相当接近于五百年后意大利绘画主题从救世主造型到芸芸众生的转换,其中最经典的缩影便是达芬奇从《最后的晚餐》到《蒙娜丽莎》的画作历程。

   与之相应,宋代的书法艺术也与唐朝迥异其趣。唐人书法虽有豪放不羁的狂草、或如禇遂良柔中有刚的优雅凤舞,但一路演变而至的,却是被后世视作典范的颜字和柳体;构架端庄,笔划生硬。宋人书家似乎是故意跟这种范式性很强从而官气浓重的一笔一划开玩笑似的,将书法诉诸随心所欲的自由挥发。且不说米南宫的意趣盎然,苏轼的即兴挥洒,即便是权高位重的蔡京,其书法也别有一番意趣。后人评曰:“字势豪健,痛快视着”(《铁围山丛谈》)。当然了,苏、黄、米、蔡四大家之中,米芾居首。这不仅因为其嵇康阮籍式自由秉性,同样缘自他随兴不羁而为时人无出其右的书法成就。

   正如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有贵族如美弟奇家族之于艺术尤其是歌剧的爱好,宋代有宋徽宗那样的皇帝,不止爱好艺术,而且径直成为书画家。宋徽宗赵佶应该是足以与李后主媲美的艺术家皇帝,并且比李煜更有情趣。尽管作为皇帝,两人一样的失败;但赵佶却于两处,远胜于李煜。一者是,赵佶以和谈与招安的方式,安抚江湖造反;再者是,赵佶是个历代皇帝当中极其鲜见的具有浪漫情调的男人,从而给后世留下了与李师师的风流故事。撇开政治上的成败,艺术家皇帝赵佶在个人品性上与法国的路易十四,极其相像。

   就像路易十四对于法国文学艺术具有重大影响一样,赵佶对于宋代人文气象的推波助澜也同样功不可没。皇帝一浪漫,天下谁人不浪漫?爱情作为主题,在李商隐的诗歌里是相当含蕴的,及至宋人填词,全都直言不讳。且不说“执手相看泪眼”(柳咏),“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秦观),即便是以爱国诗著称的陆游,都写有“红酥手,黄籘酒”那样的《钗头凤》。倘若说,唐人的放纵以宫廷为最,那么宋人的男欢女爱已然蔚为大观。而爱情,庶几就是宋词的主旋律。

   发生在诗画书法上的这些变化,最后由一部相当经典的诗学论著标画了出来,严羽的《沧浪诗话》。比起南北朝诗学家刘勰的《文心雕龙》,宋人的《沧浪诗话》十分明确地拒绝了文以载道的理念,转而注重于“羚羊挂角、无迹可寻”式的内心体悟。审美观念的变换,乃是人文景象最根本的历史标记。就像欧洲文艺复兴时代的审美情趣迥异于中世纪的刻板、僵硬,有宋年间的审美风尚不再是硬梆梆的功名向往或者杜甫式的颂圣咏怀,而是“杨柳岸、晓风残月”那样的柔肠幽情。倘若没有游牧民族的野蛮南侵,宋代这种人文气象,前景不可低估。然而,即便被蛮族南侵一再打断,中国的文艺复兴也已然发韧。

   要考察何以在有宋年间出现文艺复兴这样的人文景观,无疑需要追溯诸多成因,经济的、文化的、历史的还有政治的,然其中最应该提及的,无疑是禅宗之于中国士子的巨大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说,禅宗在使士子心灵获得悄然解放的同时,激活了中国文化被长期边缘化的崇尚自然、热爱生命、珍视天性的自由灵性传统。国风里的“关关雎鸠”,老子的法自然,庄子的齐物与逍遥,杨朱贵己,墨子兼爱非攻,所有这一切遥远的记忆,经由禅宗之于心灵的呼唤,被不知不觉地复活起来。人,可以不再为功名而生,只为当下的幸福而活。

   毋庸置疑,这样的文艺复兴是文化的、而不是文明化的人文现象和历史进程。按照斯宾格勒之于文化和文明的界分,可以如此定义两者的区别:文化是精神的、存在的,因而是柔软的、悲悯的、天然具有非功利品质的;而文明、或者说文化的文明化,则是物质的、生存的,因而是强硬的、不相信眼泪的从而必定是功利的、实用的、具有功效准则的。文化与文明的这种区别,即便在英语世界都未必十分清晰。就词源学而言,英语的文化(CULTUER)与文明(CIVILIZATION)不是共时性的区分,而是历时性的标画:以农耕和城邦为词根。以往的历史学家也罢,文化学者也罢,习惯于以生存性和功用性的原则考察历史,因此通常面对宋朝的人文现象时,侧重宋明理学,而轻视甚至无视上述提及的诸多人文景观。他们论及宋徽宗时,也仅止于作为一朝皇帝的成败得失,而完全忽略这个艺术家皇帝之于有宋年间文艺复兴的意义。即便论及苏轼这个具有象征意味的宋代文学家,也只是津津乐道其官场沉浮和诗文成就,而不太重视他迥然有异于李白的文化心理品质。

   传统的功利主义的历史考察方式,最大的缺失乃是完全忽略了有宋年间的中国式的文艺复兴。尽管这场文艺复兴不及欧洲那么波澜壮阔,从意大利一下子推及到欧洲诸国,尽管这场文艺复兴不如欧洲近代文化之于中世纪黑暗反差强烈、对照鲜明,而只是悄然潜入有宋年间,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弥漫开来的,但这毕竟是发生在中国历史上的划时代变化。从生活方式到审美观念,有宋年间与此前的历朝历代都很不一样。至于宋代之于后世的影响,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当今的中国社会尤其是中国文化,乃是承接有宋而来的历史延续。

   对照中国式的文艺复兴与始于意大利的欧洲文艺复兴,一个最显著的特征在于,中国文艺复兴是一个非常漫长的历时性过程,而欧洲文艺复兴则是一个仿佛具有爆炸性效应的共时性的空间景观。而且,欧洲的文艺复兴非常迅速地产生出辉煌的文明成果,而工业文明又反过来推动和扩展了文艺复兴的文化成就,彼此相辅相存,互相激励又互相补充。相反,始于有宋年间的中国文艺复兴,非但没能得到文明化成果的支撑,反而受到非常惨烈的夹击,在来自北方游牧民族的野蛮战争和僵硬的程朱理学教条的双重践踏底下,如同石缝里的小草一般,气若游丝,时不时地艰难苟活于一息尚存的窘迫。

   倘若说,北方游牧民族的反复入侵是野蛮的,那么主要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更野蛮。理学在其先驱张载还仅仅被诉诸“为天地立心”的虚妄,到了朱熹则构造出了一个庞大的以理为核心的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体系,并且在审美观念上比刘勰《文心雕龙》还僵硬,不仅要文以载道,而且明确其道乃儒家道德之道。按照朱熹的理学道德观念,不要说一般庶民,即便是朱熹那样的圣人本身,也难以遵循,从而不得不过着一面宣扬禁欲、一面暗中纵欲的双重人生。

   基于如此虚伪而僵硬的理学背景,明朝的王阳明心学,有如欧洲历史上的路德宗教改革似的,将刻板的道德律令诉诸不无存在意味的内心修为。及至清代的戴震,犹如欧洲历史上的布鲁诺、伽利略蔑视中世纪宗教黑暗那样空前激烈地反抗理学教条,直斥朱熹“以理杀人”。王阳明心学及其事功成就之于后人的影响,造就了自曾国藩以降的好几代中国晚近历史上的改革家。而戴震之于朱熹理学的批判,受到梁启超和胡适之的共同激赏,从而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声。戴震的意义,与张载呈相反的对称;张载是理学的始作俑者,戴震学说则成为五四新文化的历史预告。

   尽管遭受着内外两重野蛮的重压,但中国式的文艺复兴却有着极其惊人的顽强生命力。即便在蒙古王朝的统治底下,照样蜿延前行。紧接着宋词的缠绵多情,以《牡丹亭》、《西厢记》为经典的元代戏曲,成全了中国戏曲的黄金时代。尽管言辞间难以清除儒家道德观念之于审美的污迹,但元代戏曲毫不含糊地聚焦于男女情爱,而不以理学倡导的修齐治平为然。相对于文艺复兴以后的西方绘画公开以女祼体挑战中世纪的蒙昧,元代戏曲里的爱情故事难免有些云遮雾障。然而,透过典雅朦胧的文辞,人欲依然清晰得有如安格尔绘画中的浴女。

   与世俗人间以情欲为主题相对称的,是元人绘画不食人间烟火般的超然。这里指的是,黄公望那幅绝世之作,《富春山居图》。此作既有宋人山水的万千气象,又有庄子逍遥齐物的深邃内涵。画中些许若隐若现的人物,与其说是对俗世的致意,不如说是倘佯于天地山水之间的苍茫品味。这样的苍茫,既有唐人“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般的沉郁,又有庄子梦蝶般的混沌。倘若对比一下达芬奇的《蒙娜丽莎》,那么可以发现黄公望此作的构思正好是个颠倒:将人物淡化到几近于无,将人物身后的大自然扩展成悠长悠长的青山绿水。在这样的天地里,不要说朱熹的那种理是根本没有位置的,即便是老子所说的道,也消逝于无形。

   元人戏曲里典雅细腻的情致,到了明清小说,可谓肉欲蓬勃。一方面是理学道学犹在,一方面却是纵欲人生照写。并且一个比一个毫无顾忌。《金瓶梅》比《三言两拍》更露骨,清人的《肉蒲团》又比明人的《金瓶梅》要更加不事掩饰;颇有鲁本斯画里的放荡,竟然还要兼具伦勃朗画中的“顶光”,籍此施展一番因果报应之类的劝戒性说教。即便是那部周旋于神仙妖怪之间的《西游记》,也难免以猪八戒那样的世俗造型,乘宣扬修佛成道之际,狠狠地媚俗一把。至于《三国演义》所出示的,是交织着权谋和嗜杀的逐鹿江山;而《水浒传》上演的,则是水泊梁山的草莽造反。然而,与演义小说当中的末流货色诸如《封神演义》、《七侠五义》之类的泛滥形成强烈对照的是,那部中国式文艺复兴的历史性经典,《红楼梦》,很不经意地横空出世,仿佛一朵出自污泥的莲花。

   《红楼梦》的问世,标记着中国式文艺复兴无论就其形式还是就其内涵、抑或无论在精神上还是审美上,最终得以成立。换句话说,因为《红楼梦》的存在,使整个民族得以重新做人。华夏民族最初的心理原型是刻写在《山海经》里的,中国人后来从千百年的愚昧里产生出人的觉醒是以《红楼梦》标记的。或许正是这种神奇的对称性,致使曹雪芹的《红楼梦》从《山海经》里的女娲补天起笔。被周孔伦理压在等级社会金字塔最底层的中国女性,因为《红楼梦》而像《白蛇传》里的女主角一样,重见天日。屈原式的《离骚》,在《红楼梦》里变成了献给一个小丫环的诔文。《金瓶梅》里的情欲,经由《红楼梦》而升华成心灵的咏叹,诗意的存在。中国的文化因为《红楼梦》而重新定义,中国的历史因为《红楼梦》而重新书写。《红楼梦》就像莎士比戏剧、但丁的《神曲》,成为一个民族在文艺复兴历程上的划时代地标。

   《红楼梦》以降,理当有一个中国式的启蒙运动或者狂飚突进。非常遗憾的是,不能说没有,但过于短暂,简直就是转瞬即逝。五四新文化本当是《红楼梦》的一个逻辑结果,但被一场外来的主义所扭曲所打断。五四新文化之于传统的批判,仅止于打倒孔家店那样的口号。虽然语言从文言转化成白话,但思想却相当幼稚。对科学和民主的向往里,竟然没有人权意识,竟然缺乏自由的秉性。最后导致主义乘虚而入,成为又一出异族入侵式的历史重演。一样是马背上的争夺天下,只是这次不啻是弓箭长矛换成机枪大炮,同时更是握有绝对真理话语,揣着乌托邦理想。

中国式的文艺复兴进程,就此中辍了将近一百年。五四新文化运动经由一系列的演变,最后变成了文化大革命那样的劫难。当年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主角们,后来大都变色。反倒是拖着辫子的王国维,给后世留下了《人间词话》、《{红楼梦}评论》那样的审美著述,从而继《沧浪诗话》之后,更上一层楼,确立了中国诗学非功利非实用的审美历程碑。(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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