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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远鹏:李慎之先生与燕京大学

更新时间:2014-08-02 10:23:56
作者: 吴远鹏  
绝对权力使人绝对的腐化。”使李慎之大感兴趣,“完全醉心于斯特朗的话”,更让他产生了许多想法:“为什么会造成这样大的权力,应当怎样防止这种势力的滥用”,“错误总是可能犯的,而错误这样严重、这样长期、而且难于纠正却是更值得深思的问题”,既然原因在于权力的集中,解决问题的答案就“倾向于权力的分散”、“权力的制约”,“我们的民主集中制扣得太紧了,包得太多了,应当放松一点,分散一点,要设立许多办法来防止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要设立许多办法来及时发现错误”,“我们的集中是过分了,它可以产生脱离控制的领导”,“而这就是引起个人崇拜的根源”,相较于苏联发生了斯大林这样的错误,“资本主义国家政策的变换、领袖的更迭,倒好像是很巧妙、很容易,而且不引起大震动似的”。

   关于民主集中制问题,李慎之首先想到的是“议会”的问题,认为“单一的选举名单将使选民很难选择,没有竞选将使选民很难监督”,“执有实权的人就可以行使操纵,而最后就可能形成脱离控制的会导。这是我认为最可害怕的。”“政治制度应该放在这样的基础上:即使坏人上台,也不至于作坏事。”“要想一切方法保持代表同人民的联系,在这里,我以为竞选就是一种可以采取的方法”,“应当确保代表对各级政府的控制”,“公开辩论又是可以采用的一种方法”。针对有些代表只讲些感激党和感想的话,不一定能处理这个最高权力机构(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引者注)所面临的重大的政治问题,李慎之“考虑过代表常任并且在任期内专职化的问题”,“幻想把我们的代表直接来自民间的优点同资产阶级议员专精政治的‘优点’结合起来,职业政治家和生产者的结合”。

   李慎之的“制约”说甚至还认为,“将来到了阶级消灭的社会,一个党办事可能不如两个党能互相补充,互相制约”。

   关于专政的问题,李慎之认为“在主席提出无产阶级专政有阴暗面以后,我就比较夸大地去认识这个阴暗面,而对专政的长期性也发生了错误的看法。……我觉得专政应当随着阶级斗争的减弱而减弱。否则就会引起副作用,甚而转化为同人民之间的问题。”

   在批判斯大林之后,南尼(意大利社会党总书记)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到底在什么地方无产阶级专政变成了一个党专政,而一个党的专政变成了斯大林一个人的专政呢?这个问题对李慎之产生了极大的刺激,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这个问题打中了我”。他认为,像苏联这样在阶级斗争任务完成了以后(指国内阶级斗争),把作为阶级斗争工具的党,继续保持如此强大,是不合适的,甚至会有反作用,发展出对人民专政的作用来;在阶级斗争结束后,党应当逐步削弱以至于最后与国家一起消亡;“我们的党只要管政治就行了,不要管那么多事”。

   除了人民代表与政府之间应有制约关系以外,“党与政府也应当有制约关系”。“党应当在政策上领导,而不直接去布置工作,这样可以通过政府机构来更好的发动非党群众的积极性”。

   关于“党政关系”,李慎之“过去(指1957年之前,引者注)一直很重视党政划分方面的手续”,“这次鸣放开始以后,攻所谓党内特权的特别多,许多右派分子都攻击了所谓‘以党代政’的现象,社内(指新华社,引者注)也有许多同志提了这方面的意见,我认为这一类现象是很容易触伤非党员的自尊心,因此我也表示赞成,要求‘党员去除他目前实际上保有的行政上的特权(我指的是,参加会议、阅读文件)’。”

   制约思想再发展下去,就是认为在阶级斗争结束以后,对新闻、科学、文化艺术都应当开放。“我一直希望在这方面更自由”。“我以为,这样一种自由的文化思想界对于政权可能是一个极好的补足与制约,它可以帮助发现在政治系统中未发现的问题,揭露其中未发现的错误”。

   李慎之虽然也认为“群众路线是一种工作方法,也是一种工作制度”,但又认为“还应该在思想范围内强调专家、科学的这个路线”;“应当强调科学路线、专家路线,来与狭义的群众路线合组成广义的群众路线”;在科学方面独立的研究常“可以得出与群众的直接经验不一样的结论,而它往往可能是正确的”。

   李慎之的“第二个修正主义的政治概念就是‘出气洞’的概念”。匈牙利事件时,曾有一位新华社的同事问李慎之事件发生的原因,李慎之虽然也认为是因为匈牙利“专政不强(指没有镇压多少敌人)”,“但是总以为可能还有些别的问题”,“我以资产阶级政治学的概念设想,拉科西领导下的政权可能是太硬,因而就太脆了,因而缺乏足够的应变的‘弹性’,这可能是原因之一”。由此而发展出一套“出气洞”或“安全阀门”的想法来,认为政府应该“少管一些”,政府不应当把一切都包下来,因为这样“就可能使自己成为矛盾的焦点”。

   1957年10月28日,李慎之“得到一项特殊的荣幸”,在新华社全社大会上进行自我批判。当时的社领导叮嘱他要通过“现身说法”来“消毒”,“来向群众表明一个共产党员,一个革命干部,在犯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滔天大罪以后是怎样对待党的判决的。” 批判大会上,李慎之作了声泪俱下的长篇自我批判:《向党、向人民请罪》,新华社副社长邓岗作了题为《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的定性发言,李慎之成了“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

   经过不断的批判和挖掘“犯错误”的思想基础,李慎之总结了自己犯错误的根源有三:一是浓厚的未经批判的资产阶级民主思想。二是浓厚的所谓“知识分子气质”,实际上是隐藏在知识分子外貌下的资产阶级乃至封建阶级的思想感情。三是个人主义。而造成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原因,就是因为“受过一套完整的资产阶级教育”。实际上就是就读于燕京大学期间所接受的教育和影响。可以说,李慎之1957年受批判的一系列思想实际上形成于接受大学教育期间。因为自从1945年6、7月间从燕京大学毕业之后,到1957年成为“右派”,李慎之全身心地投入到“革命”事业中,再没有长时间、系统接受思想、理论、知识的机会。

   “革命吃掉自己的儿女。”在这之后,李慎之先生开始了长达22年的“右派”“改造”生涯,从34岁到56岁,人生的大好年华,就这样被白白浪费了。

  

   (2014年3月9日初稿,4月27日改定)

  

   参考文献:

   《李慎之文集》(上、下),李慎之著,张贻女士自印本,2004年4月出版。

   《李慎之的检讨书(1957-1990)》,李三达编,香港新世纪出版及传媒有限公司,2013年4月。

   《怀念李慎之》(上、下),李慎之生前友好自愿捐资印制,2003年5月出版。

   《怀念李慎之》(续一、续二),2006年1月出版。

   《八十三封书信——许良英、李慎之书信集》(增订版),同心同理书屋,2010年12月出版。

   《燕京大学:1919-1952》,陈远著,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年7月。

   《消逝的燕京》,陈远著,重庆出版社,2011年4月。

   《燕大文史资料》(第九辑),冰心、萧乾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11月。

   《燕京大学经济系及其人物思想贡献》(论文),张亚光、李雨纱著,《经济科学》2013年0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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