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传亮: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探索和启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10 次 更新时间:2014-07-29 2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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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传亮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是党的历史上第一次提出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概念,但绝不是简单的概念或范畴的变化,更不是在工业、农业、国防和科技现代化之后附加的第五“化”,而是蕴含着全新内容的政治理念。它不仅反映了我们党对国家现代化认识的深化和系统化,而且体现了我们党对改革认识的深化和系统化。那么,为何在改革开放30多年后提出这一崭新思想,我们国家在治理体系现代化方面到底经历了哪些阶段,有什么今后值得借鉴的经验或汲取的教训,都是值得研究的重要问题。


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思想的提出

国家治理体系是指党领导人民群众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国防和军队、党的建设等各领域的体制、机制和相关法律安排。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是指制度体系不断健全、成熟,走向现代的过程。

中共中央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提出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至少有三方面原因。一是世界上大国小国的崛起都离不开制度变迁,凸显出制度文明的重要性。无论是美国、英国,还是德国、法国,无论是荷兰、意大利,还是西班牙、葡萄牙,这些国家在兴起过程中都表明了除技术创新、开拓航线、殖民他国之外,最关键的是制度变革。他们从农业为主的封建制度,转向了以工业为主的资本主义制度,并在制度变革过程中逐渐形成了适合本国国情的各有特色的政治、经济、社会等各类制度。这也是他们百多年来保持发达的根本所在。简言之,大国兴起的关键因素是不断向成熟健全演化的制度。二是中国近代百年屈辱历史表明了制度选择的巨大价值。1840年鸦片战争战败表明中国王朝制度的脆弱与不堪。在封建王朝制度下,人们思想僵化,从而带来社会活力不足、创新动力缺乏、制度演化缓慢。久而久之,原来还先进的制度失去活力,制度落后就渐渐招致失败。中国近代一百多年落后挨打,实质上不是农业文明自身落后,而是与工业文明相比的比较性落后。中国围绕农耕社会打造的制度体系,在西方围绕工业发展打造的制度体系的碰撞下,显示出了整体性制度弊病。这是近代百年中国落后挨打的制度因素。三是实现民族复兴梦想必须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中国梦是国家的梦,民族的梦,也是每一个中国人的梦。这一重大战略思想是在总结170多年近代历史、中共90多年历史、新中国成立60多年历史、改革开放30多年历史基础上提出来的,具有厚重的历史感。当今中国,经济总量位居世界第二,货物进出口贸易居世界第一,500多种工业品中200多种工业品产量居世界第一,同时中国改革也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清醒面对成就,从容涉过险滩,实现民族复兴大业是第一目标。这就要求不断改革和完善现有制度,提升制度弹性,增强制度活力,从制度上保障改革前进的步伐。简言之,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思想正是在总结世界大国兴衰、中国百多年历史经验教训、着眼于民族复兴伟业基础上提出来的。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三大阶段

1840年是中国被动卷入世界现代化洪流的标志。此后中国的仁人志士都在努力探寻中国复兴之路,从器物层次到制度层次再到文化层次,不一而足。单从制度演进角度看,中国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历程可分为以下三大阶段。

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迷惘阶段(1840—1949年)。1840年之后,不少先进分子开始思考中国落后的究竟,病急乱投医现象随之出现。有人觉得武器落后,就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有人觉得文化落后,就提出“打倒孔家店”、鼓吹“全盘西化”;有人则从制度上寻找原因,准备向日本或向英美国家学习他们的政治经济制度。尤其是辛亥革命后,各种社会力量在建立什么样的国家治理体系问题上进行了激烈的斗争和较量。一些人企图复辟帝制,一些人尝试建立君主立宪制、议会制、多党制、总统制,但最终都以失败而告终。这个阶段的国家治理基本呈现中央丧失权威、军阀割据、各管一摊的局面,治理体系残缺不全,王朝统治与军阀治理混合,没有形成有效的治理体系。不同时期的执政者都试图建构起一套适合中国的国家治理体系,从袁世凯恢复帝制到孙中山效仿欧美政制再到蒋介石实施威权统治,都没有成功。在这个阶段,尽管提出或实施了若干治理设想,出现了治理体系现代化的若干因素,共产党也提出了民主治理的高远诉求,但还停留于迷惘阶段,远远谈不上治理体系现代化。

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初步探索阶段(1949—1978年)。这个阶段是中国共产党执政中国的最初阶段。中共利用革命期间积累的治理经验,把党的基层组织密布于中国广大乡村,组织动员社会力量大大增强。同时,为建立一个现代化国家,中共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诸多方面进行了卓越创造。在制度建构上,政治方面建起了人民民主专政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治协商和多党合作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相配套的体制机制;在经济方面,通过向苏联学习,建起了纯而又纯的公有制,形成了比较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在文教卫生社会管治方面,颁布了一些制度规章,还建设了一些法律制度。这为中国从前现代国家向现代国家治理的转变提供了制度基础。当然,这个阶段的治理方式经历了较大曲折,刚开始围绕生产力发展而设计的体制机制,随着领袖思想的转变,逐渐转向围绕阶级斗争展开,使得这个阶段的治理特点呈现为运动式治理。从而使得一些好的制度设计没有得到实际实施。

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变革阶段(1978年至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开始以全新的治理视角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从治理理念上看,抛弃了阶级斗争为纲的观点,取而代之的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且表示“一个中心”一百年不动摇。从治理特点上看,更加注重遵循客观规律,提出按照经济规律管理经济、按照政治社会发展规律来推进政治、社会发展,开始从革命向改革回归,开始从斗争向和谐迈进。这个阶段制度建构创新取得巨大成就,基本实现了从革命化的治理体系向现代化治理体系的转变。具体来说,经济上,在坚持基本经济制度的前提下,推动计划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基本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政治上,在坚持根本或基本政治制度的前提下,创造性建构了基层民主制度,推动决策制度向着科学化、民主化、制度化方向发展;在社会生活层面,提出了依法治国方略,基本建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推动着治理方式从人治向法治艰难转变。与此同时,文化体制、社会治理体制、生态文明建设都取得积极进展。但毋庸讳言,还存在体制机制不完善、部分制度间尚未形成合力、制度供给不足等问题,这也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推进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考量。


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探索中的经验教训

治理体系现代化具有本土化内涵,不能照抄照搬别国治理体系。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治理体系,是由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决定的,是由这个国家的人民决定的。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发展模式,也没有一成不变的发展道路。一种制度模式在一个国家是适用的,在其他国家则不一定适用。中国在历史上也曾想全盘照抄西方治理体系,但都以失败告终。这就要求我们从国家实际出发,不断探索创新,建立一套具有中国特点、中国风格的国家治理体系。同时,我们要保持战略定力,适合国情的基本制度一律不能随意动摇。

加强对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的评估,以确保制度发展质量。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应该向着民主化、法治化、协商化、透明化等现代方向发展。国际上对于治理已经展开多年的规模评估,并积累了丰富经验可资借鉴。对于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也应该展开评估。评估的标准主要有权力运作制度化、治理方式法治化民主化协商化、决策科学化民主化制度化等等。应该依托高校或科研机构,建立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评估中心,专门研究制定评估标准和评估方案,定期开展国家层面和区域层面的国家治理评估。如此能够准确测量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进展,有利于明确下一步发展方向。

正确处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系。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相辅相成的有机整体,有了好的国家治理体系才能真正提高治理能力,提高国家治理能力才能充分发挥国家治理体系的效能。作为治理体系核心内容的制度,其作用具有根本性、全局性、长远性,但是没有有效的治理能力,再好的制度和制度体系也难以发挥作用。

此外,要加强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一个现代国家治理体系背后一定有符合现代性的整套价值体系作支撑。中国多年快速发展的背后也有价值支撑。今后建设现代化的国家治理体系仍需要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给予精神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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