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裴宜理:一个阶级的光荣与梦想——《安源实录》推荐序

更新时间:2014-07-28 22:20:03
作者: 裴宜理 (进入专栏)  

   《安源实录:一个阶级的光荣与梦想》

   于建嵘/著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1年2月

  

   《安源实录》节选:

  

   工人问题和问题学者

   2001年5月1日是新世纪第一个国际劳动节。上午10时,我从故乡湖南衡阳登上了由南宁开往无锡的1380次列车,开始了江西安源之行。此行目的是要深入到这个被称为中国工人阶级“红色之都”的地方,观察和理解中国工人阶级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应该说,要从“亲身的观察和亲身的交往中直接研究”中国的工人阶级,研究“他们的要求,研究他们的痛苦和快乐”,同时又以必要的可靠的材料补充“自己的观察”,是我在20年前就曾有过的计划。当时我还是湖南一所大学政治系二年级的学生,在研读弗?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时,被恩格斯详尽的描述和深刻的分析所震撼。这种震撼不仅由于我出生在中国南方的一个工人家庭,我的亲人大都是工人,对工人这一社会群体有着一种天然的亲近感,更主要的在于,我被恩格斯所运用的研究方法深深地吸引了。在我看来,恩格斯在研究中所坚持的实证主义精神是中国社会科学界最为缺少的。当时我就有了一个计划,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让全世界的人民也知道中国工人的历程和苦难,光荣和梦想。

   然而,我却一直没有勇气来实施这一计划。因为,当我试图以实证的方法开展这项研究时,我发现自己工人家庭出身的社会背景以及人生的经历时刻在干扰着我对这一问题的观察和判断。种种困惑让我最终认识到:如果没有理论研究的视角,如果没有强烈的问题意识,如果没有辨别是非的能力,我便无法进行客观公正的观察,也不可能最终获得真正具有理论价值的学术成果。于是,我将这一计划搁置起来,转而研究中国的农民问题,希望从对农村和农民的研究中寻找到观察工人问题的视野和方法。为此,我遍游中国名校,普访各地名师,进行了近20年的努力和寻找。在20世纪最后的几年里,我来到了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师从著名政治学家徐勇教授,研究中国农村问题。徐勇教授特别强调实证研究,认为要真正了解中国社会,必须进行艰苦的个案研究,要在实证中寻找理论突破和创造的契机。正是根据徐勇教授的要求,我沿着毛泽东当年考察湖南农民运动的路线进行了为期近两年的农村社会调查,并在此基础上写成了《转型期中国乡村政治结构的变迁 以岳村为表述对象的实证研究》的博士学位论文。当完成这篇博士学位论文时,我感到应该是实施20年前计划的时候了。因此,我决定用相对集中的时间,将多年来对中国工人问题的观察和思考进行阶段性总结,并选择了安源煤矿工人作为实证研究的表述对象。

   在离开武汉回故乡之前,我向徐勇教授报告了自己有关工人问题的研究设想。他对我以安源煤矿工人作为实证对象来研究中国工人问题的计划给予了肯定和赞赏。他认为:安源调查是有典型性的。因为,安源煤矿作为中国最早的近现代企业之一,有着100多年的历史。它事实上是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的缩影:既历经过自然经济,又具有典型的计划经济体制特点,现又面临着市场经济冲击和知识社会(新经济)的挑战。这三种社会形态和矛盾的交织,是解释中国许多社会现象和问题的根源。特别重要的是,在这一社会转变中,与农村联系最多的煤矿产业工人的命运最为独特。他们主要以体力劳动为生,又缺乏城市文明的陶冶;他们是农民中的工人,工人中的农民。可以说,安源是中国社会最具典型意义的、丰富多彩的社会活化石。

   为了使我前期的农民问题研究与现在的工人问题研究能有机地结合起来,徐勇教授向我推荐了一篇介绍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主任裴宜理教授研究成就、特点和方法的文章。裴教授的著作我没有读过,但我认真研究过她发表在国内期刊上的几篇论文。总的感觉是,这些海外中国学者十分重视对中国社会问题的研究,他们一般有着很敏锐的学术洞察力,而且要比国内学者的研究更为具体和全面。这首先表现在研究的领域上,海外学者不像国内学者,只关注某一方面的问题,研究农民的就不研究工人,研究革命史的就不研究经济史,而是将中国社会看成了一个整体来考察,大都能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多种角度对某一问题或现象作出解释。其次是在方法论上,海外学者一般都能采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往往是将历史学、经济学、社会学和政治学有机联系在一起,能做到研究方法真正为研究服务。而国内的许多学者却往往会受到方法的局限,许多人为的学科界线将社会解释成了七零八落的板块。当然,虽然海外学者能更客观、直率地看待中国问题,但由于毕竟不是生于斯、长于斯的中国人,隔靴挠痒的偏颇也就会存在。而且从实证方面来说,这些海外学者对当代中国的研究要受到很多政治、文化甚至语言的限制,在事实上很难真正深入到中国现实社会之中。

   可是,尽管国内学者有着深入中国社会的得天独厚的研究条件,却鲜有真正科学意义上的原创性社会理论成果产生。国内学者有关工人阶级状况和工人运动的著作,不是对权威的解释和注解,就是对现实政治的宣讲和论证,很少有根据对中国工人阶级历史和现实状况的研究而得出的科学结论,其中有些甚至可被称为伪学术和伪理论。这在一定程度上标示着中国社会科学的危机。

   那么,问题出在何处呢?

   我曾经苦苦思索过。我认为,中国崇尚权威的价值判断之学术传统,首先应该对中国社会理论的危机承担责任。对事实和理性都进行价值判断,是中国的学术传统之一。这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这两种研究方法的运用问题,而是指中国学术传统那种从理念到事实的思维定势问题。无论是中国的先哲,还是正在影响中国社会历史进程的理论家们,都不大习惯从事实的本身去理解其中的理性精神,不愿考究“为什么会这样”这类有关事实理性的问题,而偏好于对事实进行“应该如何”此类有关对与错、是与非的价值判断。就是在回答“发生了什么”此类有关事实本身的问题时,也多是按预定的价值标准进行取舍和判断。而这些作为评判标准的“价值”,却大都是依据权威的理论和高高在上的权力。这样,社会理论研究的目标只不过是对权威的诠注,对政策的论证。中国大量的社会理论研究成果,就是对那些经典理论的注解或通过对这些权威理论引申所得出的结论。

   但如果深究和检讨这些貌似科学的伪学术产生的原因,又与中国学者的生存状况和与此相联系的思想自由状况有关。因为,从古至今,中国思想家和理论家特别是社会理论家,大都是主流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或者附属。对主流社会的生存依附,是社会科学家失去独立的学术精神的最主要原因。

   就是当代中国,当社会科学家们从传统的经院式研究走出来时,呼吸的不仅是社会实践的空气,更多的是生存压迫和心灵自由的让渡。当人们为了生存、为了课题费、为了职称而从事着这些神圣的事业时,急功近利的态度也就成为必然。那些被封为现时代的最伟大的理论家们,甚至已经可怜到要去论证和宣传那些连自己都不相信的理论,因为这些观点已与他们的既得利益联系在一起了。因此,在中国社会处于大转型的今天,中国的社会科学家,特别是中国社会的研究者,最为需要的就是以人类的科学理性和学术的实证精神来真诚和勇敢地面对中国最广大民众的苦难。这其中最为重要的内容之一,就是以一种新的批判精神和求实的态度,走进工厂和矿山,深入地了解和解读中国工人的生存状况及所产生的问题。

   毫无疑问,将中国工人阶级状况作为学术研究的“问题”,这是具有理论和政治双重风险的。这首先在于,按照目前流行的政治话语,工人阶级是现行社会体制最为坚实的基础。虽然在主流的意识文本中,我们也可以读到工厂或企业的破产、工人失业、劳动保障、工人组织和民主权利及工人群体性事件等相关问题的论述,但在那里,中国工人阶级并没有成为真正的“问题”。而在当今中国那些有影响的理论家以及流行而时髦的学术成果中,这些已经十分严重的社会现实问题正在逐渐离开社会现实生活,成为一个“纯学术”的理论问题。他们为了某种社会秩序结构或社会发展预期,要求那些已长期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产业工人再为“改革作出牺牲”,且在舒适的享受中,不惜笔墨地论证这种牺牲的合理性。在这些理论家们眼里,那些生活在贫困中、为了生计奔波又孤立无援的下岗工人们,只不过是一个个报废了的机器零件。我经常为他们所具有的“冰冷理性”感到惊讶,也常常怀疑这种理性后面是否已失去了最基本的人性。因此,可以预见,当我们试图以人文关怀来对待那些普通劳动者的苦难时,就有可能被视为异端而遭受各种攻击。这并不可怕。因为我坚信,“一个社会对弱势群体的关怀程度体现着这个社会文明和进步的程度。”

   当然,我还意识到了另一种危险的存在。这就是,当我们深入到中国劳动群体之中后,就会强烈地感到那普遍存在的对社会不满的情绪。这些社会弱者的呐喊,同样能使我们的同情心发挥到极限,甚至会让那痛苦的眼泪扰乱那需要智慧和判断力的观察。这就要求我们,在关注工人群体目前普遍存在的社会情绪的同时,不去简单迎合这些情绪。我们需要从历史和现实中寻找产生这些社会情绪的根源,寻找使他们摆脱苦难和不满的方法和途径。

   俄国思想家恩·弗列罗夫斯基在《俄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中曾经这样写道:“我力求指明,社会肩负着何种真正巨大的责任,即使骤然看来这一伟大事业对它来说似乎是无法实现和不可能的,那么也得让它严肃地考虑这件事情。只有带着严肃的思想和深沉的感情才有可能完成真正美好的事业。”我想,这同样是我所要努力的方向。

  

   工农维权与抗争性政治

   2004年7月17日下午2时,我同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陆雷博士陪同哈佛大学裴宜理(Elizabeth J.Perry)教授乘飞机从北京来到了长沙,我们此行的目的是到安源去。

   我同裴宜理教授是在2003年12月认识的。当时我应美国卡内基基金会的邀请访问华盛顿。裴宜理教授闻讯后邀请我到位于波士顿的哈佛大学访问并作一次学术演讲。12月4日,我从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来到波士顿,裴宜理教授的博士研究生阎小俊到车站接我,然后我们就直接到了世界著名的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并在那里见到了裴宜理教授。裴宜理教授是美国最著名的政治学家之一,她1978年毕业于密歇根大学获博士学位,其后在美国一些著名的大学任教,曾任哈佛大学费正清东西研究中心主任,现为美国科学院院士、哈佛大学亨利?罗索夫斯基政治学讲座教授。她是我这次学术演讲的主持者,给我出的演讲题目是“当代中国农民的抗争活动及对农村稳定的影响,“Organized Peasant Resistance in Contemporary China: Implications for Rural Stability”,而我当时讲的题目却是“当代中国农民的维权活动与政治”。我之所以改变既定的题目,主要是想强调两个方面:首先,当代中国农民的抗争行动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维权活动;其次,它不仅影响了农村的社会稳定,而且对于中国政治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在这次演讲中,我主要分析了两个问题。

其一,当代中国农民的维权活动的基本特征。我认为,近十年来,中国农民的维权活动大体经过了三个阶段。在1992年以前,农民的多数抗争可以大体归结为西方学者称之为"弱者武器"的"日常抵抗"形式 ,这种抵抗主要以个人行动为主,因而不需要计划或相互协调,利用的是隐蔽的策略,以不与权威发生正面冲突为特征,是一种有关个人直接利益的"机会主义"抗争。而自1992年至1998年,农民的抗争可以归结为"依法抗争"或"合法的反抗"这类形式 ,其特点是利用中央政府的政策来对抗基层政府的土政策,(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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