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裴宜理:我问中国人,你们的革命传统是什么?

更新时间:2014-07-27 21:19:16
作者: 裴宜理 (进入专栏)  

   裴宜理:任何国家都希望推行爱国主义,也都希望民众忠实地热爱自己的国家。但是,一旦爱国主义变得极端而暴力,甚至威胁到两个国家的关系,那必然是危险的。

   从1990年代末到21世纪,中国几乎所有民族主义浪潮中,政府一开始都有一定程度的涉入;从某一时刻开始,政府发现运动开始具有破坏性了,就会开始压制。这已经形成了较为固定的模式。我个人认为这种策略是不明智的,这种民族主义在国内外都是十分具有破坏性的。

   政见CNPolitics:您认为中国是否可能产生跨越阶级与利益群体的较大规模的社会运动?

   裴宜理:曾经发生过,也可能再次发生。或许由于出现了更宽容的新一代政治领袖,或许由于发生了某个政府无法控制的社会危机。

   政见CNPolitics:目前越来越多农民开始谈论和采用"依法抗争"的手段,您认为这是一种权利与法治意识的觉醒,还是一种"反贪官不反皇帝"的传统思想?

   裴宜理:我个人认为这更多是一种传统思想。当然,人们的理解肯定是有差异的,我也相信对某些人来说,这确实是一种公民意识的觉醒,或许这种意识也在变得越来越普遍。然而根据我对中国民众的观察,我认为这仍旧是一种较为传统的观点:政府给我们提供了某种规定和法律,而我们利用这些来争取自己的利益。

   整个帝制时代曾有数不胜数的社会反抗,民国时期也是一样,当前中国同样有大量的反抗事件。然而其中大部分事件都会依赖于法律条文和政府规定,因此我个人并不认为这是公民与国家之间的新型关系,也不认为这是一种权利意识。我将其称为"规矩意识",即政府设立规矩、民众理解规矩,在规矩的限制之内争取最大利益。民众选择通过抗议、上访等手段来争取利益,这并非对权利的觉醒,而是对政治规则的理解;他们并没有挑战政治规则,而是试图在其限制之下获得最好的结果。当然,这一切是可以改变的。但迄今为止,我并未看到改变的证据。

   许多人认为近二十多年来中国的公民与国家关系发生了改变,许多公民开始将其自身利益与国家利益对立,认为自己应当拥有某种程度的自主权。但我所研究的中国当代抗争,大都并非在批判中国整体体制,而是在批评某些特定的腐败官员,或是批评没能实现他们自己的承诺和法规,这都是在党设定的政治语汇下讨论问题。大部分抗争并非在呼唤新型的国家-公民关系,而是在既有体制下争取自身利益罢了。

   政见CNPolitics:不久之前广东乌坎村民的抗争获得了令人惊讶的胜利,您是否认为这是否是一种新型的抗争形式与意识?

   裴宜理:我并不认为这是一种新型抗争。我们之所以对乌坎了解得更多,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社会媒体的发达,但从共产党统治的整个历史来看,曾有许多次成功的抗争行动,其中某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990年代有许多成功的农民抗争。当时,农民抱怨太过沉重的负担,要求减免税费;2006年,政府的回应不是减免税费,而是彻底废除了农业税,这是非常惊人的举措。此外,新物权法也回应了相当多的有关土地和房屋的抗争行动。因此,我们看到在许多例子中,中国政府都对民间抗争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富有同理心的回应。

   我并不认为乌坎事件预示着政府对民间抗争的态度彻底变化。事实是,政府一直在释放混合的讯号,让人们对其反应摸不准。如此一来,人们就会进行一定程度的自我管制,因为他们始终不清楚政府会做何反应。

   政见CNPolitics:整体而言,您如何评价中国共产党对社会抗争的处理方式?

   裴宜理:这取决于以谁的视角来看。以共产党的标准来看,他们避免了大规模的社会动荡;某种程度而言,他们或许认为这是成功的。以我的视角来看,民众应有更多权利和自由。

   同时,即使从共产党的视角来看,如果维稳费用过高,不正常也不可持续。因此我认为,目前这种处理方式是不能一直持续下去的。然而与东欧和前苏联相比,至少我们该承认,共产党在并不稳定的国际环境之下成功地维护了其政治体制。来源:政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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