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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远鹏:宁鸣而死,不默而生-——试论作为政治家的储安平

更新时间:2014-07-25 22:27:27
作者: 吴远鹏  
《客观》编务由在中央大学任教的吴世昌教授承担(《客观》总共出版了17期)。

   储安平3月中旬到达上海后,开始筹办《观察》半月刊,任社长和主编。9月1日即出版创刊号。这是一份以标榜独立、客观、超党派为立场的刊物,鼓吹自由民主、批评时政、追求科学与理性。在发刊词《我们的志趣和态度》一文中,储安平宣告了《观察》的办刊宗旨和方针,认为:"抗战虽然胜利,大局愈见混乱。政治激盈、经济凋敝,整个社会,已步近崩溃的边缘;全国人民,无不陷入苦闷忧惧之境。在这种局面下,工商百业,俱感窒息,而文化出版事业所遇的困难,尤其一言难尽。……在这样一个出版不景气的情况下,我们甘受艰苦、安于寂寞,不畏避可能的挫折、恐惧、甚至失败,仍欲出而创办这个刊物,此不仅因为我们具有理想、具有热忱,也因我们深感在今日这样一个国事殆危、士气败坏的时代,实在急切需要有公正、沉毅、严肃的言论,以挽救国运,振奋人心。"他表示:"我们这个刊物的第一个企图,要对国事发表意见。意见在性质上无论是消极的批评或积极的建议,其动机则无不出于至诚。这个刊物确是一个发表政论的刊物,然而决不是一个政治斗争的刊物。我们除大体上代表着一般自由思想分子,并替善良的广大人民说话以外,我们背后另无任何组织。我们对于政府、执政党、反对党,都将作毫无偏袒的评论;我们对于他们有所评论,仅仅因为他们在国家的公共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储安平还提出"民主、自由、进步、理性"八个字,作为放言论事的基本立场,"亦即本刊同人共守的信约"。

   《观察》的撰稿人队伍网罗了当时中国的学界精英,涵盖了政治、经济、哲学、宗教、法律、文学、社会学等诸多学科,对当时与政治生活相关的事件,都以知识分子自由、独立的姿态,做出报道和评论,始终保持着超党派的立场和文人论政的特色,在当时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储安平为《观察》写下了很多政论文章,他的时评政论以扎实的政治学专业知识为根基,具有开阔的视野和敏锐的洞察力,思路清晰,语言犀利,层层递进,环环紧扣,充满针砭时弊、指点江山的锐利锋芒。像《失败的统治》、《中国的政局》、《大局浮动、学潮如火》、《评蒲立特的偏私的,不健康的访华报告》、《政府利刃指向〈观察〉》、《一场烂污》、《政治失常》等诸篇,是人们了解那一段历史和当时知识分子对时局看法所绕不过去的。特别是他对当时中国政局中各路政治组织的深刻洞察和先知般的预言,有许多为之后到来的历史所验证,这些真知灼见,即便到了新世纪的今天,仍然让人叹服不已。

   1948年12月25日,《观察》终于以"攻击政府,讥评国军,为匪宣传,扰乱人心"的罪名,被国民党查封,勒令其"永久停刊"(储安平曾批判国民党的统治是"一场烂污")。随后,刊物的主要负责人被关进监狱,储安平本人正好在北方出差,逃过一劫。

   1949年年底至1950年夏,《观察》周刊在经历了短暂的复刊、再次停刊,又改组另出《新观察》半月刊,不过这时候的刊物,已经不为储安平所左右,已然不再有先前那样的锋芒了,而是在努力适应新的政治环境。储安平起初参与了《新观察》的筹建,任特派记者,最终还是离开了《新观察》。因为《新观察》是由新华书店主办的,储安平随后被安排为新华书店总店副总经理。1952年夏,又调任出版总署发行局副局长。

  

   四九之变:储安平的政治活动

   1949年,中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转折,这一年,储安平也从以言论报国、不介入实际政治,发生重大的转变,开始从政。

   早期的储安平并不热衷于参予政治活动,也不参加政治组织。现在我们看不到储安平在1949年之前有参加政治组织或从事政治活动的文字记载,能见到的是他参加文化、学术社团的活动。

   根据谢泳先生的研究,1940年储安平在重庆中央政治学校做研究员时,曾经参加过一个名为"渝社"的社团,这是一个学术性的组织,为首的是周子亚教授,参加的人还有沈昌焕、黄尧、陈纪滢等,最初有一二十人,后来只剩下六七人。当时"渝社"曾以"未来中国的前途"为题进行过两次讨论。储安平在重庆时还曾参加过"文协"。

   在中央政治学校研究院任研究员的翌年(1939年),政治学校续签合同时要求以参加国民党为条件,储安平拒绝并离开了学校。

   创办《观察》后,储安平更是"任何集会不参加,任何人不周旋",每日只在"寓处、社里、学校三处"往返(见储安平致胡适信,1947年农历大除夕,载《储安平文集》<下>)。

   直到1948年12月25日《观察》被国民党查封停刊之后,储安平的政治生活才有了重大的转变。

   1949年6月15日至19日,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平召开,储安平作为由新成立的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筹备会推举的14名新闻界代表之一,参加了会议。9月21日至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京召开。储安平出席会议,参与制定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和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工作。

   1951年,在友人的推介下,储安平先后加入了九三学社和中国民主同盟。这是两个得到新当局认可并参与"新政协"的"民主党派"。而就在两年前,他并不认同中国民主同盟,在《中国的政局》一文中曾说:"我们可以拿两句话来批评民盟,即'先天不足,后天失调'。民盟是一个很勉强集合而成的政团……中国社会上的封建味道本来还很重,民盟的领导人物还大都是前一代的老辈。我们若将民盟的领导人物分析一下,就可以知道这个政团是非常脆弱的。"他还批评民盟的主要领导人物张澜、沈钧儒、黄炎培等人 "是过去的人物了"(见《中国的政局》,载《观察》第2卷第2期,1947年3月8日出版)。

   1952年9月11日至20日,九三学社召开第二届全国工作会议。这次会议着重学习并研究讨论了统一战线工作的方向问题,讨论了九三学社的性质、方针与任务,修订了社章。关于社的性质,社章中表述是"九三学社是以小资产阶级文教科学工作者为主要成分的阶级联盟的新民主主义政党,是中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组成部分,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为政纲,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团结并教育广大的文教科学工作者为彻底实现共同纲领而奋斗。"在组织上,会议决定社的中央领导机构由原来的理事会改为社会政治团体通常采用的委员会名称。大会选举产生了社的第三届中央委员会,储安平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共9人)。

   1954年,储安平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当时九三学社共有24名社员当选为人大代表。9月15日至28日,储安平出席了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1956年2月9日至16日,九三学社召开第一届全国社员代表大会。大会决定九三学社"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的总纲为纲领","全面贯彻宪法的实施,坚持对国内外敌人的斗争,为实现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任务,把祖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大会号召社员向科学大进军。大会选举产生了由78名中央委员组成的九三学社第四届中央委员会,储安平首次也是唯一一次当选为九三学社中央委员。并出任九三学社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和九三《社讯》主编的职务。

   1957年,经胡乔木的举荐,著名民主人士、光明日报社社长章伯钧等人的力邀,储安平以中国民主同盟成员、九三学社中央委员的身份加盟光明日报社,4月1日,《光明日报》党组撤消,储安平正式就任《光明日报》总编辑。

  

   "党天下":"阳谋"成就了政治家储安平

   1957年6月1日,在"诚恳"动员之下,身为《光明日报》总编辑的储安平在中共中央统战部组织、召集,邀请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发表意见,帮助中共整风的座谈会上,作了以《向毛主席和周总理提些意见》为题的发言。

   储安平的谈话如下:

   "解放以后,知识分子都热烈地拥护党,接受党的领导。但是这几年来党群关系不好,而且成为目前我国政治生活中急需调整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的关键究竟何在?据我看来,关键在'党天下'的这个思想问题上。我认为党领导国家并不等于这个国家即为党所有;大家拥护党,但并没有忘记了自己也还是国家的主人。政党取得政权的重要目的是实现它的理想,推行它的政策。为了保证政策的贯彻,巩固已得的政权,党需要使自己经常保持强大,需要掌握国家机关中的某些枢纽,这一切都是很自然的。但是在全国范围内,不论大小单位,甚至一个科一个组,都要安排一个党员做头儿,事无巨细,都要看党员的颜色行事,都要党员点了头才算数。这样的做法,是不是太过分了一点?在国家大政上党外人士都心心愿愿跟党走,但跟党走,是因为党的理想伟大、政策正确,并不表示党外人士就没有自己的见解,就没有自尊心和对国家的责任感。这几年来,很多党员的才能和他们所担任的职务很不相称。既没有做好工作,而使国家受到损害,又不能使人心服,加剧了党群关系的紧张,但其过不在那些党员。而在党为什么要把不相称的党员安置在各种岗位上,党这样做,是不是'莫非王土'那样的思想,从而形成了现在这样一个一家天下的清一色的局面。我认为,这个'党天下'的思想问题是一切宗派主义现象的最终根源。是党和非党之间矛盾的基本所在。

   "今天宗派主义的突出,党群关系的不好,是一个全国性的现象。共产党是一个有高度组织纪律的党,对于这样一个全国性的缺点,和党中央的领导有没有关系?最近大家对小和尚提了不少意见。但对老和尚没有人提意见。我现在想举一个例子,向毛主席和周总理请教。解放以前,我们听到毛主席提倡能够和党外人士组织联合政府。1949年开国以后,那时中央人民政府六个副主席中有三个党外人士,四个副总理中有二个党外人士,也还像个联合政府的样子。可是后来政府改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副主席只有一个位,原来中央人民政府的几个非党副主席,他们的椅子都搬到人大常委会去了。这且不说,现在国务院的副总理有十二位之多,其中没有一个非党人士,是不是非党人士没有一个可以坐此交椅?或者没有一个可以被培养来担任这样的职务?从团结党外人士,团结全党的愿望出发,考虑到国内和国际上的观感,这样的安排是不是还可以研究?

   "只要有党和非党的存在,就有党和非党的矛盾。这种矛盾不可能完全消灭,但是处理得当,可以缓和到最大限度。党外人士热烈欢迎这次党的整风。我们都愿意在党的领导下尽其一得之愚对国事有所贡献。但在实际政治生活中,党的力量是这样强大,民主党派所能发挥的作用,毕竟有限度,因而这种矛盾怎样缓和,党群关系怎样协调,以及党今后怎样更尊重党外人士的主人翁地位,在政治措施上怎样更宽容,更以德治人,使全国无论是才智之士抑或孑孑小民都能各得其所,这些问题,主要还是要由党来考虑解决。"

   发言次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以醒目标题显著位置全文刊登。这就是石破天惊,撼动朝野,给储安平带来深重灾难的"党天下" 的发言。

   这篇谈话即便放在50多年后、已经进入21世纪的今天,也仍然让权势者紧张、惶恐,虽则它只不过是说出了一些稍具现代政治学常识的普通话语。

以储安平的睿智,他当然不会不知道他的这一番讲话会引起权势者的极端反弹,要知道他是在抗日战争刚刚胜利、"新时期"仅仅是有可能到来的1945年就断定"新时期"的民主问题是"有"与"无"的问题;更何况在真正到来的"新时期"里,他耳闻目睹、亲身经历了1950年5月的整风(整肃"打天下"的干部居功自傲,官僚主义与腐化堕落),10月的镇压反革命;1951年5月的批判电影《武训传》和批判陶行知的改良主义教育思想,11月的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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