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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远鹏:顾准与"海上文明"研究

更新时间:2014-07-25 21:57:30
作者: 吴远鹏  
地中海的海上贸易已经开始,迈锡尼衰落之后,腓尼基人继起贩运其间。当希腊人在海外城市定居下来之后,星罗棋布的海外殖民地事实上组成了一个希腊人的海上贸易商站网。这是推动希腊殖民城市遵循"分裂繁殖"路线的又一个因素。新商站是商业殖民城市有计划地派遣新移民出去建立的,这就是由希腊海外殖民城邦出发的"二次殖民"。在公元前8世纪后半叶,亚洲诸殖民地最大的母邦米利都,就在小亚细亚的北岸建立了七十个以上的殖民点。小亚细亚诸殖民城市在其邻近地域,以及远涉重洋向南向北的积极的殖民扩张,接连持续了好几百年。到公元前6世纪为止,小亚细亚西岸的殖民城市"繁殖"得愈来愈多,南岸,迤南叙利亚海滨,希腊人的殖民活动则为亚述帝国和其他势力所阻拦,来自推罗、西顿的腓尼基人的海上殖民成为希腊人在地中海上殖民势力的激烈竞争对手;米利都人在埃及建立了一个希腊人的商站城市诺克拉底;希腊人还开辟了黑海航路,从此在达达尼尔、博斯福鲁两海峡两岸,在马尔马拉海、在黑海的南北东三面海岸,逐步布满了希腊人的殖民地,这是这一时期希腊人殖民扩张的最大成就。

   公元前7世纪以前,小亚细亚这个中心,不仅发展出来了新政制--城邦制度,发展出来了兴盛的海上贸易和城市手工业,也发展出来了新的文化。在这之后,希腊文明的中心又从小亚细亚移回希腊本土了。

   顾准引述了脱因比(Toynbee,即汤因比)的观点来说明希腊城邦这些"自治"、"自给"的城市国家的政体是因何摆脱血族基础、转而为建立以契约为基础的政体的。脱因比说:"海上迁移有一个共同的简单的情况:在海上迁移中,移民的社会工具一定要打包上船然后才能离开家乡,到了航程终了的时候再打开行囊。所有各种工具--人与财产、技术、制度与观念--都不能违背这个规律……跨海迁移的第一个显著特点是不同种族体系的大混合,因为必须抛弃的第一个社会组织是原始社会里的血族关系……这一点和陆地上的迁移不同……跨海迁移的另一个显著的特点是原始社会制度的萎缩……"。

   顾准指出,大移民更突出了希腊的海上文明的特色。为此,他特地引用了杜丹所著的《古代世界经济生活》中的一段话来说明:"在希腊人的国民生活中,海洋所起的作用,有了确定的形式,并且升到了最重要的地位。"海上贸易和海上交通的发达,反过来对希腊各殖民地城邦和本土诸国的经济又产生巨大的影响。

   希腊诸城邦经济的迅猛发展,带来了社会和政治的新形势,一部分当政的土地贵族,利用权势取得了财富,新的致富的机会和贵金属铸币的使用,一些人通过冒险或从事创造性的经济活动而致富,出现了贵族以外的工商业富裕阶层,而他们是被摒弃在政权之外的,由此,政治权力的分配和各阶级实际力量的对比之间出现了矛盾并日益加剧;经济发展和海外移民造成了人力的不足,贵族加深了对平民群众的剥削;这些状况必然引起社会骚动,引起暴动,引发剧烈的社会变革和政治变革。公元前8世纪前后,希腊本土的政制演变完成了贵族阶级起来消灭王政。从公元前8世纪开始,希腊本土诸邦在小亚细亚诸殖民城邦的深刻影响下开始了城邦化和集团化的历史进程。在接下来的两个世纪中,本土诸邦虽因外部条件、内部状况、历史演变各不相同,但是,各邦都处在大移民造成的经济环境之中,处在强大的外敌威胁之下,许多城邦出现了僭主政体,继而以推翻僭主,实现民主的历史演变,显出了历史过程的某种一致性。

   僭主政治最早是公元前7世纪起在小亚细亚希腊城邦出现。这是一些野心家利用贵族寡头政体面临新形势下的无能,纠集心怀不满的平民群众,组织个人卫队,毁弃当时的宪法或惯例,夺取政权而形成的,是一种个人专制的政体。

   雅典的政制演变过程以最后民主制度的确立标志着希腊城邦制度的最后完成。在公元前7世纪前半期,雅典已经完成了统一。在复杂的社会、政治新形势下,公元前630年左右,雅典爆发了库隆暴动,动摇了古老的贵族寡头专政;接下来的德拉孔立法过程中,贵族作出了一些让步;公元前594年,梭伦被选为"民选调解官",进行了相当广泛的改革,促进雅典迅速从一个农业区域发展为工商业区域,成为希腊世界第一个工商业城邦,梭伦改革给予平民在公民大会内发言与表决、选举的权利,使得雅典摆脱了贵族阶级的寡头专政,逐步走向民主化,初步建立起民主制度;公元前6世纪初,梭伦离职后,雅典陷入长期的党争之中,公元前546年,贵族分子庇色斯特拉托在雅典建立僭主政制,虽然僭主政治和梭伦立法的根本原则是背道而驰的,但僭政客观上贯彻了梭伦改革的成果,实现了梭伦立法中的许多好东西;公元前6世纪末,雅典人民推翻了僭政,实行了著名的克利斯提尼改革,使雅典政治兼具"主权在民"和"轮番为治"的两个特色,雅典民主从此确立下来,成为希腊诸邦的范例。以本土为中心的希腊世界也已经定型,从此再也没有扩展,希腊城邦制度经过长期的演变,最后完成。

   雅典克利斯提尼以后不久,就发生了著名的希波战争。公元前6世纪的希波战争中,以雅典、斯巴达为核心的团结奋战,最后彻底击败了强大的波斯的入侵。顾准指出"希波战争胜利以后,创造的而不是墨守成规的希腊文明,从此跃进得更快,'古典时期'的希腊,是人类文明极其光辉灿烂的阶段,对后来历史的积极影响是不可估置的"。

  

   几点启示

   一、人们不应该忘记,顾准是在什么样的条件下进行思考、研究和写作的,那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这一二十世纪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当时的顾准正经历着炼狱般的苦难、病魔的折磨和惨痛的家庭悲剧(爱妻汪璧与他"协议离婚"而又自杀身亡,子女与他断绝关系),他以病弱之躯经受"除了挨批挨斗挨骂挨打以外,连一天都没有能直起腰来松一口气"的苦难的极致,忍垢含辱,而发愤作为。他一直幻想着中国的"神武气象"、"雄飞世界",展现了他对中国、对人民的挚爱深情。

   二、顾准曾经下了"笨功夫"来研究"海上文明"、希腊文明、西方思想和西方历史,"打算用十年时间,通盘比较彻底研究(先是)西方,(然后是)中国的历史,并在进行比较研究的基础上,达成他对历史未来的'探索'"。他遗留下的尚未最后完成的笔记《希腊城邦制度》仅仅是他"十年研究计划"的开始,但是这样一份破题之作还没有完成(最后一章只写了一半),他就病故了。顾准的《希腊城邦制度》,被认为是中外比较历史研究的一部重要的著作,将古希腊城邦制度的起源和形成过程与中国的春秋时代及其以前的诸多小国林立的历史相互比较,揭示了古代希腊城邦("海上文明")与东方领土国家(陆上文明)之间在起源与演变过程中的诸多重大差异,指出人类社会从希腊城邦时代开始就向两个不同方向发展了,东方诸国(包括巴比伦、波斯、埃及、印度、中国等)属于大陆文明,无一例外地向专制主义发展;以希腊城邦为代表的西方,属于海上文明,则向民主主义发展,最后形成了现代西方文明。顾准关于人类历史发展轨迹的探索,极具历史意义。

   三、顾准是立足现实、关怀现实的,他的思索,都是为现实生活服务的。顾准以极大的心力研究"海上文明"和西方历史,其实是着眼于20世纪下半叶的中国,如何解决政治问题、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如何找到一条能够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的道路,正如学者林贤治先生指出的,顾准"几乎言必称希腊,其实所言并非希腊,正如言不及中国,其实所言全在中国", 顾准自己也明言"历史的探索,对于立志为人类服务的人来说,从来都是服务于改革当前的现实,和规划未来方向的"。

   四、顾准由一位初中生、练习生而自学成长为杰出的会计学专家、教授,由一位从事革命活动的职业革命家转而成为研究学者,从经济学研究开始到醉心于"海上文明"、希腊历史、西方历史的探究,进而从希腊城邦制度的"自治"、"民主"到对"立足于科学精神之上的民主"的探索、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轨迹的揭示,其间历经多次转变,每一次的转变都是一次"飞跃",虽然他的工作并没有最后完成,但他为中国留下了极其宝贵的思想遗产,他的探索成果,时至今日还让人觉得像是钻石,放射出璀璨的光芒。

  

   (2005年5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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