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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远鹏:顾准和李贽

更新时间:2014-07-25 21:56:16
作者: 吴远鹏  

  

   想到要写"顾准和李贽",是缘于今年我在读《顾准文稿》时发现里面有两篇文章写到李贽。曾有友人对于我想把顾准和李贽联系在一起感到不理解。确实,李贽是福建泉州人,顾准是上海人,两人生活的地域相距上千公里;李贽(1527~1602年)是明代著名的思想家、史学家、文学家,生活的年代是十六世纪,顾准(1915~1974年)则是我们时代杰出的思想家、经济学家,是一个"上下求索、虽九死而无悔的自由主义者",二十世纪的中国之子,两人生活的年代在时间上相差了三百多年;将他们进行比较评说,不免给人予牵强唐突之感。我在互联网上打上"顾准和李贽"进行搜索,却一下子跳出了六千多条搜索结果,随意浏览了一些文字,发现绝大部分是关于思想文化方面的文章。在中国思想史上,顾准和李贽皆占有重要的一席之位,说到明代(乃至整个古代社会)的思想解放思潮就不能不提到李贽,顾准则是在20世纪中国极其严酷的社会环境下保持知识分子独立精神进行思想探索的先驱,而能够在思想史上留下踪迹的无疑是属于凤毛麟角的。上海的朱学勤先生曾言:"中国历来有始皇焚书之传统,然而,也有李贽藏书之传统。小儒规规,视后者如畏途,闻之色变。唯有如顾准者,始终不认同官方价值,甚至不认同主流学术界之价值,方能续李贽作藏书之传统。"(《地狱里的思考》,原载《风声雨声读书声》,三联书店1994版)我把这句话当作我这篇文章的一个极好的题注。

  

   顾准关于李贽的两处记述

   在《顾准文稿》(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年,这是目前搜集顾准的文章最为丰富的一个版本)中第一次写到李贽的文章是《要确立"科学和民主",必须彻底批判中国的传统思想》,这是顾准和其六弟陈敏之(顾准幼时过继给外家,从母姓)在1973年3月27日通信时写下的,篇名是陈敏之在编文集时加上的。这篇文章比较了作为工商业城邦文化产物的希腊思想和"史官文化"的中国传统思想的差异,指出了"中国思想是贫乏的",中国文化的渊源和根据决定了"中国产生不出科学与民主来","批判中国传统思想,是发展科学与民主所十分必须的"。

   在记述了中国"史官文化"的形成、发展及其特点之后,顾准写道--

   于是,"君天也,天不可逃也"就算是注定了。知识分子不满意这一套,只好像贾宝玉那样当和尚去。你不要以为这是小说的描写,明代思想家如李卓吾,不是因为失恋,而是实在不甘心这一套桎梏,晚年入空门,狱中死前留语还自称老衲。在西方,政治的权威不是至上的权威,思想家出在和尚中的不少。不过那种和尚是研究科学,写哲学著作的和尚。不入空门,精研几何、逻辑、天文,皇帝老子也管你不着。中国,除了伦常礼教没有学问,专心知识,探究宇宙秘密不是出路,要逃避王权,只好走老庄禅佛一路。

   顾准第二次写到李贽是在《老子的"道"及其他》一文中,该文是顾准1973年12月在阅读了陈敏之的《关于〈老子〉的笔记》一文的述评,这篇文章在陈敏之所著的《我与顾准》(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年)一书中作为附录收录,改题为:《〈老子〉笔记》读后感。文中关于李贽的文字如下:

   佛教与老庄合流,到宋以后更加凝固成为士大夫的这样一种传统--不为甄宝玉,就做贾宝玉。不是禄蠹,就去出家。甄士隐去,无非悟透"好了";愤世嫉俗,只好称老衲(李卓吾)。这当然是个人主义。然而有一种个人主义中国很少见:像布鲁诺那样宁肯烧死在火刑柱上[却]不愿放弃太阳中心说;像宗教战争或异教迫害中的殉道;像生命可以不必要,航海却不可不去的冒险精神;像近代资本主义先锋的清教徒那样,把赚钱、节约、积累看做在行上帝的道;最后,像马克思认为是共产主义的基本标帜--每个人都能够"自我实现"(原话是"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社会发展的条件")的那种个人主义,中国不是没有,可是,好像只有一个类型,文天祥、史可法之类,而这已是中国专制政治到了末日时候的从容就义,不是社会上升进步中的殉道精神与自我实现了。

   我看,这件事庄子应该负责,老子也有责任。老庄以前殉道精神是有的,墨家。

   当然,起了摧毁作用的,归根到底还是秦始皇。

   这一点,以前我的"笔记"中好像说过。

   我认为,这是一个值得大声疾呼的根本问题。

   上述两处记述,关于李贽的部分都是作为例证来征引的,可说是片言只语、零星着墨的,但从中我们可以看出,顾准是懂得李贽的,对于李贽不满中国传统专制主义思想的桎梏,反对因循守旧的"假道学",冲破樊篱、遁入空门,顾准是清楚的、认可的、并报以同情的。上述征引还有两个问题需要引起我们的注意并深入研究的,其一是顾准认为李贽的"愤世嫉俗"、逃避王权专制主义、遁入空门,"这当然是个人主义",这里的"个人主义"是指学理上的"个人主义",可参阅刘军宁的《回归个人:重申个人主义》;第二个问题是,很多人都将李贽最后在狱中自刎看作是反抗专制主义迫害的"最后一搏",是"殉道者",而顾准却并不这么看,这是很值得深入研究的。

  

   相隔三百多年的灼见真知

   对李贽和顾准思想的了解和比较,有助于我们正确地解读顾准对于李贽的评论。

   李贽识见高超,著述丰厚,囊括了经学、史学、哲学、文学、宗教等门类;顾准学识渊博,对西方史事娴熟于胸。我愚顽不学,既乏国学根柢,又无西学渊薮,以下这些议论不免狂谬之极。

   顾准和李贽都是立足现实、关怀现实的,他们的思索,都是为现实生活服务的。李贽毫不妥协地批判"假道学",是想让"真道学"大行其道,希望明王朝祛除积弊,恢复真正的纲常名教,针对"存灭"的说教,他提出"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除却穿衣吃饭,无伦物矣"的观点,他同情底层人民的苦难,他认为治国方略不可因循守旧,墨守陈规,"治贵适时"。顾准的思索紧紧围绕"娜拉出走以后怎样?"的主题,针对中国的现实,如何解决政治问题、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如何找到一条能够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的道路,他明言"历史的探索,对于立志为人类服务的人来说,从来都是服务于改革当前的现实,和规划未来方向的",他以极大的心力研究西方历史、希腊思想,正如有识者指出的,顾准"几乎言必称希腊,其实所言并非希腊,正如言不及中国,其实所言全在中国"(林贤治:《读顾准》)。

   在反对竖立"绝对权威"问题上,顾准和李贽是相通的。生活在明王朝的李贽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推崇孔子,但反对以孔子的言论作为判断当时是非的标准,否定千百年来尊孔若神的言论和思想,否定儒家经典,反对把孔学捧到至高无上的地位,他认为衡量是非的标准也应伴随着社会的前进而发展变化,主张儒、道、释三家兼容并学,广泛吸收,为已所用。顾准也主张打倒孔子这个偶像,严厉批判中国的传统思想,这在20世纪60、70年代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在看待新的"绝对权威"问题上,顾准在对古今中外的哲学家、思想家的学说进行了深入缜密的比较和研究后,得出结论:没有什么人、什么方法可以发现绝对的、普遍的规律,真理只能是相对的,人的思维不可能具有至上性,没有什么放诸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

   李贽主张发展人的个性,提倡"童心说",提出平等观,顾准推崇科学和民主。李贽主张发展人的个性和才能,认为童心即真心,"若失却童心,即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主张文学创作要"发于情性,由乎自然",写出表现"童心"的真文学。李贽在等级森严的专制主义社会里所提出的平等观,对当时的社会具有极强的启蒙作用,针对"男尊女卑"的观念,李贽认为见识长短不能以男女而分,他反对"圣人有德,凡人无德"的观点,主张"圣人与凡人一"的圣凡平等思想,在君民关系上,他认为"上自天子,下至庶人,通为一身矣"。顾准在上世纪60、70年代的极端困境中独自在黑暗中掘进,他在详细考察论证了民主思想、民主制度的发生、发展历史后认为,民主是方法而不是目的,根本的前提是进步;唯有立足于科学精神之上的民主,才是一种牢靠的民主;唯有看到权威主义会扼杀进步,权威主义是和科学精神水火不相容的,民主才是必须采用的方法;"五四的事业要有志之士来继承。民主,不能靠恩赐,民主是争来的,要有笔杆子,要有用鲜血做墨水的笔杆子"。

   关于对待西方。李贽晚年与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的交往被人们看作是明代中外交流的一段佳话。利玛窦侨居中国三十年,曾先后在广东肇庆、江西南昌、南京、北京等地传教,他的到来,在明朝上至宫廷、下至地方都引起很大震动。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在南京,一些儒家传统思想维护者组织文人聚会,与利玛窦进行哲学思想辩论,李贽在出席这些聚会时"始终保持沉默",不像其他迂儒在会上扰攘不已,他认真倾听利玛窦的讲述,还赠送给他一把纸折扇,上面题有两首赠诗。之后,李贽又在山东济宁遇到利玛窦,两人交游甚笃。李贽尊重、认同并接受利玛窦的一部分西方知识,这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顾准曾经下了"笨功夫"来研究西方思想和西方历史,"打算用十年时间,通盘比较彻底研究(先是)西方,(然后是)中国的历史,并在进行比较研究的基础上,达成他对历史未来的'探索'"。他遗留下的尚未最后完成的一份笔记《希腊城邦制度》仅仅是他"十年研究计划"的开始,但是这样一份破题之作还没有完成他就病故了。顾准对西方学者著作的涉猎既广且深,他的研究囊括了西方文明的起源、希腊城邦制度、希腊僭主政治、西方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本质区别、基督教、海上文明与大陆文明、封建制、骑士精神、民主问题等方面。顾准曾坦言:我是一个"倾心"西方文明的人,我总有以西方为标准来评论中国的倾向,所以老是说要读点西方史。

  

   "倒霉"的思想家

   思想家没有不"倒霉"的,没有不身心深受磨难乃至赍志以殁的,这似乎是思想史上的一条法则。在历史的年轮前进了三百多年的历程中,顾准的思想较之李贽有了时代应有的进步。非常不幸的是,时代所赋予顾准的苦难,却也远远胜过李贽。

   李贽明嘉靖六年(1527年)出生于泉州,6岁时就遭遇丧母之痛。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中举,四年之后出任河南共城(今辉县市)教谕,开始为官生涯,时李贽30岁,之后担任过国子监博士、礼部司务、刑部员外郎、云南姚安知府等职,万历八年(1580年)辞官归隐。在南京刑部任上,李贽就因与因循守旧的"假道学"格格不入,批判礼教,而与上司相抵触。万历九年(1581年)春,李贽到湖北黄安,寄居好友耿定理家中,每日讲书论道,甚为相得。三年之后,耿定理病逝,其兄耿定向与李贽的道学观点不合,将李贽比为异端,并发动门生群而攻之,两人成水火不能相容之势。万历十五年(1587年),李贽移居麻城县,后移居龙湖芝佛院并落发,"闭门下键",每日读书著述。万历十八年(1590年)"假道学"者耿定向指使门人围攻李贽,从此李贽屡遭迫害,曾两度离开龙湖,出游于武昌、沁水、大同、北京、南京、济宁等地。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冬,"假道学"者勾结地方官吏,造出"僧尼宣淫"的谣言,掀起一股"逐游僧,毁淫寺"的恶浪,地方官以"维持风化"为名,指使歹徒火烧龙湖芝佛院,拆毁李贽预建为己藏骨的塔屋,并下令搜捕他,李贽避入河南商城县黄檗山中(凑巧的是,整整360年后,顾准也落难到商城县劳改),后往通州,寄寓于好友马经纶处。直到最后被缉、下狱、屈死狱中。

顾准出身卑微,1915年出生于上海一个大家庭,共有兄弟姊妹十人,在男孩中排行第五,年过半百的父亲在慈善机构联义善会任管事,每月只有微薄的薪酬,不足以养家糊口和供子女求学。1927年,家庭的贫困迫使年仅12岁、稚气未脱的顾准进入上海潘序伦的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当练习生(新式学徒),(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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