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锐:如何看待毛泽东

——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举办的毛泽东诞辰110周年学术讨论会的发言稿*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5224 次 更新时间:2024-03-03 1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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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锐  

对毛泽东的评价,在他生前当然是无比崇高。一曲《东方红》唱遍全国城乡。林彪更给他上了“四个伟大”的尊号。“文革”十年中对他的崇拜已如宗教圣主。可是,他辞世刚四年,即经全党四千高层干部讨论后,通过了党的第二个《历史问题决议》。尽管《决议》说,“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但总是以党的决议形式,正式提出他犯有严重错误这一问题了。要知道,毛去世前有过“我生平做了两件大事”的遗言,就是担心有人翻“文革”之案。

我曾说过,这个《决议》是研究毛晚年错误的开始。近二十年来,国内外有关毛泽东研究已获得丰硕成果。比较地说,因未受到监控,境外的出版物成果大,即数量少而质量高。如美国的施拉姆、史华兹、麦克法夸尔、索尔兹伯里诸位学者的著作;以及中国的高华、单少杰、王若水(还有高文谦《晚年周恩来》中有关毛的论述)等人近作。境外有将希特勒、斯大林与毛泽东相提并论,称为 二十世纪三大独裁者,还有干脆名为“混世魔王”的。我认为历史学者应当做的并不是道德的谴责,而是弄清历史事实的真像,进而从中总结经验教训。

关于毛一生功罪,我说过三句话:革命有功,执政有错,“文革”有罪。这当然是很笼统的说法。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毛一生做了两件大事,夺取政权和执掌政权。据老中宣部长陆定一的说法,毛做前一件大事,七分成绩,三分错误;做后一件事,三分成绩,七分错误。我可以补充一句中国古人忌讳之言:马上得天下,马上治之。即以暴力夺得革命的胜利,仍以暴力(阶级斗争)执掌政权是决不可行的。暴力即有死人的问题。毛是决不怕死人的,死多少也无所谓。内战时期的肃反,从打AB团起,自己杀自己人死了十万。不总结教训,延安继续搞抢救运动,总算提出“一个不杀”的方针。不怕打核大战,说中国死了几亿,还有几亿。“大跃进”饿死四千万人。历次政治运动伤害了几千万人,被迫致死几百万人。叶剑英说过,“文化大革命”死了二千万人,整了一亿人。这些数字难道不可怕吗?这些数字意味着什么,我们弄清楚了吗?

毛青年时代就信奉斗争哲学,留下名言: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其乐无穷;认为所行只对自己负责。从事革命后,他接受了中国农民革命传统中的痞子精神(这种精神贯穿到“文革”的“造反有理”,发动红卫兵运动)。不同的是,他追求“君师合一”,又当秦始皇又做孔圣人。他的《沁园春》词道出其中深意:“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1945年到重庆和谈时,这首词风靡大后方,征服了许多人。他的文章、风度、谈吐,他的博古通今,无所畏惧,确实独具魅力,使人甘拜下风。在战争年代,在“三座大山”压迫之下,他审时度势,基本做到了实事求是,《新民主主义论》是他的理论高峰。延安整风运动使他成为党的绝对权威。执掌全国政权之后,“三座大山”消失,更要以“毛泽东思想”来征服天下。1950年颁布的“五一节口号”,最后一个“毛主席万岁”是他自己加上去的。于是天下归心,君师合一,惟我独尊,一言九鼎。尤其斯大林问题出来之后,更是无所顾忌,我行我素,更不容拂逆,而一意孤行了。与天地斗的“大跃进”,明知出现了错误,但皇帝决不能下“罪已诏”,还在会议上正式提出:“要一点个人崇拜。”林彪逢迎投好:大讲“四个第一”,只读“老三篇”,身上挂像章,手摇小红书,“一句顶一万句”,高呼万岁、万万岁。

毛泽东非常相信统一意志在两军厮杀中的作用,没有服从就没有军队。他不熟悉西方文明发展的历史。对民主的理解也只认为是一种手段,“要让人家说话”,不过是恩赐而已。他需要人人都听命于己,都做驯服工具;可说并不懂得没有自由就没有创造,扼杀不同意见必导致思想停滞和僵化。他晚年爱说:“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这是对左右和掌权者说的,殊不知正好讽刺了自己:过去受“三座大山”压迫时最聪明,一朝君临天下便愚蠢了。他觉得知识分子有点知识,有思考的习惯,难免遇事多嘴多舌,影响号令施行。于是延安整风运动得以发展,从批胡适,反胡风,反右派,反右倾,一直折腾到“文化大革命”大革文化命,以至说道:“书读得愈多愈蠢”,“知识越多越反动”。于是,青年学生统统赶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愚民政策得以风行。终于使得人不成其为人,历史倒退下去,经济到达崩溃的边缘。还记得毛当年说过,“大学还是要办的”,却明白宣称仅仅限于理工大学。其意即在坚船利炮的器物层面得抓紧,研究“两弹一星”的技术人员还是需要的,而不再要培养人文知识的文科大学了。

由此可见,不实行民主法治,权力不受制约,文采武功不亚于历代雄主明君的毛泽东,让其一意孤行,可以荒唐到何种程度!所以我信服西方这相同意义的词语:个人崇拜即邪教也。

我早在文章中说过,毛泽东的阴影还笼罩着我们。这就是说,我们过去的弯路,除了毛本人的因素之外,更重要的是政治体制的原因。在苏共二十大揭露斯大林的问题之后,毛说过,如果在英美这样的国家,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英美民主法治的国家,任何人都不能违宪,政治家都必须遵从选民的意志,也没有不受制约的权力,当然不可能发生斯大林式的独裁暴政。毛对此是有所认识的。可是他摆脱不了“马克思加秦始皇”这双重权威,尤认为“列宁、斯大林两把刀子不能丢”;也就是摆脱不了一生的自我成见。他最后做到了十年“文革”,想以此达到他的理想(实为幻想),这是中外古今任何一个专权执政者都做不到的,只有自诩为“马”加“秦”的,即接受并发展了马克思阶级斗争学说,且继承了中国自古专制传统的毛泽东才能做到。因此,毛泽东的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的一生,关系历史太大,值得我们弄清全部事实,仔细加以研究。

邓小平曾是毛泽东的爱将。他比毛高明,坚决走市场经济的道路;当他作纯理性的思考时,也能认识到没有政治体制的同步改革,经济的改革开放也是难以成功的。可是在实际运作之中,仍离不开独掌权力的惯性,他没能实践自己的这一认识,反而发生1989年的风波。这里我们看到毛泽东的阴影还是何等的顽强。人类历史发展的遗憾太多了。历史学家的责任就是要将历史及其有关人物的事实,尤其是长期不为人知的事实,一一清理出来,公之于世。从而使后代人彻底清醒过来,接受教训,以史为鉴,更理性地前进。我们要学习司马迁的春秋史笔,决不要再遮遮掩掩过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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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学术讨论会于2003年12月中旬在美国波士顿举行,主题是重新评价毛泽东在人类发展史中的作用。李锐先生受到邀请但没有前去参加,写了这个发言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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