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何帆:问学者的好奇心

更新时间:2014-07-16 19:56:35
作者: 何帆(最高法)  

  

   一

   一直相信,人与人之间,因从事相同志业,冥冥中会有缘分牵连。2011年初,因译了些法政作品,我开始对美国宪法感兴趣,拟重新译注,汇以心得,结集成书。当时,尚不知此事难易深浅,还未着手,就想好《美宪译疏》这一书名,并与译林出版社张远帆先生谈定了出版事宜。

   然而,译事甫一展开,就感举步维艰。美国宪法条文不多,译成中文不到2万字,但一字一句都经过缜密推敲,不少字词含义已缠讼百年,别说译成中文,单是辨明语境、确定语义,就得花上很大的考证功夫,远不是一蹴而就的工程。与远帆交流,他提议:不妨暂搁译事,沉下心来,读读尹宣先生的两本译著:《辩论:美国制宪会议记录》与《联邦论:美国宪法述评》。

   对法学界来说,尹宣是一个陌生的名字,若不用搜索引擎,公共视野几乎看不到他什么作品。刚拿到两套“大部头”时,我对能否啃完,乃至有没有必要啃完它们,内心尚存疑虑。不过,随着阅读推进,疑虑很快消散。

   其实,无论创作或翻译,人的文字皆有“看相”。决定这种“看相”的,一是遣词用句,二是字里行间的节奏感。尹宣先生的文字,就很有“看相”,用词简洁、洗练、精准,诵读起来,也颇具音韵美。其中奥妙,正如他在“《联邦论》汉语译本序言”所言:2007年聘请了两位大学生,“一位定时朗诵《古文观止》,另一位定时诵读《红楼梦》,目的,是要寻找并使自己处身于汉语的音乐感之中”。

   “看相”之外,还有内容。对文字有如此严苛要求的人,对译文更不会轻慢。《辩论》与《联邦论》卷首,都有译者巨细靡遗的翻译说明与版本考证。《辩论》正文有600余条注释,《联邦论》有300多条,内容皆以背景性介绍为主。正文之后,还附主要注释索引,方便读者凭关键词检索。

   译注是译者理解、把控能力的体现,用之得当,有助于丰富读者对原作的理解;过多过滥,妄加点评,则有喧宾夺主、卖弄学问之嫌。尹宣的译注,要言不繁,自成系统,累加起来,完全可以独立成书。《联邦论》译本序言还对注释出处逐一做了说明,足见译者学风之严谨。用他自己的话说:“都云译者痴,谁解其中味?”

   面对这样两部用心之作,我俨然已成译者“粉丝”。巧的是,《联邦论》一书的责任编辑,也是远帆。当我打算致电远帆,联系拜访尹宣先生时,才注意到《联邦论》后勒口上一则说明:“尹宣,祖籍湖南邵阳,1942年5月生于广西桂林。……2009年元月,心脏病突发,病逝于武汉。”

  

   二

   尹宣1963年毕业于华中师范学院(现华中师范大学)外语系俄语专业,同年起在武汉市第一中学教授俄语。1969年,他因点评时事,遭人举报,被打为现行反革命,1972年方获平反。因中苏交恶,俄文不再吃香,尹宣自学英语,并改任英语教师。

   那么,这位半路出家的中学教师,是如何走上翻译之路,最终进入美国宪制研究这块广阔天地的呢?由于这段经历并无正式记载,我只能尝试从尹宣先生的自述和友人的追忆中,简单梳理一些脉络。

   1981年,尹宣初涉译事,翻译了伊丽莎白·布什的《现代美国文学简介:1919-1980》。1982年到1984年,又译出麦克米伦版《美国文学选读》四卷。在此期间,因联系考研,尹宣结识了武汉大学刘绪贻教授。尽管考研之事未成,但他受刘绪贻教授邀约,参与了《美国式民主》、《多难的历程:四十年代至八十年代初美国政治生活史》的翻译,对美国宪制有了初步了解。

   1988年,尹宣成功申请到奖学金,赴美主修社会学,1991年毕业于伊利诺伊大学社会学系,获社会学硕士学位。毕业后,尹宣自感数学基础欠缺,难以在重视量化分析的美国学界出头,曾报考多项专业技术执照,还在康涅狄格州做过一段时间中文家教。

   1995年是一个转折点。这年8月,尹宣开始在纽约《侨报》从事新闻编译工作。这是一家面向华人的中文报纸,他每天的任务,就是编译《纽约时报》、美联社、路透社等名报大社的新闻稿。由于美国涉讼新闻较多,报道常援引联邦宪法条文,许多字词含义,貌似直白易懂,译法却无常规。如宪法第五修正案中的“Infamous Crime”,有人译为“重罪”或“褫夺公权罪”,也有人译为“不名誉罪”或“失信罪”。为了避免重复劳动,并且更好地理解美国社会,尹宣逐渐有了重译美国宪法的想法。

   其实,美国宪法的汉译工作,从清末丁韪良主持翻译《星轺指掌》即已开始,从1902年到民国成立,就有章宗元、舒高第、王振元、严善坊、沈元昌等多个译本。早期译本多由西人口译,再经国人笔述润色而成,错漏之处较多,语言艰涩难懂。直到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才出现较受学界认可的译本。

   据粗略统计,截至今日,中文世界已有20多个美国宪法译本,最新一版收录于2012年出版的《世界各国宪法》,译者为中国社科院莫纪宏教授。从援引频率和通行程度上看,排前三位的依次为李道揆译本、赵一凡译本和谭君久译本。不过,由于美国宪法正文句式复杂,语义多元,上述三个译本也都有不尽如人意之处。

   2001年,李道揆先生曾呼吁中华美国学会成立一个专门小组,依照集体智慧,博采众家之长,打磨出一个“信、达、雅”兼备的完美译本。十三年过去了,这个“完美译本”仍未出现,当然,也没必要出现。

   1996年2月到5月,尹宣用三个月时间,译完了美国宪法正文与27条修正案,配套译出了《独立宣言》和《联盟条款》等早期文件。翻译过程中,他查证了大量历史文献,进而对制宪历史产生兴趣。在美国,制宪题材的著作早已汗牛充栋,但史学界、法学界、评论界公认的最权威读本,仍是马克斯•法兰德编撰的三卷本《1787年联邦制宪会议记录汇编》(下简称“《汇编》”)。尹宣认真比对了《汇编》收录的制宪会议记录,最终决定翻译詹姆斯•麦迪逊的会议笔记,并根据麦迪逊笔记原名,将这部作品命名为《辩论》。

   从成本角度考虑,守着原始素材做翻译,远不如就地取材再创作。马克斯•法兰德本人就从《汇编》撷取素材,写成《设计宪法》,垂范至今。女作家凯瑟琳·德林克·鲍恩以《汇编》为材料来源,创作了畅销书《民主的奇迹:美国宪法制定的127天》一书,赚到盆满钵满。翻译《辩论》期间,尹宣也想过以改编方式,重新讲述美国制宪故事,并尝试写了些普及性文章,但最终因效果不佳而作罢。他因此感慨,“越是深入,越难浅出”。相信这亦是他日后以译介工作为主的原因。

   经过两年努力,63万字的《辩论》顺利译完。按理说,在当时国内的出版环境下,如此篇幅的学术译著,出版会是大难题。幸运的是,1997年,尹宣曾在纽约遇到沈昌文先生,谈到了正在进行的《辩论》译事。沈先生当时刚从三联书店总经理位置上退下来,但还参与辽宁教育出版社“万象书坊”的策划工作。他对《辩论》这一题材非常有兴趣,在回信中告诉尹宣:“一俟译稿杀青,立即付排。”

   2001年,尹宣回国定居。两年后,《辩论》由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尽管首版只印了5000册,但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成为国内研究美国制宪史无法绕过的关键文献。

   为什么说《辩论》“无法绕过”?试想,无论解释美国宪法,还是将之转换成异国文字,弄清原意应当是基本要求。尽管约瑟夫·斯托里大法官的《美国宪法评注》对宪法含义有过权威解读,但具体到某个分句、字词的形成背景,还是应从制宪过程中探寻。要知道,美国宪法是妥协的产物,很多说法看似简单,背后却隐含重大争议,有些甚至险些酿成令联邦分崩离析的宪政危机。

   从上世界八十年代末开始,美国司法界大兴“原意解释”之风,要求对宪法条文的解释,如“自由”、“平等”等词汇的理解,不能依今时今日的立场解读,而应揣摩十八世纪末宪法起草者(Framer)、批准者(Ratifier)们的原始意图(Original Intent)。安东宁•斯卡利亚、克拉伦斯•托马斯两位大法官,更是“原意解释论”的忠实拥趸。

   问题是,美国宪法是“吵”出来的宪法,经不同观点碰撞形成,很难判断哪些是起草者的真实意图,哪些是妥协的结果。至于宪法批准者的想法,那就更难考证了,各州当年批准宪法的会议记录汗牛充栋,法官哪儿有时间去一一查证。但是,受上述原则约束,一旦宪法争议出现,大法官为证明本人观点才体现制宪者“原意”,还是不得不担当起历史学家的角色,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资料,当年参与制宪者的笔记、日记、书信、文章,都成为厘清原意的重要线索。《辩论》垂范久远的历史文献价值,显然无法被替代和超越。

  

   三

   2006年10月26日,尹宣在《南方周末》发表《是“联邦党人文集”,还是“联邦主义文集”》一文,以“一名之立、旬日踌躇”的态度,考证The Federalist Papers的译法。这篇文章受到译林出版社的关注,不久就派人赶赴武汉,邀请尹宣重译《联邦论》。尹宣先生爽快接下这一邀约。

   2006年12月,《联邦论》译事开启。尹宣“每日全天候,别无旁骛,专做这一件事”。这位时年65岁的老人,仅用十三个月时间,就完成了60万字的翻译。2007年12月31日晚,他通过电子邮件,将85篇译稿、300多条注释发给出版社。

   尽管我的“译龄”只有七年,但深知译事之难,更何况是两百多年前的制宪先贤之作。用《现代语言版联邦论》(The Federalist Papers in Modern Language)作者玛丽·韦伯斯特的话说,《联邦论》有两难:一难在句式翻卷回旋、宛若盘龙;二难在辞藻华丽、气势恢宏。这两难,在汉密尔顿笔下体现得最为明显。尽管美国人把《联邦论》视为继柏拉图《理想国》之后第二伟大的政治学著作,但真正能将全文通读下来的,却没有多少。

   尹宣结合自己对三位作者不同写作风格的理解,以简约、平直的文风,完成了翻译工作。除译注外,他还在做了不少“加法”,如注明发表85篇文章的报刊名称、具体时间,并逐一标明文章主旨,自拟了1071段段落要点,以方便读者提纲挈领。这些“增量”工作说来容易,背后需要付出的查证、复核苦功,却远非常人可以想象。

   在友人林达眼中,尹宣是一个工作狂,干起活来废寝忘食,一头扎进某项事务后,日思夜想都会与之相关,几乎到了如痴如狂的地步。稿件交付后,他与编辑通了无数次电话,许多地方都是一而再、再而三的商讨。商榷译文的电子邮件,循环往复,累积起来亦近千封。对一位年逾花甲的老人来说,这样的工作强度,已经趋近体力极限。因此,前辽宁教育出版社社长俞晓群在得知尹宣逝世的信息后,第一反应是:“他的早逝,一定与著译的劳累有关。”

   凭着尹宣这种著译热情,《联邦论》杀青后,一定会有新的规划。在2008年初发表于《读书》杂志的《再次燃起的宪法寻根热忱》一文里,或能管窥他后续的翻译计划:“政治辩论中,常见的现象,是陷人以网:编造对方没有的观点,横加批判,或夸大对方的观点,横加指责。汉密尔顿、麦迪逊、杰伊在《联邦论》里的行文,每篇都是批评对方的观点。可是,他们只用自己的语言列举对立面的观点,从不点明具体对手,从不援引对方原话。这当然有出于形势考虑的一面、采取策略的一面。可是,对于读者来说,也有要求历史公允的权利:反对派到底说了些什么?为了公允,我正在译《反联邦论:与“联邦论”针锋相对的85篇论文》。”

这里谈到的《反联邦论》(The Anti-Federalist Papers),(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张容川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76311.html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