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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帆:问学者的好奇心

更新时间:2014-07-16 19:56:35
作者: 何帆(最高法)  
由莫顿·博顿编撰,出版于1965年。博顿从当年质疑宪法的文章里,精选出85篇,序号与《联邦论》85篇对应,内容上逐一针锋相对,便于读者对照比较。国内虽有学者做过类似文献的编译,但内容相对零散、不够系统,《反联邦论》若能译出,定会成为国内美国制宪史研究的重要文献。

   除《反联邦论》外,尹宣还有更多宏伟计划。据刘苏里先生回忆,列入尹宣重译书目的,还有托克维尔的《论美国的民主》。此外,他还对著名首席大法官厄尔·沃伦的传记很感兴趣,甚至已试译若干章节。若老天假以时日,凭着他的孜孜努力,还将有更多优质法政译著问世。

  

   四

   余光中先生曾在一篇文章中,对作者、学者、译者之关系作了生动解读。在他看来,译者应当是不写论文的学者,没有创作的作家。也就是说,译者要有学识,也要擅于运用语文,既能尽窥其妙,亦能运用自如,前者接近学者,后者接近作家。

   例如,同样是北美波士顿抗议英国征税的Tea Party,有人直译为“茶党”,但当年其实并无这个党派。清楚这段历史的译者往往将之译为“茶会”,并点出Tea除本义外,还是Tax Enough Already的缩写,有“税已够多,不宜再加”的双关义。

   尹宣就是一位兼具学者、作者多重身份的译者,他虽述而不作、不落言筌,但学问尽化在译文、说明与注释当中,从他对“联邦”、“邦联”、“联盟”、“州”、“邦”与“联邦党人”等词汇含义的细致辨析间,可以看到他求真务实的钻研精神;从他兼具音律美与节奏感的译文中,则能感受他深厚的中文功底。

   “信、达、雅”之关系如何处理,是译界永恒的难题。归根结底,“信”字最难做到。基本的“信”,是对原文忠实,恰如其分地用中文表达原意;更高程度的“信”,则是令译文的情感、思想、风格、节奏接近原作,这亦是诗不可译的原因。试想,将“灵妃顾我笑,粲然启玉齿”,译为“灵妃看我笑,明亮露白牙”会是何效果?古文译白话尚且如此,更何况是古英文译为今白话?

   为贴近原意、还原语境,尹宣在翻译时,已充分考虑了话语背景、作者个性与行文风格,在译文中注入了自己对原作的理解,但是,也有极少数译文为兼顾“达、雅”,在“信”上打了折扣,甚至不乏硬伤。所以才说,一个译本,承载着译者对原作的解读,或正或谬,又或正谬混杂,世上没有完美的译本,也没必要有完美的译本。

   翻译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好的译者,会通过译介获取新知,不知不觉间又将译介推向深入。尹宣初学俄语,后习社会学,与法政研究本无渊源。但在好奇心的指引下,翻译领域逐层递进,从《独立宣言》、《联盟条款》到《联邦宪法》,从制宪记录到为批准新宪法摇旗呐喊的《联邦论》,从抵制新宪法的《反联邦论》到探寻行宪之后政制奥妙的《论美国的民主》,再到为推动宪法实施做出卓越贡献的沃伦首席大法官传记,他的译介之路,展现了一位问学者的学思轨迹。

   无独有偶,近年来,国内译介、推广美国宪政题材作品影响最大的,都不是法律人。林达通过“近距离看美国”系列,从宪政、司法切入,向国内读者介绍了一个“形而中”的美国。

   南京大学的任东来教授,早年治中美外交史,后来受华人历史学家王希教授《原则与妥协:美国宪法的精神与实践》一书影响,开始对美国宪政史的研究。从2000年到2013年,他和他的研究团队先后推出了《美国的宪政历程:塑造美国的25个司法大案》、《在宪政舞台上:美国最高法院的历史轨迹》、《比登天还难的控枪路:持枪权与美国宪法第二修正案研究》和《最有权势的法院:美国最高法院研究》等作品,翻译了罗伯特·麦克洛斯基的《美国最高法院》(The American Supreme Court)、戴维·M. 奥布赖恩的《风暴眼:美国政治中的最高法院》(Storm Center: The Supreme Court in American Politics)、杰弗里·罗森的《最民主的部门:美国最高法院的贡献》(The Most Democratic Branch: How The Courts Serve America)等名著。

   我与东来先生素未谋面,内心却一直视他为良师益友。2010年,我翻译的《九人:美国最高法院风云》(The Nine: Inside the Secret World of the Supreme Court)一书甫一出版,就收到东来先生一封邮件,告知他将在《东方早报•上海书评》发表一篇文章,并对部分译法提出批评。不久,文章刊出,指出在美国司法语境下,jurist不应译为“法学家”,而应译为“法官”。我认真对照该词语义,发现确系错译。

   2012年6月,我接到东来老师电话,称他来京参加一个读书会,约我见面聊聊。电话中,东来老师谈到,他对我新译的《法官能为民主做什么》(Making Our Democracy Work: A Judge,s View)一书“译者序”里的观点有些不同看法,拟再次撰文商榷。我表示欢迎,顺便问起他最新的研究计划。他说,接下来会以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为研究对象,以《美国宪政守护者》为名,讲述十位杰出大法官的司法人生,与前两部共同组成“美国宪政三部曲”。我开玩笑说,这与自己正主编的“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传记译丛”构成重大历史题材作品“撞车”。东来老师笑道,大家殊途同归,都是为了传播司法文化,顺便满足些好奇心罢了。

   因公务繁忙,东来老师在京期间,我们终究未能碰面。当时想着来日方长,以后赴宁拜访也不迟。几个月过去,我并未看到他的商榷文章,猜测是他太忙忘记了,也不好意思去信询问。2013年3月,我收到东来老师托人寄来的新书,题赠落款是“任东来,2013年3月18日,南京医院”。当时隐约觉得不对劲,忙向熟人打听,才知道2012年7月,东来老师查出身患癌症,已入院治疗多月。5月2日傍晚,得悉东来先生病重不治,内心分外悲凉,忍不住又想到壮志未酬的尹宣先生。

   当今社会,学问早已不是独伴青灯的事业,申几项课题、开几个短会、攒几篇文章、编几条外文脚注,都可以美其名曰“做学问”。一些以美国宪法研究为业的学者,别说《联邦论》,连《联邦宪法》原文都没通读过。在所谓“学术圈”里,翻译更被视为笨功夫,译者评不上职称,上不了台面,还会遭遇“水平不行,才搞翻译”的非议。尹宣、东来两位先生因偶然机缘,闯入美国宪政研究这片丛林,在好奇心和责任感的驱使下,开始了研究与译介之旅。与东来老师相比,尹宣更像一个学术“个体户”。他的研究,没有学术立项,也无机构资助,却栉风沐雨、不计名利。这些问学者的好奇心,是取之不尽的动力源泉,激励着我辈后学薪火相传。

   《辩论》2003年面世至今,十年间不曾再版。2014年,译林出版社受尹宣先生家人所托,校订重版《辩论》一书,嘱我撰文推荐。我与尹宣先生缘悭一面,身为读者和同行,只能从译著的字里行间怀想斯人,不免有强作解人之处。而我不揣浅见、尝试作文的初衷,惟望有更多的读者,能关注到尹宣先生译介和研究的成果,让这位前辈“破愚暗以明斯道”的志业得以继续。

  

   2014年4月20日

   于最高人民法院

  

   来源:《中国法律评论》2014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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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张容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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