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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森:皇权专制政制下中国市场经济的周期性兴衰(上)

更新时间:2014-07-14 10:40:02
作者: 韦森 (进入专栏)  
对此,斯密在《国富论》中已经做了一些探讨。斯密认为,由于人具有这种天赋的交换与交易本能倾向,要形成我们今天所说的市场经济扩展和增长的斯密型动态增长机制,只要启动人们的利己心,让人们明白,自己做事,首先对自己是有利的,这样就可以顺其自然地达到该目的了。斯密说:“不论是谁,如果他要与别人做买卖,他首先要这样提议:请给我以我所要的东西吧,同时,你也可以获得你所要的东西,——这句话是交易的通义。”斯密接着指出,“由于我们所需要相互帮忙的大部分都是通过契约、交换和购买所取得的,所以,原初的劳动分工,也正是同样出自人类的这一性向”。从充分利用人们在市场交易中的利己心这一认识出发,斯密就非常自然地从他的劳动分工理论推导出“看不见的手”的著名原理了:“由于人以此种方式经营产业的目的在于使其生产物的价值能达到最大程度,他所盘算的也只是他自己的利益,在这种场合,像在许多场合一样,他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所引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人想要达到的目标。这并不因为事非出于本意,就对社会有害。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得他能比他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到这里,我们就非常清楚地看出,斯密所推导出的“看不见的手”的原理,已经内涵着哈耶克所提出并一生弘扬的自发社会秩序和人类合作的扩展秩序的思想原型。

   在亚当•斯密的市场分工和市场自发生成和成长理论问世200年后,当代奥地利学派的伟大思想家哈耶克从多种理论视角又对此作了深入的阐释,并进行了进一步的发展。按照哈耶克的自发市场秩序扩展论,只要市场秩序和竞争“没有在国家的帮助和纵容下蒙遭彻底的压制,那么一般来说竞争总是会发挥它的重要作用的,即使它发挥作用的速度比较缓慢”。因此,按照斯密-哈耶克的自发市场秩序生成和扩展理论,如果市场分工和交易的成长和深化不为政府和其它外在强制力量所干预、压制乃至绞杀,在任何文明社会中,市场经济总会自发生成、自发成长并不断扩展。

   对于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和经济史的专家来说,他们也许会觉得,斯密在18世纪提出的“看不见的手”的原理,以及哈耶克在20世纪后半期才提出的市场自发生长和扩展理论,并不是什么新的理论创见。因为,早在两千多年前,中国伟大的历史学家和思想家司马迁就提出了不少与斯密和哈耶克的市场秩序自发运行和扩展的理论相仿的洞见。譬如,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司马迁就明确提出,“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故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各劝其业,了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招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从这些话中,可以看出,早在两千多年前,司马迁就几乎表达了与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的原理同样的思想。更为可贵的是,在《史记》中,司马迁不但阐明了市场自发运行和自发成长的基本原理,还明确告诉君主和政府,不要过多地干预市场运行,尤其是不要与民争利。譬如,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司马迁说,由于人们出于本能在市场交易中自发追求自己的利益,要赚钱发财,“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最下与之争(利)”。在《史记•平准书》中,司马迁还指出:“孝惠、高后时,为天下初定,复驰商贾之律,……量吏禄,度官用,以赋于民,而山川园池市井租税之入,自天子以至于封君汤沐邑,皆为私奉养焉,不领于天下之经费。漕转山东栗,以给中都官,岁不过数十万石”,“当此之时,网疏而民富”。在谈到文景之治时汉景帝用低税赋政策来刺激市场经济自发快速发展的史实时,司马迁又指出,“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这说明司马迁早在两千多年前就意识到市场交易是最有利于财富创造的社会机制安排。

   司马迁、斯密和哈耶克的人类市场秩序自发生成和扩展的理论发现,似乎也被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成功经验及1949-1978年中国计划经济的教训所证实。中国30年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无非是再一次证明,市场配置资源是一种目前被证明了的人类经济增长和社会繁荣的最佳和最为有效的途径。但是,在2007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政府干预主义卷土重来且甚嚣尘上的当今社会,是否市场竞争和资源配置方式还是一种最好的经济社会繁荣之道?对这些问题的正确认识和把握,正迫使我们回到中国经济社会沿革史的历史回顾和反思中去。本文下边进行的历史叙事和梳理,也许是对司马迁、斯密和哈耶克的自发市场秩序生成和扩展论的一个理论的验证和历史的诠释。

  

   二、明代之前皇权专制政制下中国市场经济的周期性兴衰

  

   1、西汉时期的第一次工商业繁荣与禁榷制度和抑商政策的出现

   在引言的分析中,我们已经指出,按照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的理论发现,人类有追求自利和喜好交易与交换的天生禀赋,这种人类的天赋禀好的发挥,会导致市场分工的自发演进和市场秩序自身的不断扩展。按照斯密-哈耶克的市场秩序自发生成和不断扩展理论,在任何族群和社会中,市场总会自发产生其成长和不断扩展的内在动力。现在我们还知道,这一理论早在两千多年前就被中国汉代史学家司马迁提了出来。现在看来,与其说司马迁在两千多年前就自个悟出了这一道理,不如说他对所处时代之前的历史研究和当时的观察使他明白了这一点。因为,现有的许多考古文献和史料研究均证明,在远古时期,中国人的先祖就意识到了市场贸易的好处,故市场交易和商品贸易在远古中国社会中就比较发达。譬如,按照我国当代历史学家童书业先生的研究,中国的手工业和市场交易产生得很早,并在殷商时期就已经很发达了。由此,我们今天可以认为,作为世界文明轴心之一的中国,其古代社会中的分工和市场扩展秩序的生成,在时间上不比西方社会晚,尽管当时还没有产生像古罗马那样海洋和内陆贸易均十分发达,且民商法和司法审判制度十分完善的商业帝国。譬如,在西周时期,中国的市场分工就已经十分细密,有了金属工、木工、玉石工、陶工、纺织工、皮革工、武器制造工等“百工”之说。另外,从《易•系辞传》谈到神农氏时“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的描述中,我们也可以从一个侧面发现中国上古时期商品经济和市场贸易就已经十分发达。《周礼•司市》中曾有这样的记载:“大市,日昃而市,百族为主;朝市,朝时而市,商贾为主;夕市,夕时而市,贩夫贩妇为主”。根据这一描述,我们也可以判断,在中国上古时期,朝廷官府就曾对市场进行规制、管理并进行分类控制了,以致于可以认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原来并不是1978年中国经济改革后才独有的一种社会历史现象。

   秦汉之交,中国经历了一段群雄争霸、内外骚动、诸侯并起和民不聊生的时期。汉兴之后,出现了中央集权制的统一国家中第一次农工商业繁荣的高潮。按照司马迁的《史记•货殖列传》中的描述,“汉兴,海内为一,开关梁,弛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得其所欲”。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出,由于汉初中国的统一,加上朝廷在鼓励农业发展的同时,对工商业的发展也采取了较自由和宽容的政策,使得前汉时期工商业得到了很大发展。按照许多史学家的研究,汉高祖驾崩后,在汉惠帝尤其是汉文帝统治时期,朝廷听取大臣曹参的主张,采纳黄老之术,实行“拱己无为”的不扰民政治方略,而在具体的经济政策上,则采取了“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措施。到了汉景帝时期,朝廷则接受大臣晁错的建议,除了继续采取“君臣俱欲无为”、“从民之欲而不扰乱”的经济政策外,在政治上又部分采纳了若干法家学说,清静守法,还废除了一些从秦代沿用下来的残酷刑法。结果,就出现了中国历史上有名的“文景之治”(公元前180-前141年)的盛世繁荣。在文景时期,富商大贾周流天下,城市之间的商品远程交易已经相当发达,全国性的交通网络也已经形成。据许倬云先生的研究,文景时期,中国已经形成了一种全国性的农业市场经济系统,“这一市场体系,建立在逐级集散市场网,并有相应的道路网络,联系各处的市集与城镇”。结果,汉代大都市,全都在这一网络的干线道路上。在各地城市间,又各有其道路网,联系各处的“乡聚”,“乡聚”之间,又有分叉道路,通往大小村子。“市场网依赖于道路网,以经济交换功能将中国凝聚成一个难以分割的经济共同体,其整合的坚实,竟可超越政治权力的统合”。另据一些国内外历史学家考证,在西汉时期,中国的海外贸易也开始自发萌生,甚至出现了在罗马帝国和汉时中国之间的远程贸易,如中国的丝绸在这个时期甚至更早就出口到西亚国家和罗马。文景之治时期中国社会内部市场经济秩序的自发生成和扩展的史实似乎表明,在一种农耕文明社会中,如果政府不过渡干预和掣肘市场扩展的自发力量(如汉文帝和汉景帝时期所采取的黄老之术),市场秩序就会大踏步地扩展——即使在已经基本走向“成型”的中华文化体系中,市场经济秩序仍然能不断冲破各地和各种各样的“布罗代尔钟罩”(the

   Braudel Bell Jar),从而导致经济增长、科技进步和社会繁荣。

   文景时期的农业以及工商业的繁荣,全国道路网络和市场交易网络的形成,也自然促进了当时的城市化进程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从商业大都市的形成来看,除了政治首都长安外,又自然形成了一些全国性的商业大都会,当时即有“五都”之说:洛阳、邯郸、临淄、宛、成都。除这五大商都之外,大大小小的商业都会遍布于全国各地。从科学技术发展史的视角来看,西汉时期的冶金业、制盐业和铸币业都相当发达,中国的冶炼技术也已经非常高,工匠们用高炉炼铁的方法已经非常普遍。另外,在西汉时期,陶瓷、纺织、印染、酿酒、铜器和其它金属铸造业以及车船制造业已经相当发达。这似乎也验证了两千年后斯密和哈耶克才发现的市场扩展秩序与经济增长的动力之间理论上的内在联系。正如经济史学家傅筑夫先生在《中国经济史概论》中所见,人类本能要求增加财富和提高自己的社会福利,这自然会导致市场交易的增加,“这都是‘不招而来,不求而民自出之’(《史记•货殖列传》)的自然生成本能,故人们便都自然而然地‘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同上)。可见商品经济的发展,乃是整个社会发展和文化水平提高的自然趋势”。傅筑夫先生还指出,汉代炼钢方法的发明和整个钢铁手工业的迅速发展,对整个经济的各部门都产生过极为深远的影响。他还接着指出,西汉时期,中国“在生产技术的造诣上,在钢的产量和质量上,比之18世纪英国工业革命时钢铁工业所达到的水平,并无逊色,但是中国却早了两千年……”

市场的自发成长,冶金技术的进步,商业贸易的扩大,尤其是商人资本的集聚,也产生了一些令皇权专制统治者担忧的社会问题。在缺乏法治规制的传统社会的政治格局中,经济的自然成长和动态发展也使统治者感到某些潜在威胁。在这种社会格局下,市场自发扩展中的社会财富在少数人手中集聚,“豪富吏民,訾数巨万,而贫弱愈困”(《汉书•食货志》)。这也就成了西汉王朝的继位皇帝打击富商巨贾,遏制市场经济自由发展的一个现实理由。公元前140年,年轻的汉武帝刘彻(前156-87年)即位,时仅16岁。登基5年后,汉武帝便对民营工商业连下重手。首先,汉王朝强力推行“均输平准”等统购统销的国营商业政策,同时将盐、铁、酒等重要行业强行收归官营,由官府对重要物资的运输和贸易进行垄断——即所谓的“禁榷制度”。第二,加重商人赋税负担,对民营工商业征收重税,责令民营商人自报财产,陈报不实者,罚充军一年。结果是“商贾中家以上大率破”,即中等以上的工商业家庭大都破产了。第三,“出告缗令”,直接没收商人财产。汉武帝仅仅通过告发和没收财产一项,就“得民财以亿计”(《史记•平淮书》)。在推行此项打击商人的措施同时,许多贪官污吏趁机鱼肉百姓,结果搞得“官乱民贫,盗贼并起,亡命者众”。第四,通过不断改变币制的办法,(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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