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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广云:论非暴力反抗或公民不服从

更新时间:2014-07-14 10:33:55
作者: 程广云 (进入专栏)  
二是“它并不企图打败或羞辱对手,而是要赢得他的友谊和理解”。三是“其进攻直接针对罪恶势力,而非行使这罪恶的人”。四是“甘心受苦而不求报复,甘心挨打而不求还击”。五是“它要避免的不仅是肉体的外在暴力,还包括精神的内在暴力”。六是“它基于这样的确信,即宇宙乃处于正义一方”。他宣称:“非暴力抵抗者(nonviolent

   resisters)能够如下简明地概括他们打算做的:我们将采取反对不正义的直接行动,而不等待别的代理机构行动。我们将不服从不公正的法律或屈服于不正义的实践。我们将和平地、公开地、欢乐地做这件事——因为我们的目的是说服。我们采取非暴力的手段,因为我们的目标是一个自身和谐的共同体。我们将尝试用我们的话来说服,但如果我们的话无效,我们将尝试用我们的行动说服。我们将总是愿意对话和寻求公平的妥协,但我们准备忍受必要的痛苦,甚至冒着生命危险去证明我们所认识的真理。”

   除了政治家们付诸实践之外,关于“非暴力反抗”或“公民不服从”及其合法性和正当性问题,政治哲学家们进行了严肃认真的探讨。阿伦特、罗尔斯、哈贝马斯、德沃尔金是其中的著名代表。

   罗尔斯这样定义“非暴力反抗”或“公民不服从”:“公开的、非暴力的、既出于良知又属于政治性的违法行为,往往旨在带来政府的法律或政策的改变,靠这一种行动,人们诉诸社会多数的正义感(sense

   of justice),并宣布依其所考虑的看法,自由平等人们之间的社会合作原则未能得到尊重。”我们可以根据罗尔斯的定义,阐明“非暴力反抗”或“公民不服从”的几个基本特征。

   首先,我们应该区分公民不服从与臣民不服从、刑事不服从、民事不服从以及良知拒绝等等的界限。在一个社会里,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是一对基本的社会群体。这里存在两种情况:其一,统治集团和被统治集团被固定区分为两个社会群体;其二,每一个人既是统治者又是被统治者。在前一种情况下,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权利和义务关系往往被异化为被统治者对统治者的人身依附关系,如主奴关系、君臣关系等;在后一种情况下,每一个人都是公民,人身自由,权利义务平等。自由社会和极权社会归根结底是这两种不同的治理模式。一部分人统治,另一部分人被统治,往往形成一种命令-服从模式:一方只有权利,另一方只有义务;或者一方权利多、义务少,另一方权利少、义务多。在这种情况下,奴隶或臣民要么服从主人或君主,要么不服从(暴力反抗),没有非暴力反抗这一中间状态的正当性存在,即使在口头上可以劝谏,无论纳谏还是拒谏,一旦主人或君主命令,奴隶或臣民必须在行动上服从,否则就不忠诚,就是背叛,这就是“臣民不服从”。当然,有些团体(例如军队)是必须采取这一模式的,问题在于将这一模式普遍化,有相当一些人认为言论自由、行动服从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但是,当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处于同一社会群体时,他们扬弃了命令-服从的治理模式,转变为自主-协商的治理模式。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公民才有不服从的权利和义务。公民不服从不是基于个人的生命、身体和财产权利受到侵犯(这是刑事不服从或民事不服从的理由),而是基于社会的自由平等和公平正义原则受到侵犯,这种侵犯正是通过法律及其实践进行,从而迫使公民采取“公开的、非暴力的、出于良知的而又属于政治性的违法行为”。这就是“公民不服从”。它不仅是出于宗教-伦理理由的“良知拒绝”,而且是属于政治性的反抗行为。治理是化无序为有序的过程,包括两种可能,根据它们是否采取强制方式,是否以自由为代价,可以区分为劣序(恶治)和良序(善治)。在其他条件相等情况下,命令-服从模式倾向于社会的劣序化(坏的治理),自主-协商模式倾向于社会的良序化(好的治理)。避免劣序化,争取良序化,应该是善治(好的治理)的目标。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公民不服从或非暴力反抗具有其一定的合法性和正当性。

   其次,公民不服从的法理依据是高级法高于低级法、上位法高于下位法、自然法高于人为法或神定法高于人定法。即使臣民不服从,也有类似法理依据。中国传统以“天命”和“民心”、“天理”和“人心”为反抗、起义和革命的法理依据。《周易》所谓“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孟子认为以“独夫民贼”为对象的“革命”是合法的。“齐宣王问曰:‘汤放桀,武王伐纣,有诸?’孟子对曰:‘于传有之。’曰:‘臣弑其君可乎?’曰:‘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公民不服从更是具有这一特征。高级法高于低级法、上位法高于下位法、自然法高于人为法、神定法高于人定法是西方文化的传统。马丁•路德•金说:“人们或许会问:‘你们如何能倡导违反某一些法律,又服从另外的一些?’答案便系于这样的事实,即存在着两种法律:公正的法律和不公正的法律。我会第一个倡导服从公正的法律。人不仅有法律责任,也有道德责任,去服从公正的法律。反之,人也有道德责任,去不服从不公正的法律。我会同意圣奥古斯丁的话:‘不公正的法律,就等于无法无天。’”“那么,这两种法律区别何在?如何断定一项法律是公正还是不公正?公正的法律虽出于人定,却符合道德律以及上帝的律法。而不公正的法律则是不与道德律相和谐的法律。用圣托马斯·阿奎那的话讲,不公正的法律乃是不植根于永恒的律法以及自然法的人法。任何提高人格的法律都可称公正。而任何贬低人格的法律则绝非公正。”“不公正的法律乃是人数或权力上的多数集团强迫少数集团服从,却不用以约束自身的法律,这是差别的立法。同样,公正的法律则是多数强迫少数遵从,其自身亦愿遵从的法律。”

   再次,公民不服从的实质是少数人反对“多数人暴政”(托克维尔语)。阿伦特认为公民不服从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不服从(“间接不服从”)。“正是因为这种‘间接不服从’的特性,所以,无论是良知拒绝者(conscientious

   objector),还是违反特别法以检验其合宪性的人,都不属于‘公民不服从’的情况,它们看起来不能证明自身在法律上的正当性。由此,我们必须区分良知拒绝者和公民不服从者。后者实际上是组织起来的少数者,他们并非出于共同的利益而是基于共同的主张,以及决心反对政府政策的立场结合在一起,即使他们有理由认为这一政策受到多数人的支持;他们的一致行动源于相互间的约定,这一约定使他们的主张更为坚定,并增强了他们的确信,而无论他们一开始是如何达成这一协议的。”

   最后,公民不服从的目的是通过纠正法律的缺陷,捍卫“法律的精神”(孟德斯鸠语)。公民之所以不服从(违背法律),是因为法律本身或者实践违背了法律的精神。因此,公民不服从不是对于法律的背叛,而是在最高意义上对于法律精神的最大忠诚。它诉诸于开放的而非封闭的公众舆论,诉诸于人类的普遍理性,诉诸于人类的普遍良知。

   我们知道,不论何种治理模式,哪怕最佳治理模式,都有这样或那样的不完满性。所谓不完满性,就是治理行为总是存在这样或那样的缺失,这种缺失往往造成公权力对私权利的侵犯,亦即对人权和公民权,特别是基本生存权的侵犯。

   从政府角度来考察,治理行为应当避免两个极端:一极是治理的失效导致社会的失序,这就是无效的治理;另一极则是避免使用强力治理社会,当政府使用强权时,对社会舆论、良心自由的控制就构成了对人权和公民权的侵犯。以自由为代价的社会秩序就是社会的劣序。治理应当避免社会的无序化和劣序化,既要实现社会的有序化,更要实现社会的良序化,将维护个人自由与维护社会秩序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因此,既然政府治理行为具有不完满性,随时随地可能发生这样或那样的错误,就应从法律上确立一种纠错机制,例如宪法规定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权利,刑法规定公民有正当防卫权和紧急避险权等等。这种纠错机制就是承认每一个人在自身人权和公民权、特别是基本生存权受到侵犯时,可以合法使用反抗权,这种反抗权除了受到法律自身限制之外,不受其他任何限制。

   从民众角度来考察,每一个人都有权利捍卫自身人权和公民权、特别是基本生存权。同时,每一个人也有义务维护社会秩序。当然,人们首先并且主要应当维护良序社会。但是,如果社会并不存在良序的任何可能,那么,与社会无序相比较,一种社会劣序起码能够保证公众的基本安全,只是这种安全是以个人自由为代价的。在这种情况下,劣序的危害程度比无序的危害程度要轻微一些。当然,只要出现了良序的可能,这种危害就应从根本上予以清除。

   当权利与秩序相矛盾时,人们通常的选择是放弃自身权利,维护现存秩序,这就叫做“容忍”。容忍是为维护社会秩序而自愿放弃个人权利的行为。容忍比自由更重要,这正是经典自由主义的基本观点。容忍是个人为社会而作出的牺牲。

   但是,任何容忍都是有限度的,要求人们无限度的容忍是既无必要也不可能的。超出特定限度,就是反抗。反抗是捍卫个人权利,冲击社会秩序的行为。这种冲击表面上破坏了现存的社会秩序,实质上,它是否具有合法性应该从个人权利和社会秩序的矛盾中来考察。若个人权利不合法,社会秩序合法,则反抗不合法;若社会秩序不合法,个人权利合法,则反抗具有合法性。当然,现实往往介于二者之间。政府维稳(维护社会秩序)、民众维权(维护个人权利)各有其合法性和正当性。二者的冲突和对抗是造成诸多历史悲剧的根源,我们应当折中调和。反抗的合法性既奠基于个人权利与社会秩序的矛盾之中,也取决于它所采取的方式和方法。具有合法性的反抗冲击和破坏不合法的社会秩序,维护和捍卫个人自由、人权和公民权,特别是基本生存权。这里存在两个边界(社会秩序、个人权利),超越其中任何一个边界,都是不合法的。

   我们主张在使用反抗权时,每一个人都应遵循非暴力原则。因为这种原则,无论从维护个人权利的角度讲,还是从维护社会秩序的角度讲,都是最佳选择。暴力或多或少地以牺牲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身体和财产为代价,不仅干扰了社会秩序,而且构成了对个人自由、人权和公民权,特别是基本生存权的侵犯。何况,我们已经走到这样一个时代,暴力从低烈度和中烈度发展到高烈度,人类所拥有的暴力足以毁灭人类。历史证明,许多用暴力争取解放的斗争,在推翻了旧的压迫者后,造成了新的压迫者。暴力的逻辑是:凡是用暴力争取到的,必须用暴力去维系它。暴力以目的的正当来掩盖手段的不正当。因此,暴力腐蚀了人们的政治品质,降低了人们的道德水准,用功利去玷污道义,用强权来亵渎公理,它用个人的利己心掩埋人类的同情心、正义感和人道情感。相反,非暴力既要求目的的正当,更要求手段的正当。因此,在历史上,人类解放很少是暴力结出的果实,更多是非暴力开放的花朵。诚然,暴力具有激进效应,但它争取的进步却是不稳定的、可逆的;反之,非暴力具有渐进效应,但它争取的进步却是稳定的、不可逆的。即使是暴力争取的,仍然需要用非暴力去奠基它的正当性。妇女解放、殖民地附属国人民的解放、被剥削者被压迫者的解放、种族解放,都是这样一个道理。

   当然,非暴力使用反抗权也是有限度的,它取决于所反抗的对象——压迫者的压迫行为究竟是非暴力的还是暴力的。压迫的非暴力决定反抗的非暴力,如果用暴力来反抗非暴力压迫,这种反抗就是一种过度行为,是不合法的。但是,面对暴力压迫,人们有权暴力自卫。马丁•路德•金说:“有三种不同的暴力观。一种是主张纯粹的非暴力,它不可能轻易地吸引大多数群众,因为它要求极严格的纪律和极大的勇气。第二种是主张在自卫中使用暴力,这种暴力是从最原始到最文明的社会都承认为是合乎道德和合乎法律的。自卫的原则,即涉及到武器和流血也决不受到谴责,甚至连甘地也不谴责,他同意那些不能掌握纯粹非暴力的人们使用它。第三种观点支持把暴力作为一种推动进步的手段,就像在战争中一样有意识和深思熟虑地组织暴力。”这就是说,非暴力是首要的选择,暴力只有在自卫条件下是正当的。当然,自卫亦有一定限度。首先,我们应当排除不加区分地针对任何个人、群体的暴力行为,这是一种恐怖主义行为。恐怖主义是指任何国家、组织和个人以杀伤无辜平民为主要手段达到任何政治目的的一切政治行为。恐怖主义没有辩护理由,因为它“反抗”的对象不一定是并且在通常情况下根本不是压迫它的人们;其次,我们应当排除灭绝性的暴力行为,如群体灭绝(从灭门到种族灭绝)等,这种暴力虽然针对特定群体,但它突破了自卫的限度,殃及无辜,是暴力的滥用;最后,我们应当排除报复性的暴力行为,这种暴力虽然针对特定群体以及个体,但它仍然突破了自卫的限度,当对方对自身的暴力已经中止和减弱时,我们没有理由继续使用或加大使用暴力。

   总之,非暴力不服从和最低限度的暴力自卫,这就是我们行使反抗权的合法性所在。只有合法地行使反抗权,才能在根本上维护社会和谐,亦即既维护个人权利,又维护社会秩序。

  

   (程广云,首都师范大学哲学系主任、教授)

  

   注:本文由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研究”项目(编号08BZX073)、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十一五”规划重点项目“关于和谐世界的哲学研究”(编号06AaZX002)资助。

  

   由于篇幅限制,本文略去注释。读者如有需要,可向本刊编辑部索取:zlygl@cssm.gov.cn。

   来源:《战略与管理》2013年第5/6期合编本

   责任编辑:蒋湘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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