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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扬:港台激进政治的根源是什么?

更新时间:2014-07-11 09:11:10
作者: 文扬  

    

   今年的香港“七一”大游行,又是一次标志性的事件,无论参加人数几何,在当前的政治局面和时间点上,它的确反映了香港民间社会对于北京中央政府的对抗情绪,甚至敌对意志。

   故意无视这一点是鸵鸟政策,用“13亿人”仗势压人属于政治暴力,都不可取,只有直面这一现实,承认其发生的必然性,才有可能看清问题的本质所在。

   的确,香港和台湾激进政治愈演愈烈,绝不仅是时局使然,而是有着历史的必然性。

   近年来,随着两岸四地交往互动越来越多,尽管在香港是“一国两制”,在台湾是“两岸分治”,但北京对于港台社会各方面的影响,实际上是越来越大了,仅仅经贸往来和自由行,就几乎快到了影响无处不在的地步。

   在这种一体化形势的推动下,中国政府这个威权实体,就像是一个巨大的云朵,从过去的地平线之外慢慢飘到了头顶上空,成了当地社会生活中一个无法回避的政治现实。

   马英九被骂做“马省长”,梁振英被讥为“梁书记”,正是这一政治现实的反映。

   于是,一个特别的现象出现了:由于有了中国政府这个“影子政治”,原本只是当地社会内部的各种经济矛盾和社会不满,就有了一个新的归罪对象,一个政治化的出口,一个开展斗争的理想“敌方”。

   很多人没有意识到,港台社会在过去之所以不像现在这样动荡,并不是因为没有激进政治的传统和土壤,而是缺乏泛政治化的条件和斗争的对象。港英当局和蒋氏父子统治下的国民党当局都是威权体制,既具有强硬的压制手段,又有软性的怀柔措施,不会任由经济矛盾和社会不满积累发展,演变成针对政府的政治斗争。但是,当威权体制结束、民主政治开启之后,情况就发生了巨变。

   在香港,名义上港英当局的权力被北京政府接管,但实际上由于“一国两制,港人治港”的政治设计,北京并不能在香港建立起具有管治效力的威权。23条立法迟至今日仍未落实,《基本法》规定的普选办法遭遇公开挑战,都是威权严重缺失的明证。

    

   激进政治原本就有深厚传统

   在台湾,民进党以“台独”的理想为号召,以“卖台”的指控做武器,成功分裂了台湾社会,并瓦解了国民党任何形式的威权。今年3月的“反服贸”和“占领立法院”即为典型事例,其含义在于:今日台湾社会不接受任何带有威权意味的施政,与大陆当局的合作就更不接受,政府推出的政策只能在民众的一致认同之下进行。一致认同形式的民主高于一切,高于代议制,也高于法治。

   就是这样,旧的威权体制终结之后,留下了巨大的权力真空。与此同时,来自北京的影响越来越大,但其管治权却被挡在了境外,只是一种有威权之名无威权之实的“影子政治”。在这种情况下,港台的激进政治就像是一头出笼的猛兽,一方面因为威权缺失而不受任何管束和羁縻,另一方面又因为“影子政治”这个诱人猎物而兽性大发,于是一种特有的、专以北京方面为归罪对象和斗争对象的“隔空战争”就此爆发,且愈演愈烈。

   台湾爆发“太阳花民运”,香港的反对派前往取经;香港举行七一大游行,台湾的社运人士前来声援;如同堂吉诃德大战风车一般的“隔空战争”在两地蔓延。北京的影响越大、惠顾政策越多,激进政治反倒越受到激励,因为就其本性而言,这种政治只与权力的你进我退相关,不大受经济利益的左右。

   激进政治是打着自由民主的旗号进行的,在以北京为敌的斗争中,这种旗号更显得不容置疑,因为大陆当局很容易被妖魔化为专制独裁的化身。

   自由民主是先进的,专制独裁是落后的,自由民主是优越的,专制独裁是低劣的;人们对此深信不疑,无论激进政治多么出格,甚至把法治当儿戏,也会受到这种民主观念的庇护,不受责备。这就叫“政治正确”。

   但事情并不这么简单,如果认真追究一下激进政治的起源,人们会看到情况恰恰相反。

   在西方国家,激进政治没有市场,民主在完善的法治环境下有序运行,尽管实行普选和政党轮替,但绝少发生大的政治动荡,更不会发生国家分裂的危机。

   西方国家之所以能够如此,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这些政治成熟、制度完善的社会中,绝大多数社会矛盾都会被限定在社会领域之内,通过法律和道德解决,不会轻易上升到政治领域当中。

   然而,不得不承认,仅就社会领域与政治领域实现分割这方面而言,无论是中国大陆,还是港澳台,都还算不上是成熟的社会。这一点,在近几年是看得越来越清楚了。社会问题动辄政治化,所有不满统统归咎政府,大小问题一律指向体制,社会领域直通政治领域,中间毫无隔阻,正是两岸三地共同存在的问题。

   年轻人对经济和就业不满,原村民对开发和征地不满,都可以瞬间转为激烈的政治活动,随便找个理由就直接占领立法机构,这种典型的“劣质民主”、“暴民政治”,在被认为民主法治已经实行得很好的台湾和香港,反倒愈演愈烈。

   问题的根源,深植于中国的近代历史当中,与自由主义学说无关。由于中国的现代国家建国是通过大规模的、暴烈且血腥的社会革命完成的,而不是通过“光荣革命”或“天鹅绒革命”这种只局限在政治领域里发生的政治革命完成的,所以,社会问题的政治化,恰恰就是中国近代以来的一个强大传统。早期的共产党和国民党,都起源于民间社会,而不是国家政治的产物,都熟稔于自下至上的革命,缺乏自上至下的管治能力。讽刺的是,作为国民党对立面而崛起的民进党,却又是一个更加民间、更加社会化的政党,更加缺少成熟政治传统,其党文化几乎就是早期革命党的翻版。

   共产党信奉马列主义,国民党信奉三民主义,民进党信奉自由主义,三个截然不同的政党,却统统都是民间型政党,不是国家型政党。中国大陆实行社会主义,台港澳实行资本主义,两岸四地不同的社会制度,却普遍存在社会问题政治化的痼疾。由此可见,社会领域与政治领域之间缺乏隔阻,社会问题与政治问题混成一团,不是主义的问题,也不是制度的问题,恰恰就是因为共同的近代传统的问题。

    

   民主观念颠倒了问题的实质

   外人对此看得更清楚。《世界邮报》主编、《21世纪智慧治理》(Intelligent Governance for the 21st Century)作者之一的内森·加德尔斯(Nathan Gardels)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指出,国家霸权是建立在强制力——也就是硬实力——的基础上;为了保持稳定,国家必须在社会上确立起对暴力手段的垄断。然而,民间社会里的霸权却是建立在认可(consent)的基础上的。但正如葛兰西(20世纪初的意大利共产党领袖)所指出的,共产党是民间社会的一部分,而不是国家的一部分。

   “中国共产党作为国家型政党融合了两种形式的霸权,开创了维持权力的新途径,即模糊了强制力和认可之间的界限。”诚如加德尔斯所言,中国共产党已经实现了从民间型政党向国家型政党的转变,它正在试图将两种形式的霸权融为一体,一方面强化国家的强制力,另一方面又努力维系民间的认可。

   现在看来,只有中国大陆的执政党,经过几十年的改革开放和与国际接轨,逐渐完成了向国家型政党的转变,也逐渐具有了将政治领域与社会领域分割开来的主动意识和操作能力。相比之下,无论是台湾的蓝绿两营,还是香港的建制、泛民两派,却还都延续着社会革命的传统,深陷于无谓恶斗的泥潭,看起来越来越像是“文革还在搞”。

   更要命的是,这个形势在短期内还难以改变。在台湾和香港方面,表面上拥抱了自由民主,实际上也接续了中国近代以来的社会革命传统,但却并未意识到这是一个问题,反倒误认为这才是相对于大陆的优越之处、进步之处,所以,决不肯自省和改正。在大陆方面,由于中共从民间型政党向国家型政党的转变是在“不争论”的口号下、通过“摸石头过河”悄然之间完成的,在转变过程中,执政党的名称没有改,章程和宗旨没有改,只是变换了路线,调整了方针政策,所以,它又无法以“过来人”身份对港台进行忠告。恰恰相反,它的国家型政党性质的强硬政策,反倒被妖魔化为专制独裁,被认为是抱残守缺。

   就这样,在肤浅的民主观念误导之下,实质上的进步却背负着落后的名声,实质上的优越却被贬为低劣。北京明明看到台湾和香港都在走向歧路、落入陷阱,却无法进行规劝,因为真正的道理不在官方话语体系之内,而官方话语在这方面的道理恰恰又自相矛盾。

   这就是港台激进政治问题的实质,威权缺位放纵了它,革命传统养育了它,“影子政治”刺激了它,民主观念掩护了它,西方势力利用了它,岂有不蓬勃发展、愈演愈烈之理?

    

   作者是香港中国力研究中心副主任

  

本文责编:fr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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