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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兰克菲雷迪:民粹主义时代来到欧美

更新时间:2005-07-19 00:55:10
作者: 弗兰克•菲雷迪  

   (吴万伟 译)

  

   大西洋两岸的政治人物开始相信人民不知道自己的最大利益是什么。乍一看,欧盟宪法的反对者好像没有什么共同之处。在法国,鼓动投票反对欧盟宪法的人往往是出于保护自己的福利制度的意图,因为他们担心这个制度会受到由盎格鲁撒克逊新自由主义支配的机构的影响。英国的欧元怀疑论者则反对布鲁塞尔的官僚机构和勃勃雄心。在荷兰,反对者担心丧失自己的国家认同,害怕土耳其加入欧盟。还有一些人纯粹把全民公决纯粹当作向民意代表政治领袖发泄不满的方式。

  

   欧盟面对的民粹式反应的混乱结果已经被欧盟技术专家拿来质疑这种否决布鲁塞尔的全民公决是否合法。从布鲁塞尔技术专家的角度看,法国和荷兰选民大比例的否决欧盟宪法只不过是政治上无知的选民发出的混乱信号。按照媒体的逻辑,赞成欧盟的人士常常把对欧盟的抵制看作缺乏理性和不可理喻的。

  

   反对欧盟的运动把从前政治上的敌人左派和右派,反对资本主义欧洲的极端左派和怀疑任何外国东西的民族主义极端右派结合起来。由于观点截然相反的两派力量的短暂结合不可能持久,欧盟的某些支持者觉得有必要尽可能将欧盟宪法遭否决的意义最小化。

  

   然而,认为法国和荷兰全民公决的结果和民众对欧盟的态度没有多大关系显然是自我欺骗。人们投票从来不是简单、直接的事情。人们并不是简单的接过从上面递来的东西,按照政治领袖的指导来投票,他们的投票行为受到很多的动机和感情的影响。有时候人们投票支持他们渴望的东西,有时候他们的选票代表了挫败他们政治领袖的负面意图。

  

   教训一下政治领袖是具有民主思想的选民让人尊敬的传统,甚至像丘吉尔这些人都领教过。投票决不是简单的说是或不是,而是表达一种观点。它可以代表拿起武器行动起来,也可以表示寻求帮助。所有这些复杂和矛盾的影响不能脱离这个事实:当人们投票对欧盟宪法说不的时候,他们实际上是表示反对,反对这个欧盟宪法。

  

   欧盟宪法的支持者不应该从如下事实中得到安慰,即反对者是出于不同的甚至矛盾的动机来反对欧盟的。法国专栏作家和法国极右翼力量在许多问题上观点相左并不必然减少反对欧盟的民粹反应的意义。它可能实际上表明在我们进入21世纪的时候,左派右派的传统区分已经失去了意义。

  

   必须指出的是,尽管反对欧盟宪法的人提出了各样的问题,他们都表达了疏远自己政治团体的意识。如今,这个反应常常被一种事不关己的态度或讨厌政治的心态所促使。而且常常表现出对政治人物或政治团体信仰的价值观的反叛。

  

   下等阶层的人关注的基本上是国家和社区问题,而精英阶层往往有全球性的视野和胸襟。在法国,反对欧盟的人绝大部分来自下层阶级,投票热烈支持的人往往是法国文化,经济和政治精英集团的成员。

  

   全民公决也是一场价值观的冲突,在美国被称为文化战争,一场关于什么是合法权威的冲突。人民对欧盟技术专家的管理和宣传感到困惑茫然。更重要的是,他们相信欧盟不是他们自己的成果。正是由于像荷兰说不的行动存在引起人们关注反对的重点缺乏合法性。公众和政治人物在感情和政治态度上的疏远已经成为欧盟明显的特征,这已经并不让人吃惊了。

  

   那些真诚拥护欧盟团结的人需要探讨法国和荷兰选民表现出的幻灭感。确保人们在欧洲感到自在舒服远比哄骗人民接受来自布鲁塞尔的另一套自上而下的统制令更重要。首先,这意味着否决了反对民主的假设以及政治精英对投反对票的民众表现出的偏见。

  

   妖魔化人民

  

   不管针对欧盟宪法的民粹派反应是对还是错,投票反对的行为被政治专家们贬低的方式恰恰暴露了他们强烈的反民主色彩。好像是这些政客以此试图解释他们和选民的疏离,指责公众骂公众无能。大西洋两岸的政治人物已经得出结论人民的问题是不知道自己的最大利益是什么。 这种心态尤其在自由主义和左派知识分子和思想家中盛行。

  

   托马斯•弗兰克(Thomas Frank)在他的美国畅销书《坎萨斯怎么了,保守派怎么赢得了美国人的心》(What's the Matter with Kansas? How Conservatives Won the Heart of America)中说“美国政治生活的全部历史就是人民总是得不到自己的根本利益。”不然,他们怎么能投票支持共和党呢?在最近法国和德国全民投票之事进行的激烈争论中,非常流行的观点就是:认为人们太愚蠢了不懂得公共生活的复杂性。

  

   欧盟副主席马戈特•瓦尔斯特伦(Margot Wallstrom)在自己的博客上评论说宪法是非常复杂的东西不适合投票表决,这样做会导致许多人“使用全民公决回答一些没有提出的问题。”

  

   按照这个观点,既然不能相信人们理解法律文件的微妙问题,重要的决定只好留给专业政治人物来决定了。欧洲议会自由民住派议员安德鲁•都弗(Andrew Duff (MEP)认为征询选民意见是偏离正常工作的行为。法国和荷兰公决后,他说“这个经验提醒我们将欧盟宪法提交给不愿配合的全民公决去碰运气是不是合适。人民不仅被看作政治上的文盲,还被描述成为容易受到蛊惑民心的政客煽动的头脑简单者。在布鲁塞尔的眼中,只要批评反对欧盟计划的人都是煽动分子。

  

   正如欧洲议会主席巴罗佐(Jose Manuel Barroso)说,欧元怀疑论者已经越过了“民主的界限进入煽动宣传。”他说一个民粹派的趋向试图通过将复杂重要的问题简单化来破坏我们试图建立的欧洲。

  

   在美国,这个心态一直系统地被民主党积极分子所宣扬,他们不能理解为什么许多蓝领工人投票支持共和党。按照民主党最有影响的自由派思想家乔治•拉克夫(George Lakoff)的说法,“人民并不必然按自己的最佳利益投票。”那种认为民众头脑简单或容易受骗上当的观念让一些民主党积极分子抱怨接连两次总统大选失败是因为人民太笨了。有一个自由主义者麦克尔•格鲁沃特Michael Gronewalter)说“礼貌客气和理智的谈话在有知识的人中间是有用的,但是对于公众来说并不合适。”他说 “我真的认为我们自由主义者总体上肯定更聪明,更理智,受到更好的教育,理应劝说人们接受我们公平和合理的观点。听众即使真正留心的话,也并不总是能听懂的。我怀疑问题不在演讲者而在听众。“听众”这个民众的另外一个名字,被隐含地指责没有听懂聪明的政治领袖发表的复杂观点。最近以来,报刊常常批评这群显然不可救药的无知选民没头没脑地拥抱所谓的宗教右派分子的政治观点。

  

   在美国,左派对宗教右派日益增长的影响心存恐惧,因为他们担心很难把普通人的感情和文化生活结合起来。不过他们不是试图克服这个障碍,反而更愿意讨论那些容易受到宗教右派煽动的人的无理性。左派对宗教右派的谴责间接表达了对相当一部分选民的思想能力的批评。根据一位民主党积极分子的说法,美国公众已经成为一种“快餐式选民”,好像美国人患上了集体注意力缺乏紊乱症。在欧盟,这些桀骜不驯的公众被当作一群落后的外国恐惧症患者。在欧盟宪法被法国和荷兰否决后,自由民主派议员安德鲁•都弗对欧盟宪法反对者性格分析为既不民主也不自由。他对议会杂志说“这些反对者是一帮种族主义者,恐外症患者,民族主义者,共产主义者,幻灭的中间左派分子,和笼统的讨厌鬼。从历史上说,政治精英对公众舆论有时候特别关心有时候非常敌视。许多对公众舆论的经典研究尤其是从自由主义视角写成的文章往往对研究的对象持非常负面的看法。自由派知识分子对人民缺乏能力做对他们有利的事的失望经常成为讨论的中心话题。

  

   无一例外的是公众舆论被看作“问题”。美国评论家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 1922年的研究《公众舆论》(Public Opinion)指出了经典的观点:他警告说选民中绝对无知者的比例远比我们想象中的大,这些人是精神上的儿童或野蛮人,是煽动者的天然猎物。

  

   这个公众舆论的观点主导了盎格鲁-美国人这个问题的看法。经常的情况是一再重复这个假设公众并不知道什么对他们最有利。正如美国社会学家爱德华•帕杰尔(Edward Pager)1929年争辩说“公众舆论常常对最无私为公众福利奋斗的人是最残酷的。”

  

   所以指控民粹政治为心理不正常和缺乏理智的倾向有很长的历史。麦克尔•卡静(Michael Kazin)在其重要的研究《民粹劝说》(The Populist Persuasion)中注意到冷战期间在美国,民粹主义成为“自由派知识分子的最大梦魇”。他们指责群众性民主,极权主义和工人阶级的缺乏理性是麦卡锡主义兴起的罪魁祸首。确实,他们对麦卡锡主义充满仇恨就像如今他们对宗教右派的敌意一样。对“美国白人天主教工人,老战士,位于社会结构中间的牢骚满腹的家庭”更加不信任和厌恶反感。这些人曾经是如下运动的坚定支持者如工业工会主义,产业工会联合会,1930年代和40年代的人民阵线。但是十年以后,他们被看作自由主义的敌人。

  

   从前的自由主义者曾经担心人民参与政治的热情下降,现在他们开始纳闷这个“漠然”是否成为貌似灾祸实际让人得福的事情。克里斯托弗•拉旭(Christopher Lasch)在《真实唯一的天堂》 (The True And Only Heaven)中说,他研究民众对自由派精英的反叛。

  

   精英对民粹主义的恐惧和如下观念相联系即“下层阶级”的观念被他们残酷的成长经历所扭曲。据说工人阶级的成长经历让他们容易接受反民主和独断极权的做法。冷战时期最有影响的美国政治学家李普塞特(Seymour Martin Lipset)的评论在这方面是经典的。“总结起来,下层阶级的成员很可能童年时期经历惩罚,缺少关爱,容易冲动,攻击性强,所有这些经历倾向于导致种族偏见,政治极权主义,千禧年新宗教(chiliastic transvaluational religion)中表现出来的根深蒂固的仇恨。”

  

   英国很有名的心理学家汉斯•艾森克(Hans Eysenck)分析了情感上文雅的中产阶级和情感上无知的工人阶级的对比。艾森克声称“中产阶级保守派比工人阶级保守派更温和,中产阶级自由派比工人阶级自由派更温和。中产阶级社会主义者比工人阶级社会主义者更温和。甚至中产阶级共产主义者也比工人阶级共产主义者更温和。”

  

李普塞特和艾森克对下层阶级的政治行为的病理分析至今仍然继续影响左派的态度。(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lihongj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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