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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有光:去世十周年再忆杨小凯

更新时间:2014-07-04 22:41:17
作者: 黄有光 (进入专栏)  
同年6月,布坎南申请到美国科学基金的资助,请杨小凯、史鹤凌与笔者到美国向从美国各大学邀请来的经济学者与研究生讲述与讨论我们的新框架。布坎南于2002年与2003年两度向诺贝尔经济学奖委员会提名杨小凯。布坎南对小凯的贡献的重视,有目共睹。可惜小凯于十年前就去世,不然我们很可能已经不必还在等待,华人何时可以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2001年,由Blackwell出版,杨小凯发表了《经济学:新兴古典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超边际分析与边际分析》两本论述新框架的英文教科书。两书受到多名匿名审稿人的一致好评,认为“这是一个令人激动的贡献,它将对增长和发展提出新颖的看法”。 两书2004年在国内出版中文版。我于2009年由英国Palgrave/Macmillan 出版的Increasing Returns and Economic Efficiency一书,着重介绍了杨小凯的贡献。杨小凯所提出和建立的经济理论,虽然随着他的合著者和学生们的不断深入研究,更全面与完善,但还没有得到国内外经济学界同仁的足够重视。布坎南在其于2004年纪念小凯的文章中说,“通过杨小凯给我们的斯密镜片,我们看到的世界与传统新古典经济学的很不相同……杨小凯的基本洞见还待学科正统的广泛接受与赏识。”

   杨小凯有许多优点(包括文贯中所形容的“智慧、执着、沉毅”),但谦虚却不是其中之一。他认为他对经济学的贡献“大致类似哥白尼与开普勒”(作者注:YANG, Xiaokai (2001), Economics:New Classical versus Neoclassical Frameworks,Malden, Mass.:Blackwell,第11页)对天文学的贡献。地心说必须由地球环绕太阳的哥白尼理论来取代。同样的,“把专业化与分工的问题放回主流经济学的核心,我们就能在一个单一的涵盖式的框架之内,解释与预测像厂商的出现、商业周期、失业、货币、城市以及经济成长等重要问题”(作者注:同上)。

  

   杨小凯和我之间的差异

   对新框架的重要,我并没有异议。不过我们新框架中的一些问题,我和小凯有一些不同的看法。我认为这是健康的现象。如果不是盲从,能达到大同小异已经很不容易。我和小凯的差异包括下述几个方面。

   第一,小凯要用新框架取代传统经济学,就像哥白尼理论取代地心说这样,而我认为只需要用新框架补充传统经济学。我曾对小凯说,没有任何一位经济学诺奖得主会认为他自己的贡献超过所有经济学的十分之一。只要新框架被认为对经济学有百分之十的补充,你就完全有资格得到诺奖,并不需要完全取代。(其实不到百分之一就够了。)

   其次,即使你的最终目标是取代传统经济学,但在推广新框架的初期,在策略上也不能打着取代的旗帜。然而,不但从表情上可以看出小凯并不接受我的意见,后来哥白尼在小凯2001年的书上的出现,也完全证明了。多年前,刘孟奇也曾经对小凯说,明太祖朱元璋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接受了谋士的建议: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我半开玩笑地对小凯说:“你并没有称王;你只是称帝而已!”

   《专业化与经济组织》用现代数理经济学的方法分析古典经济学所重视的分工与专业化的问题,此书的副标题取为《一个新的古典微观经济分析框架》是名正言顺的。后来因为认为这框架用来分析许多宏观问题(包括货币、商业周期、资本、成长等),说是“微观”有误导性,又为了和新古典经济学有区别,据小凯说台湾有人称为“新兴古典经济学”,小凯认为很合适,就被相当广泛地采用了。不过,约于2000年之后,小凯更喜欢用“超边际经济学”(Inframarginal Economics)。我喜欢“新兴古典经济学”,不喜欢“超边际经济学”,因为我认为前者注重我们的框架所分析的内容或对象,而后者注重其技术。不过,小凯认为新古典经济学对古典经济学的突破主要是靠其边际分析,而我们的框架用了超越边际分析的inframarginal analysis(小凯译为超边际分析),是重要的革命,必须强调。超边际分析本身虽然不是小凯的发明,但用来分析分工与专业化的问题,从人们效用极大化的微观行为开始分析,而又有全局均衡的,却是小凯的重要贡献,小凯称为超边际经济学,有别于超边际分析。

   当时我们创立一个新期刊。好几个人对新期刊的命名争论了很久,都达不到共识。最后小凯建议由投票决定。我认为小凯对学派与期刊的建立,都做出了绝大的贡献,一人一票不见得公平,就建议让小凯参照大家的意见后,由小凯决定。结果小凯用了应该可以提名进入吉尼斯世界纪录(最长学术期刊名)的“Division of Labour and Transaction Costs-A Journal of the Society for Inframarginal Economics”。显然,新成立的学会是依小凯的意见取名为“超边际经济学学会”。在Monash大学新成立的研究中心,则因为主要由我和史鹤凌推动(因为小凯已经得肺癌),取名为涵盖面较广的“报酬递增与经济组织”。与布坎南合编的丛书,则折中为“报酬递增与超边际经济学”。十年之后,这些学术活动已经后劲不足,深为可惜。

   第二,小凯与我的差异是,小凯只看到(以我所知,至少是只谈)新框架的优点,而没有看到其缺点与不足够的地方。新框架虽然对像贸易、厂商的出现、商业周期、失业、货币、城市化、经济成长等重要问题都有所分析与启示,但不能说传统经济学对这些问题的分析就完全应该由新框架来取代。

   新框架的分析与启示有超越传统的地方,也有低于传统的地方。例如关于商业周期与失业,新框架的解释是,某些产品有耐久与不可分的性质,例如一辆拖拉机或汽车,不能只生产四分之三。当专业生产拖拉机的人把拖拉机卖给专业生产粮食的人之后,如果第二辆拖拉机没有人买,他就可能失业。不过,在绝大多数的经济体中,产品的不可分性占整个经济的百分比不大,不可分性也不是百分之百(拖拉机、汽车、飞机等都有不同的大小),而且可以通过国际合作(如跨国公司生产飞机卖给各国)、产品组合、生产程序的适当安排、库存等来避免专业人员的失业。张三今天买汽车,李四明天买,天天有人买。因此,我认为由于产品的不可分性所造成的商业周期与失业,大概不到实际商业周期与失业的百分之一,肯定不到百分之五。造成实际经济中的商业周期与失业的原因,更重要的还有竞争的不完全性、工会的作用、总需求的变化、信心的变化、由于制度与政策等原因使储蓄不能完全转化为投资等。另外,失业本身还有其他的结构性、摩擦性与自愿性的失业等。所有这些因素,新框架都没有考虑到。

   第三,我认为承认与指出新框架的优缺点,不但是学术真理原则所要求的,而且对新框架的发展也有好处。新框架的重要贡献已经是无可置疑的,指出其缺点与不足够的地方,更可以吸引更多学者来补充与改进。例如,新框架假定所有生产者对价格没有影响力,没有考虑到竞争的不完全性。这和实际经济大相径庭。

   新框架一个还没有解决而又非常重要的问题是交换者之间的协调。考虑一个最简单的情形,假定只有两个同样的人与两种对称的产品(生产衣服与粮食的劳动时间或成本一样;人们对衣服与粮食的偏好也对称)。当交易效率很低(交易成本很高)时,最优选择是自给自足。当交易效率增加到足够高时,最优选择是一个人专业生产衣服,另一个人专业生产粮食,然后每人把一半的产量交换对方一半的产量。(如果不假定对称的生产与效用函数,未必是刚好一半,但这不影响本问题的实质。)如果张三生产衣服,则李四必须生产粮食。如果两人都生产同一种产品,则两人或者饿死,或者冻死。这就是所谓协调的问题。

   在这简单的例子中,协调可以很容易地完成。两人只要事先讲好谁生产什么产品,然后以什么交换条件(例如一对一)交换就可以了。但重要的是,这种通过对话的协调,已经超越了价格机制的功能。即使假定有一个Walras拍卖者,定了正确的一对一的价格(若非一对一,则只有高价品才有人生产),每人看了这价格,认为生产衣服或粮食是无差异的。如果只根据价格的调节,每人有一半的或然率生产衣服,一半的或然率生产粮食。结果,有四分之一的或然率是两人冻死,有四分之一的或然率是两人饿死,只有二分之一的或然率生存。这显然是不可接受的,必须有超越价格的协调。新框架假定协调完满完成,但没有研究如何协调。超越价格的协调未必是中央计划,可以是人与人之间的对话与合约,也可以是通过企业家生产与出售新产品。如果说中央计划在调节原有产品的生产上已经被证明大大输给市场调节,则在引进新产品上,中央计划明显是更加不行的。因此,我提出这协调的问题,肯定不是要支持中央计划。对这问题的研究,将会使我们更加认识到企业家、大企业、金融中介的重要性,因为新产品多数需要一段亏本的时间后,才能开始赚钱,正如我2013年的一篇工作论文所讨论的。

   我到现在还不很明白,为什么小凯很不喜欢我谈上述协调的问题。在布坎南2002年6月的会议中与前后,我们对这与有关问题有过强烈的争论。后来,我在我们网站对这次会议的报告中说,我在会议中所扮演的角色,可以说同时是副总理与反对党领袖。希望小凯在天有灵,能够认识到,一个民主国家的总理,同时需要副总理与反对党领袖的辅助与制衡。

   第四,如果超越新框架,包括其他经济与政治观点,则小凯与我还有一个大差异――我是小右派,小凯是大右派。我自认是小右派,是和所有人比。如果单单在经济学者中比,则我肯定是左派。在经济学者中,小凯也还是大右派。我大力支持市场经济与中国经济与政治改革的深化,赞成尽量以价格、税收等市场工具替代行政管理,包括反对北京根据车牌单双号两天才能用一天车,以及用摇号限制新车数量,而支持上海与新加坡的拍卖制等,因而是右派。但我强调环保与扶贫的重要,大力支持增加政府税收与有利于人民福祉的公共支出,认为私人消费可能比公共支出有更大的无效性(由于危害环境、人际攀比、过度物质主义),因而至少在经济学者中是左派。

   关于小凯的极右观点,很多人会想到他关于宪政、共和、土地私有等主张。其实我认为他这些主张大体上很有说服力。小凯的极右观点,可以从下述两个例子中略见一(或二)斑。小凯说:“另一些批评张五常的人不了解西方主流学派的文献,或只了解标准教科书上关于外部性的观点,不知道自张五常、科斯以来,主流学派的前沿已用正式模型否定了外部性概念,而用内生外部性、各种复杂的两难冲突解释制度的复杂特点。”还有,“如要完全消除吃桔子的外部性,一个桔子一个价,因为每个桔子味道、大小都与其他桔子略有差别。但实际上桔子顶多分三等或四等价,因为要精确定价有费用,所以市场与桔子定价的外部效果是测量费用和不精确测量造成的外部性之间的最优折中。”这种所谓“外部性”能由市场最优化,小凯特别强调。

   我不否定张五常与科斯对这方面的贡献。但大多数经济学者所强调的外部性(包括污染、交通拥挤、人际攀比等),根本没有被什么“正式模型”所否定,也不能纯粹由市场调节来解决。北京的雾霾与堵车,难道是已经被市场最优化了吗?加上政府的功能都还做得很不足够。至少对汽车与汽油的税收应该大大提高。

   从当时美国总统小布什还没有打伊拉克时,我就反对美国在没有联合国的授权下,攻打伊拉克;小凯则为小布什攻打伊拉克辩护。我极力反对小布什拒签国际环保的京都协议(为此向小布什发过多次抗议函),拒签国际地雷协议,不参加国际罪犯法庭等单边主义行为;小凯没有反对。对这些问题,小凯和我有很大的不同。

   小凯看不到或不谈新框架的缺点,可能是因为新框架对他像是亲生孩子,因宠爱而看不到缺点。

   像小凯这样的天才,为什么对很显然的市场失误完全视若无睹,甚至否定外部性的概念。我认为至少一大半原因是十年冤狱使他心理失衡。因此,我没有怪罪他的右倾。(反之,我应该感谢他的容忍;我们好几次在他有在的晚餐后大唱《大海航行靠舵手》,他都没有抗议。)如果是我,可能只要三年冤狱,就会使我变得更右倾。在这个意义上说,小凯的功力,可能大我三倍有余。

  

   (作者系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经济系温思敏讲座教授,澳大利亚Monash大学经济系终生荣誉教授。)

  

本文责编:lizheny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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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共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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