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杨玲玲:形塑中间阶层:瑞典社会民主党的兴盛与探求

更新时间:2014-07-03 14:26:26
作者: 杨玲玲  

    

   瑞典社会民主党作为一个1932年上台、在20世纪里执政累计超过60年、党员人数曾达到百万之众的大党,其执政之道早已被国内外众多学者反复研究,答案众多。然而,从工业化带给瑞典社会结构变化的角度研究这一问题,笔者以为,一个新鲜的答案就是:瑞典社会民主党是适应瑞典社会新中间阶层的出现而出现,以成功再造瑞典中间阶层而兴盛,21世纪又伴随着瑞典新中间阶层的分化而失势。瑞典社会民主党这一起伏兴衰的历史经历,为世界所有工业化进程中国家的执政党确定执政重点、培养扩大执政基础、保持旺盛的生命力提供了借鉴。

    

   中左政党:适应新中间阶层的出现而成立

   瑞典社会民主党( Social Democratic Labour Party,简称社民党)作为工人阶级的政党,是随着瑞典的工业化开始、议会民主制度的发展而产生的。瑞典1130年左右才成为一个独立而统一的封建王国。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封建经济制度已经不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要求。通过1809年的政变,制定了《政府文约》,使瑞典的政治制度由绝对君主制变成了立宪君主制,这一进程标志着瑞典正式走上了资本主义君主立宪道路。1867年瑞典议会中成立的第一个政党是农民党。作为地主阶级和封建贵族的代表,在后来的20年中,农民党在议会中起着主导作用。1900年议会中的自由主义组织联合成立了自由联合党。1902年该党成立了全国性自由党竞选组织,开始向议会之外发展。1904年农民党与议会其他保守主义组织联合建立了全国性竞选组织,也开始向全国发展。它们分别是自由党和保守党的前身。

   19世纪下半期,瑞典的工业化开始起步,炼铁业、木材和林产品加工业逐渐成为重要的工业部门。随着资产阶级剥削和压迫的强化,工人阶级的反抗运动也逐步加深。在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下,1889年瑞典工人阶级政党——社会民主党诞生,1898年组建了工会组织。

   工人阶级的高度组织性迫使资产阶级也组织起来,先后成立了保守党、自由党、温和联合党等。这些资产阶级的政党在反对瑞典社会民主党方面是一致的,但它们之间在很多政策方面不统一、不团结,以致很难形成资产阶级内部的一致意见。但随着社会民主党的成立,资产阶级政府对工人运动的态度发生了转变,采取了较为宽容的态度,工人集会、结社和一定范围的罢工与游行都被认为是合法的。但这时蓬勃发展的社民党却在什么是社会主义和如何实现社会主义等问题上产生了严重分歧,致使社民党青年组织和一部分知识分子党员在1917年分裂出来,成立了社会主义左翼党。1921年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这个党改名为瑞典共产党。至此,瑞典形成了世界上最强大的利益集团格局,每一个利益集团都成立了自己的组织和政治机构,利益集团之间互相妥协和博弈并对国家经济和政治产生重大影响。[2]

   资深的马克思主义者奥尔森把瑞典社会各阶层分为三个等级:第一阶层被称为“专业”、“半专业”人士,企业主管及经理,以及高级公职官员和公务员。第二阶层被称为“中产阶级”,是由小商人、政府官员、更高级别的文职及销售工人、工长、技术员和大多数其他“白领”职业。第三阶层被称为“工人队伍”,低级别的办公室工人、农民和所有技能半熟练的体力劳动者。第一阶层“最具影响力”,第二阶层对应“中间阶层”,第三阶层是“工人阶级”。[3] 应该说,没有瑞典社民党代表和领导工人阶级,瑞典这种“三驾马车”式的政治架构是无法形成的。

    

   “人民之家”:倡导中间阶层生存发展的社会氛围

   社民党早在其成立宣言中就明确否定了暴力革命的思想,认为争取普选权是和平解决重大社会问题的“唯一途径”。1920年瑞典议会正式通过普选权法案之后,社民党认为首要任务是解决所有制问题, 并再次对党纲进行了修改,宣布“通过阶级斗争剥夺资本主义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以社会控制和管理取而代之”。然而,由于资产阶级的强烈反对,1928年瑞典社民党在选举中遭受重大挫折。选举上的失利和面临崩溃的经济形势迫使社民党重新反思其比较激进的社会主张,并进行战略调整。1928年党主席汉森提出了以“通过实行社会和经济民主, 消除阶级差别和一切社会和经济不平等现象,让平等、关心、合作和互助精神贯穿整个社会”为核心的“人民之家”的思想,瑞典社民党终于赢得了1932年议会大选。

   汉森1928年提出了“人民之家的思想”,在瑞典人民群众中产生了很大影响。1932年他开始任社民党政府首相后,积极领导了瑞典的社会改革。由于汉森的巨大贡献,1946年他去世后被誉为“福利社会的奠基人”和“国父”。

   一、“人民之家的思想”。首先,汉森论述了“人民之家”计划的基本概念。他指出:“家庭的基础是团结一致与共同感情。好的家庭体现出平等、理解、合作和帮助。将这种概念扩大到包括公民的‘人民之家’,就意味着将公民划分为特权者与不幸者、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穷人和富人、优裕者与贫困者、掠夺者与被掠夺者的各种社会与经济障碍将被打碎。”汉森号召把国家建设成像一个好的家庭那样,因此“人民之家”的思想深得民心。

   其次,他论述了“人民之家”计划的实质。汉森所提倡的“人民之家”计划实际上不仅包含了社会保障制度,还包括平等、互助与民主这样的政治目标,就是要在瑞典建立一种公民享有充分的生活保障与民主平等的社会。

   再次,汉森强调福利就是社会主义。瑞典社民党的党纲指出:“社会主义,这是一个将为发挥每个人的才能和满足他的需要创造条件的社会,是一个自由独立的人——创造者的社会。”汉森解释为,社会主义“不是所有重要的生产资料所有权转移,而首先是国家与社会旨在为人民创造良好的社会条件的努力”。

   最后,汉森提出了实现“人民之家”计划的目标与途径。汉森认为,各种社会力量的合作而不是对抗,是实现人民之家的重要途径。

   二、汉森“人民之家”计划的提出,实际上符合由于工业化进程而形成的20世纪初瑞典社会结构和阶级组合。瑞典工业革命的第一个特点是其本身到来较晚,这就使得资产阶级的力量缺少成长壮大的土壤,同时又给农民阶级在政治上巩固自己的地位创造了良好条件,使之在政治力量上有取代贵族阶级的倾向。第二个特点是发展迅速,其平均速度超过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它的社会后果之一,就是新兴的工人阶级很快壮大起来,而且一开始就与历史上的禁酒运动、合作运动、工人教育运动密切结合,成为一股强大的社会政治力量。与之相反,作为新兴工人阶级对立面的资产阶级右翼保守势力就显得相对软弱一些。当然,资产阶级的力量随着生产的发展必然会逐步强大起来,工人阶级在上述特定历史条件下同样也有相应的发展。瑞典工人阶级历来具有比大多数西方国家工人阶级队伍更为团结一致的特点。从事各种职业的工人虽有自己的工会,但总工会却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各阶层工人队伍的利益。由此可以看出,瑞典“人民之家”计划的提出正是适应了瑞典社会阶级力量比较均衡、阶级对抗相对较弱的特点。

    

   “左”“右”合作:培育瑞典中间阶层的政治路线

   瑞典社民党通过执政实践深感到,虽然它从建党伊始就将服务、依靠和动员的对象确定为第一代产业工人,但作为执政党它要顾及其他各方面的利益,还要优先考虑经济发展问题。于是开始倡导“左”“右”合作,同时将自己的依靠力量逐渐向“中”转。

   一、劳资合作。瑞典的全国工会联合会成立于1889年,雇主协会成立于1902年,领薪雇员总会成立于1944年。由于工人加入工会的组织率相当高(蓝领工人工会的组织率超过80%,白领工人工会的组织率超过50%),以及雇主协会组织的强大和他们愿意合作的明智态度,使得瑞典劳资关系通过谈判和协商处理良好。1938年总工会与雇主联合会签署了著名的“萨尔茨耶巴登协定”。这一协定对后来瑞典的劳资关系产生了重大影响。瑞典还设立了劳工法庭、劳动力市场委员会和调节冲突委员会等一整套保障性调节机制,使瑞典的劳资妥协走上制度化轨道。总工会每隔一年或两年就有关工人工资问题与雇主协会达成基本协议,然后由各行业工会去执行。某一行业或某一企业的工人准备罢工,必须争得工会的同意,否则罢工得不到总工会的支持,而罢工如得不到总工会的支持一般很难成功。某一企业的雇主如果不遵守基本协议,则将被处以罚款。劳资双方如果对某协议中的条款有争议,需提交由劳资双方和政府法官三方组成的劳工法庭去协调裁决,法庭的裁判和最后裁决具有法律效力。此外,劳资合作还体现在劳资双方与政府三方共同管理劳动力市场。

   二、政党间的合作。通过19世纪晚期的政治民主化行动以及20世纪最初20年的议会选举,瑞典形成了比较稳定的五党格局。左翼社会主义政党包括左翼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中间派包括自由党和中央党,右翼是温和联合党(保守党)。每个阶级、阶层都有自己的政党代言人,从阶级成分来看,右翼保守党主要代表雇主阶级和高中级白领阶层;中央党代表农场主和中层白领工人;社民党的主要成分为产业工人和其他蓝领工人;共产党主要代表中层白领工人和产业工人。在这种政党格局下,社民党同其他政党的妥协与合作主要表现在联合组阁。20世纪30年代经济危机爆发,社民党在大萧条中以对农业的补贴获得了农民党的支持。社民党与农民党从此达成“红—绿”联盟。60年代后随着“红—绿”联盟的解体,社民党与共产党等组成社会主义政党联盟,从而保住了它的优势执政地位。80年代以后,社民党为了获得执政机会,不惜与右翼政党进行妥协与合作。1989年卡尔松政府不顾左翼政党的反对,和一些资产阶级政党合作使议会做出了申请加入欧盟的决议。

   三、与各利益集团的对话。汉森不仅提出了构建“人民之家”的目标,他还以首相身份向私人企业主发出正式的合作邀请。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社民党第三任主席俄兰德使妥协政治制度化,通过“星期四俱乐部”、“哈普森民主”等妥协机制,在重大决策问题上取得各大利益集团的谅解和合作。从1955年起,埃兰德又定期邀请企业界与工会及各大利益集团领导人到他的乡间别墅共商国是。此后,继任的首相帕尔梅还提出“工人为企业主,企业主为工人”、“公民为社会,社会为公民”的妥协主张。

   四、注重与农民等中间阶层的合作。社民党并不因为与工会关系密切就排斥其他阶层,特别是中间阶层。社民党1936年至1939年和1951年至1957年曾四次与农民协会(1958年改名中央党)联合组阁。20世纪50年代后期起,随着中间阶层力量的增长和环境保护问题重要性的上升,社民党的政策开始转向维护农民利益、维护生态平衡和支持中小企业,故赢得了他们不少的选票。

苏东剧变使社民党执政地位遭到巨大挑战。1991年,瑞典经济再次陷入危机,加之遭遇资产阶级右翼势力的强大攻势,社会党又一次下野。但早在1990年社会党就调整了党纲,使党的性质有从工人阶级政党向全民党转化的倾向。纲领抛开阶级立场和“为工人阶级谋利益”等字眼,认为“社会民主党的目标是以民主的实现影响整个社会和社会成员的相互关系进而是每个人都能有机会享受丰富而有意义的生活”。[4]社民党不顾工会反对提出了冻结工资、冻结物价和禁止罢工的提案。在人民党支持下决定将所得税边际税率降至50%以下,使中上层收入者所得税率大大降低。同时主张压缩病假工资等福利,实现了社民党对其生活福利政策的第一次紧缩。1994年社民党在工会的支持下又一次上台,但在经济危机冷酷现实的面前,不顾工会的强烈反对,与中央党再次合作,继续加大对生活福利调整的力度,把社会保险补偿程度由当时的80%统统下调至75%,(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frank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76013.html
文章来源:《当代世界》2014年第5期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