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佟德志:人民的民主,还是资本的统治?——美国宪政民主理论与实践的认识误区之一

更新时间:2014-06-30 17:35:55
作者: 佟德志 (进入专栏)  

  

摘要:在历史上,美国宪法确立了人民主权的原则,但是,美国的制宪者们却从保护私有财产的角度防范民主的威胁。在实践中,资本主义通过精巧的制度设计使民主臣服于资本,严格地限制了民主的范围,侵蚀了民主的空间。美国的宪政民主是在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之上形成的一种特殊形态的资本民主,强调了财产权利和资本规则对公民权利和平等原则的优先性,在人民的民主和资本的统治之间选择了后者。

  

   毫无疑问,民主是公民的民主,民主的主体是公民。现代宪法的基础是人民主权,即权力来自人民;任何否认这一原则的宪法都不是民主的宪法。中国法学界的一些观点倾向于认为,美国宪法当然是一部民主的宪法。资本主义,其主体是资本,资本主义国家就是资本在生产关系中起决定作用的国家。中国的学术界多数观点倾向于认为,美国当然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然而,当我们将这两个看起来似乎都没有问题的问题放在一起时,问题就产生了:在美国,到底是人民在统治,还是资本在起作用?更进一步,美国的宪政民主,是人民的民主,还是资本的统治?这是我们认识美国宪政民主理论与实践的重大主题;然而,恰恰在这一主题上,学术界存在着对美国宪政民主理论与实践的认识误区。

   一、历史争论:人民的宪法,还是财产的宪法?

   在美国建国之初,围绕着宪法,确实存在着各种各样的争论,甚至形成了截然对立的理论主张和实践诉求。然而,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都承认人民主权的基本原则。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指出:“那些组成社会或国家的人民,正是一个国家中所有权威的来源,人民是国家与政府的唯一立法者”。[①]杰斐逊还多次表达了类似的观点。[②]华盛顿也明确指出:“宪法所赋予的权力将永远掌握在民众手中。”[③]对人民作为权力来源的承认基本上在美国主要的政治势力之间达成了共识,民主派自不必说,就是反对极端民主的联邦党人亦不例外。在《联邦党人文集》中,麦迪逊(James Madison)指出:“首要的权力不管来自何处,只能归于人民。”[④]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素来对人民抱有敌视的态度,但是,他亦不否认国家应该由人民统治,并明确指出:“美利坚帝国的建筑物应该奠立在人民的同意的牢固基础上。国家权力的河流应该直接来自一切合法权力洁净的原始的源泉。”[⑤]

   美国建国时期民主派与联邦派的共识,最终反映在宪法的文本当中。美国宪法虽然没有明确地声明人民主权,但是,美国宪法以“我们,人民”作为宪法的开头,实际上是以特殊的形式承认了人民主权的原则。随着美国宪法的发展,在后来的“麦古洛克诉马里兰”(McCulloch v. Maryland)等一系列案例中,最高法院以宪法判例的形式最终确立了人民主权的原则。[⑥]

   然而,这里一直存在着一个悖论性的问题:当人民成为主权者时,精英会怎么想,怎么做?大量的历史资料证明:“19世纪的精英拒绝公民权的普及,拒斥那些热衷于‘议会道路’的社会主义者,他们认为,如果多数原则在严重不平等的现实当中得到贯彻,那么,绝大多数投票者会支持向富人征税,而且将税收下移。”[⑦]这也是美国当时政治精英们思想状况的真实写照。

   在绝大多数美国制宪者的眼里,民主是对财产的最大威胁。当制宪者试图说服人们通过宪法时,他们首先宣扬的就是民主对经济自由的威胁。在他们眼里,民主的多数原则、政治平等,甚至是政治自由肯定会对财产权造成威胁。劝说人们通过宪法的联邦党人夸张地在社会中宣扬了这样一种“共识”,那就是:民主是“经济自由的威胁”,对那些作为财产权利的自由来说,尤其如此。[⑧]

   麦迪逊对民主可能对财产造成的危害深信不疑。在《联邦党人文集》第十篇中,麦迪逊断定,纯粹的民主政体“成为动乱和争论的图景,同个人安全或财产权是不相容的,往往由于暴亡而夭折。赞成这种政府理论的政治家错误地认为,如果使人类在政治权利上完全平等,同时他们就能在财产、意见和情感上完全平等。”[⑨]直到1829年,麦迪逊对无产者的多数和有产者的少数之间的危险对峙仍然心存警惕。在弗吉尼亚州的制宪大会上,麦迪逊重述了他的警告:经济变化最终将产生一个无产者的大多数,他们很可能对‘有产者的权利’和‘正义之权利’造成威胁和损害。”[⑩]

   在财产和民主之间做出有效的平衡是麦迪逊思考的重大主题。他曾经指出:“我们所要探究的重大题目就是,保护公益和私人权利免遭这种党争的威胁,同时保持民众政府的精神和形式。”[11]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作为“宪法之父”的麦迪逊坦率地承认,宪法就是要保护财产关系,就是要管理这种各种各样、又互不相容的利益集团,是现代立法的主要任务。[12]

   在麦迪逊看来,要通过修正民主来解决这一威胁,但是,亦须寻求另外的补救办法来防止这种情况的发生。同杰斐逊鼓励人们创造财富相比,麦迪逊更倾向于保护人们创造财富的才能。他指出:“人的才能是多种多样的,因而就有财产权的产生,这种多样性对于达到利益一致来说,不亚于一种无法排除的障碍。保护这些才能,是政府的首要目的。”[13]然而,正是因为这样,人们的财产就会产生不同,社会就会划分为不同的利益集团和党派。而且,利益集团之间的竞争并不能从根本上排除,但是,他希望控制其结果。

   麦迪逊给出的方法就是共和政体。[14]在著名的《联邦党人文集》第十篇中,麦迪逊给出了民主与财产之间冲突的解决模式,我们可以称之为“麦迪逊模式”,这就是使用共和的方法,而不是纯粹的民主制度来调整民主与财产之间的冲突。麦迪逊指出了两者之间的区别。即:“民主政体和共和政体的两大区别是:第一,后者的政府委托给由其余公民选举出来的少数公民;第二,后者所能管辖的公民人数较多,国土范围也较大。”[15]

   直到18世纪末,麦迪逊一直坚持这一观点。1792年1月,麦迪逊在《政府公报》中指出了一系列重要原则。其中对财产权与共和的原则提出了重要的论断:

   “在所有人当中建立政治平等”;

   “拒绝给予少数一些不必要的机会,这些机会通过一种无节制的,尤其是不该得的财富积聚增加财产的不平等”;

   “在不侵犯财产权的前提下通过法律的操作,平和地通过减少极端的财富达到一种中庸,通过改善极端的贫困达到一种舒适的状态”;

   “禁止对不同的利益有不同的对待措施,尤其是牺牲一种利益,照顾另一种利益”;

   “只要政党的存在不可避免,或是他们的观点不能调和,就使政党之间形成制衡”;[16]

   麦迪逊坚信:“如果说这不是理性的语言,那就是共和主义的语言”。[17]在这里,我们不仅看到了麦迪逊对政党态度的改变,而且,我们发现,麦迪逊强调了不同利益的平等,强调了对财产权的法律控制,尽管他仍然是以财产权为前提讲到这些控制的。

   麦迪逊模式是占主流地位的制宪者们的基本立场,即通过限制民主,保护私人财产。联邦党人的代表,汉密尔顿的政治哲学归结为以下的一段话:“我们能够希望年年跟着人民大众打转的民主国会会切实地促进公共的福利么?只有一个稳固的机构才能够阻止民主的冒失表现……谁都相信,在民主的计划里不会有一个完善的行政机构。”[18]这种思想在当时的理论和实践当中有着广泛的影响,以致于美国著名宪政史家布鲁斯·阿克曼(Bruce Ackerman)对这段时间的历史进行深入研究后明确指出,北美殖民地的独立战争“不过是为财产权而进行的一场反人民的暴动。”[19]

   与麦迪逊的这种对财产与民主关系的解决方案不同,杰斐逊提出了自己解决民主与财产关系的方案。比照被誉为“资本主义圣经”的《政府论》,杰斐逊没有提及被洛克再三强调的财产权,而是用“追求幸福的权利”来代替它。就这一改变,有人认为是杰斐逊拙劣地抄袭了洛克,亦有人认为这只是一时的疏忽。然而,美国史学家埃里克·方纳(Eric Foner)却不这样认为,他指出:

   “在独立宣言的开头,杰斐逊将人们熟知的洛克的三要素中的‘财产’改为‘对幸福的追求’,这一改动将这个国家的命运与一个无限定的、民主的过程联系起来了,通过这个过程,个人发展自己的潜力,实现自己生活中的目标。”[20]

   我们可以称这种模式为“杰斐逊模式”。事实上,杰斐逊模式的本质在于将洛克模式中“生命、自由和财产”信条中的“财产”置换为“追求幸福”。他把政府的职能改变为促进财产的获得,而不是保护已经取得的财产,这就使政府的职能更加积极,在财产与民主的天平上为民主加上了法码,试图均衡公民权与财产权。比较而言,洛克模式更倾向于以财产权的神圣不可侵犯来保障民主与资本之间的协调关系,即将财产置于民主议题之外。但是,相对于洛克模式和更接近于洛克模式的麦迪逊模式,杰斐逊模式在当时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在比尔德看来,制宪会议代表的选举就注定了这次制定宪法的过程不是民主的,而是由财产决定的。在大量文献研究的基础上,比尔德断定:“宪法在基本上是一项经济文件,它的基本观念是:基本的私人财产权先于政府而存在,在道德上不受人民多数的干涉。”[21]这使得政治权力默默地遵循着一条底线,那就是,在财产的问题上保持中立。宪法赋予国会的权力,没有一项是可以允许直接侵犯财产的;宪法也没有授予联邦政府以限制财产的权力。在对宪法之父的著作进行研读后,比尔德认为,这些作者所说的制度包括了两个基本的部分:

   “一、一个政府,它拥有若干积极的权力,但它的结构却分散了多数人的统治势力,同时则防止了对于少数人的财产权利的侵犯。

   二、限制一向摧残资本的各州议会的权力。”[22]

   这正是美国宪法要解决的根本问题,即通过制度设计防止民主权力可能对私有财产造成的侵犯。从这个意义上讲,美国宪法成功地完成了这一使命,对可能侵犯私有财产的民主进行了最系统、最严谨,也是最成功的防范。1787年宪法将黑人奴隶、印第安人、妇女等美国公民中的大部分排斥在民主之外。作为一项最基本民主权利的普选权在美国用了近200多年的时间才得以实现。[23]正像比尔德指出的那样,美国宪法“不是所谓全民的产物,而不过是希望从中获得利益的一个经济利益集团的产物。”[24]

   比尔德不厌其烦地将所有参与制宪会议的代表的家底翻了一个遍,包括他们的发家史、投资的领域、拥有公债的数量等等,而这些数据都来自财政部的旧公债簿籍、私人信件、当时的报纸、会议记录等相对真实可靠的数据。他发现,在出席制宪会议的55名代表中,40人拥有公债券,14人是土地投机商,24人是高利贷者,15人是奴隶主,11人从事商业、制造业和航运业。没有一个人代表小农和手艺人的利益,而这些人却占当时美国人口的绝大多数。[25]他得出的结论是:

   大多数的会议代表都是律师。

   他们大半来自沿海的都市,即动产集中的区域。

   没有一个代表的切身经济利益,可以代表小农或技工阶级。

   大多数代表,最小有六分之五,对于他们在费城的努力结果都有直接的个人的利益关系,而且都曾由于宪法的通过或多或少地获得经济利益。[26]

事实上,对于比尔德的这种考察,麦迪逊早已经在联邦党人文集当中明确指出来了。比如,在列举利益集团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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