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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宇青:苏联官场文化的表现形态探析

更新时间:2014-06-29 10:29:48
作者: 郝宇青  
这种红包超越正常收入之大是惊人的。[21](p312)二是享受豪华住房。在计划经济条件下,住房不是商品,不能在市场上流通。干部住房均由国家分配使用。高级干部往往可以获得多套住房。据称,部长以上干部可享有4套住房:一为在莫斯科的公寓房,二为莫斯科市内豪华别墅,三为乡间别墅,四为黑海休假别墅。按规定,除公寓及黑海休假别墅外,其余两套住房可以由子女继承。三是享受名目繁多的特殊服务。高级干部都配有秘书、警卫、司机、厨师、医护人员、勤杂人员等,均由国家支付工资。其中有部分属于工作需要,但大量的是公私不分,化公为私。至于特供的紧俏商品的代购券等,仍按惯例发放。在勃列日涅夫时期,特权主要有:(1)宅第权。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官员均有一处或几处别墅,少则花几十万卢布,多则糜费上百万卢布;凡是名胜地、风景区、海滨、避暑胜地,几乎全部被大小官员的别墅所占据。(2)特供权。各级党政机关均有特设的内部商店、餐厅、冷库等供应网络,按照官职大小、地位高低享受特殊供应。手持特供证在特供商店能买到质优价廉的、普通公民望洋兴叹的种种主副食和其他商品。(3)特教权。在苏联,凡是高级官员的子女,从幼儿园到大学均有培养他们的专门机构或保送入学的制度。高级军官的儿子则直接送军事院校培养。(4)特继权。官员特别是高级官员,几乎可以免费为自己的子女留下豪华住房和别墅,供他们终身享用。(5)特卫权。高级官员生活、别墅和私人住宅中的服务人员、警卫人员,每年开支达数百万卢布,甚至达到几千万卢布。(6)特支权。位居金字塔顶峰的官员还在国家银行有“敞开户头,即产生可以不受限制随意提取款项的户头”[22]。

   对于苏联官僚特权现象,大卫·科兹评论道:“在苏联体制中,最好的东西不是拿来卖的。单靠有钱并不能得到它们。消费和你的地位高低、职位大小密不可分。我们可以把这种视地位和职位高于财富的制度为半封建的,但它却是现代苏联官僚机构的高效发动机。”[14](p33-34)

    

   四、严重的官僚主义作风

   所谓官僚主义是指,“国家工作人员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只知发号施令的坏作风。表现为不了解实际情况,不关心群众疾苦,独断专行,压制民主,以至专横跋扈,称王称霸等等;还包括部门林立,机构臃肿,层次繁多,互相扯皮,人浮于事,虚职过多,工作效率低下等现象”。[23](p1227)据此观察,官僚主义作风则是苏联官场文化的又一表现形态。

   在苏维埃政权建立之初,列宁自己也不得不承认:在经济文化落后条件下建立起来的苏维埃政权,已变成了一个“带有官僚主义弊病的工人国家”。[24](p204)他明确指出,“官僚主义就在苏维埃制度内部部分地复活起来”。[25](p510)在1920年9月召开的俄共(布)第九次全国代表会议上通过的《关于党的建设的当前任务》中也指出:官僚主义已经“普遍存在于我们的许多管理总局和中央机关中”。[26](p44)列宁还谈到了官僚主义的危害:“共产党员成了官僚主义者。如果说有什么东西会把我们毁掉的话,那就是这个。”[27](p300)之所以在苏联官场当中会出现严重的官僚主义作风,主要在于:党与国家同构、党政机构重叠且人员臃肿、党政职能不分、以党代政以及党的官僚化等等体制架构上的不合理,使得在苏联政治生活中,在党政官员、机构之间,互相扯皮、遇事推诿、无人负责、办事拖拉和缺乏效率等。[28]在1920年1月,列宁在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共产党党团会议上说道:“我几乎在人民委员会每一次的会议上都给令人厌恶的本位主义的争吵弄得痛苦不堪。……我有多次体验,因此我说,总有一天我们开完一次会后我会去跳水自杀。”[29](p303)列宁为什么会如此的痛心,以至于要“跳水自杀”?主要原因就是他对各部门的职能划分不清,工作机制不顺畅,相互扯皮,无人负责,运转缺乏效率,问题难以得到有效解决等现象感到不满。然而,不得不指出的是,也正是这种情况,使得有些问题的解决只好依靠领导人的批示、通信、便条等非制度化的方法。而这种不依靠正式制度的情况,到最后反而为人治提供了便利的条件。由于党内民主和监督机制的实质上的缺失,党的领导脱离普通党员和劳动者的倾向越来越严重。[30](p106)

   应当说,列宁认识到了官僚主义在苏联政治生活中的危害,并对之进行了斗争,但令人遗憾的是,列宁并没有从根本上铲除官僚主义,以至于严重脱离群众、脱离实际、效率低下的官僚主义作风问题成了苏共的一个顽疾。在斯大林时期,为了克服庞大的官僚体系及其所带来的官僚主义现象,斯大林也曾采取了精简机构、提高行政效率的措施,但是,官僚主义的严重程度甚至达到了如斯大林这样的“钢铁巨人”都无法对付的地步。甚至有人认为,20世纪30年代后期,由斯大林一手导演的“大恐怖”,就是因为官僚体系过于庞大繁复,他感觉到难以对付,于是在“他走投无路情急之下想出来的对策,用以克服‘官僚阵营的重重障碍,对政府控制禁令的种种回避伎俩’”。[31](p576)但是,这些措施不仅没有取得什么效果,反而导致官僚队伍的愈加庞大。“每次欲改进行政效率及弹性的尝试,却都难逃失败的命运,反使行政系统愈加肿大,其存在更不可少。到30年代的最后几年,行政人员每年以二倍半于总就业人口的速度增长,战争逐渐到来,苏联已经发展成每两名蓝领工人,就有一名行政人员的头重脚轻之势。”[31](p576)到1953年斯大林去世前,部级单位已由列宁后期的13个增加到68个。[32]

   在赫鲁晓夫成为苏共最高领导人后,曾采取干部轮换制以反对官僚主义,然而,赫鲁晓夫却因动了官僚队伍的奶酪,最终被他们逼宫而下台。深谙斯大林提出的“干部决定一切”真谛的勃列日涅夫,在其任内保障了干部队伍的稳定,但是也使这一时期的官僚主义达到了严重的地步。所以,霍布斯鲍姆说:“到勃列日涅夫时代,这个僵化的结果终于出现。”[31](p576-577)

    

   五、严重的形式主义做派

   所谓形式主义是指,“片面追求形式而忽视内容的一种形而上学的观点、方法和作风……在实际工作中表现为只图虚名,不讲实效,满足于做追求形式的表面文章”。[23](p981)在苏联的官场文化中,存在着严重的形式主义做派。

   苏联官场文化中的形式主义做法,最典型的体现就是理论以及按照这种理论制定出来的政策与苏联社会实际的脱节。我们知道,苏联是在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建立起社会主义政权的,这一事实本身即表明苏共所秉持的意识形态与落后俄国现实之间存在落差。但是,这种落差并不能阻止苏共在坚持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前提下来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由于必须使自己国家的实践像是社会主义的样子,于是,在这一动机的促使下,在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弥漫着形式主义的空气。在苏维埃政权建立时,经托洛茨基提议,列宁同意把政府称作人民委员会,部长称作人民委员,从而摆脱资产阶级色彩,并使无产阶级政府具有革命色彩。同时,列宁还认为,“雇农”这一名称“带有侮辱的意思”,主张改称“农业工人”这一社会主义称呼。[33](p253)在1929年底,斯大林不顾具体国情,宣布废止新经济政策,强制在农村推行全盘集体化政策,进而在全盘集体化的基础上消灭富农阶级。因为,在斯大林看来,社会主义社会是不能允许作为剥削阶级的富农阶级存在的,消灭富农阶级也就成为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要求,消灭富农阶级的运动也被看作是在对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于是就出现了1929-1930年的针对富农进行的“清洗”。到1936年,斯大林在宪法中宣布苏联只有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的时候,更是不允许地主、富农、资本家的存在了。这一政策给当时的农村带来的负面影响是巨大的。即使是严重违背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个人崇拜和“大清洗”,斯大林也都把它们看作是社会主义的,因为这一切“都是为了工人阶级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利益”。[34](p510)而对于那些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不相符合的政策和措施,即使是切实可行的,也不允许存在。进入20世纪50年代,机器拖拉机站和集体农庄的分离已经不再适应当时的生产发展形势了,但是,斯大林依然相信生产资料公有制程度越高越是社会主义,经济核算单位越大越是社会主义,因此,仍然在50年代初合并集体农庄,使其规模扩大一倍多。在1952年经济学家萨宁娜和温什尔写信给斯大林,建议把机器拖拉机站的基本生产工具出售给集体农庄时,斯大林批评道:这“就是向落后方面倒退一步,就是企图把历史的车轮拉向后转”。[35](p646)因为在斯大林看来,如果允许这些不符合意识形态要求的政策、措施存在,就称不上社会主义了。在苏联其他领导人那里,这种情况也是同样存在的。在赫鲁晓夫时期,他为了建立所谓的“全民国家”,并向共产主义过渡,径直把许多集体农庄改为国营农场,二百多万农庄庄员即由此一跃而成为农场工人。在勃列日涅夫时期,也有类似的现象发生。

   俗话说,“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作为苏共最高领导人如斯大林、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者,都不能摆脱形式主义的羁绊,且为人们提供了形式主义的样板,那么,在其周围乃至整个苏联都染上了形式主义的毛病。而且,领导人的爱好经过强大的国家宣传机器的渲染,便更加强化了形式主义。在苏联,标语、口号满天飞,许多工厂和车间都以领导人的名字或“红色”词语来命名,在人们的日常的辞藻中充满着“革命话语”等现象。事实上,这种形式主义的做法不仅拉大了官员与民众的心理距离,也造成了民众政治心理上的冷漠等后果。

   其实,在苏联的官场文化中,还有其他类型的表现形态,例如骄奢淫逸的享乐主义等。如勃列日涅夫本人酷爱打猎、居住豪华别墅和收藏高级轿车。在他坐上总书记宝座后,当他母亲从乡下赶来看他时,他竟自豪地领着他的母亲观看他的精美家具、豪华别墅,俨然一副心满意足的样子,哪里还有什么共产主义的道德品质可言。又如,曾任戈尔巴乔夫总统办公室主任的瓦·博尔金根据亲身经历而指出:“我到基层出差,看到那里有客必请,常常大摆宴席,不顾来宾而自己狂饮。向客人赠送礼品总忘不了也给自己留一份。很难相信,有谁到企业参观视察之后,其汽车后备箱中没有放进参观‘纪念品’。”[36](p26)

   毫无疑问,这种官场文化是和先进、崇高等绝缘的,因而它在很大程度上损害了苏联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破坏了苏共与广大人民群众的关系,败坏了苏共的政治形象,到最后落得个众叛亲离的悲惨结局。因此,对于斯大林那句著名的口号“干部决定一切”,以及在这句口号指导下的政治实践,值得深刻反思。而综观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只有人民群众才是历史真正的主人。在此,我们记住列宁的话是有益的。他说:“在人民群众中,我们毕竟是沧海一粟,只有我们正确地表达人民的想法,我们才能管理。否则共产党就不能率领无产阶级,而无产阶级就不能率领群众,整个机器就要散架。”[37](p695)

    

   注释:

①在苏维埃政权初期,苏俄曾出现了多党联合执政的局面。然而,多党联合执政的局面并没有维持多久。与德国签订布列斯特和约以及推行的粮食征集制,给左派社会革命党与布尔什维克的合作以致命打击。1918年7月,左派社会革命党在全俄苏维埃第五次代表大会上提出对苏维埃政府的不信任案。在这一动议遭到否决后,左派社会革命党又铤而走险,派人刺杀了德国驻俄大使,并发动武装叛乱。对此,布尔什维克采取果断措施,平息了叛乱。但这也意味着布尔什维克党同左派社会革命党联盟的彻底破裂。而且,在平息各地叛乱的过程中,苏维埃政权宣布取缔并镇压一切反苏维埃党派。在1922年召开的俄共(布)十一大上,俄共(布)宣布,“剥夺一切敌视苏维埃政权的政治集团的组织自由”,“俄国共产党是国内惟一合法的政党”。(《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2分册,(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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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江西师范大学学报》2013年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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