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佟德志:杜威民主思想的理论架构

更新时间:2014-06-27 15:05:44
作者: 佟德志 (进入专栏)  

  

   内容提要:

   作为民主哲学家,杜威从新个人主义的主体论出发,以积极演进的运作论为特征,形成了其新自由主义的民主理论框架。这一框架的完成是美国社会转型在政治理论领域内的反映,同时也凸现了杜威民主理论的内在矛盾性。

  

   作为美国改革时代[1]标志性的人物,杜威(James Dewey, 1859-1952)关注于哲学、政治学、教育学、伦理学等多个领域,并且惊人地在各个领域内做出了极为重要的贡献。[2]在民主理论领域内,杜威的学术贡献更是有目共睹的:他被誉为“美国人民的良心”、“为民主伦理照亮道路的人”、[3]“20世纪首要的民主哲学家”。[4]杜威所处的时代,美国由自由资本主义走向垄断资本主义,美国的民主政治体系正面临着一场深刻的变革。这场变革为改革时代的政治思想家们提供了活生生的素材和广阔的思想空间。杜威的民主思想萌发于美国自由资本主义阶段的晚期,形成于自由放任政策走投无路的大萧条时期,并在罗斯福“新政”(New Deal)时期走向成熟。改革时代的全过程为杜威的民主理论定下了一个时代的基调,同进也成为我们研究美国改革时代民主理论的一个“坐标系”。

   杜威的民主思想本身就构成了美国改革时代一座丰富的思想仓库,陈列着美国已经逝去的那个世纪中人们对民主的追求。在这样一座仓库中,我们发现了一个民主哲学家的不安与思考:对传统民主观念的深刻反省和对理想民主社会的美好憧憬交织在一起,为我们展示了转型背景下民主理论的内在冲突和矛盾。在对自由主义民主思想研究逐渐深入的当今中国学术界,对杜威的新自由主义民主思想的研究却少得可怜,本文意在通过对杜威民主思想的理论架构进行分析,希望对以转型为背景的民主理论创新有所探索。

   一、新个人主义的民主主体论

   民主作为一种政治制度,它首先要回答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何为“民”,也就是民主的主体的问题。从对民主主体的认识来看,我们基本上可以将西方民主理论分为整体主义主体论和个人主义主体论两种。作为两种完全不同的主体论,整体主义与个人主义在西方民主政治的发展过程中都曾有过自己的辉煌。在西方民主制的源头—古代希腊,先贤的哲学思考为西方民主开拓了整体主义的思路,但我们也能看到整体主义并非铁板一块。[5]近代之前,个人主义长期与古典的共和主义和基督教并存。到了近代,个人主义的地位逐渐突出,其它两者的作用则变得暗淡,个人主义主体论成为西方民主的主导价值追求。然而,这种情况并没有持续很长的时间,现代个人主义的矛盾随着资本主义由自由阶段走向垄断阶段而变得表面化。

   美国的个人主义带有英国的传统。[6]在近代美国,个人主义意味着“自然权利的哲学,自由企业的信念和美国之路。”[7]个人主义这一概念是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最早用来描述这个国家民主价值观的,而在改革时代,个人主义却陷入了重重危机。个人主义的危机从根本上动摇了美国政治、经济、文化得以发展的基础,人们在努力寻求一种新的价值观以代替个人主义。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个人主义和整体主义不可避免地成为杜威民主主体论的一对矛盾。根深蒂固的个人主义文化情节并没有让杜威在传统的个人主义主体论上原地不动,新个人主义成为杜威民主理论的一个基础;然而,杜威也没有完全跳出个人主义的苑囿,新个人主义依然是个人主义。

   对旧个人主义的批评成为杜威新个人主义理论的一个出发点。杜威对传统个人主义的批评是深刻而有份量的。他认为,传统个人主义者太“个人至上”(individualistic) 反而没有将个人的至上性权利给予充分发挥,也就是不够个人至上 。杜威因此而反对洛克式的“原子个人主义”观念,认为政治哲学必须将社会作为一个范畴,而个人只有从社会的意义上才能被更好地理解。

   对传统个人主义的批评直接被指向传统的自由主义思想。杜威认为,传统自由主义的哲学是“这样一种哲学,它支持有着先定特权的个体解放,却对所有人的普遍解放漠然视之”。[8]他甚至批评流行于18世纪的天赋人权概念,他指出,古典自由主义“真正的谬误存在于个人有这样一种自然的或是天赋的权利(original endowment of rights),这种权利加之于制度和法律的上权力与需求就是清除障碍。[9]正是这种天赋权利的学说使民主限于一种消极意义。

   杜威试图寻找一种新的个体性。虽然他并没有去描述这种个体性是什么,但是他认为建设一种新的个体性的进程必须基于一种社会合作。[10]杜威观察到,在改革时代的美国,个人主义的名称虽未改变,它的含义却发生了一些引人注目的变化:新的个人主义中的个人开始摆脱孤立,倾向于追求共同的利益。美国正在平稳地由早期的拓荒者个人主义(pioneer individualism)向合作主导的情形过渡。[11]

   杜威视新个人主义为“一种主张,它认为每个人的心智是独立于其它一切事物的,是自身完全的。”[12]多种多样的个人在一个进步的社会中形成了个体的差异性,这种差异性对于社会的进步是极为重要的,社会正是在这种差异性中找到自身进步的手段。这是新、旧个人主义的一个共同出发点,而杜威新个人主义的创新之处在于它赋予民主制度以责任——对差异性指导的责任。杜威看到了极端个人主义的危害。他认为这种个人主义正在造成一场严重的文化分裂和社会道德危机,进行改变的方法不是抛弃个人主义,相反,而是应该“创造一种新型个人——其思想与欲望的模式与他人具有持久的一致性,其社交性表现在所有常规的人类联系中的合作性。”[13]杜威抛开传统个人主义的孤立与封闭,将“不断增加的经济生活中的合作”作为一条合适的线索,以此作为其新个人主义理论的一个出发点。[14]

   杜威的新个人主义就其实际内容上来讲,已经和传统的个人主义相异。但杜威并不打算成为一个集体主义者,他试图让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这对“不和的夫妇”睡在一张床上,并做相同的梦。这就是新个人主义:它接受权威对个人的指导,又不想让它对个人自由有一丝一毫的伤害;他否认传统的自由,又不赞成计划的经济……

   事实上,杜威的新个人主义更同他的实用主义联系在一起。这种结合给人们带来一种异乎寻常的兴趣。这种兴趣是改革时代的改革精神所激发的,而新个人主义的任务不是别的,正是要说明在改革时代的特定时间里,美国需要一种什么样的社会哲学。新个人主义之于实用主义,正像咸萝卜之于盐不可避免地带着咸味一样,新个人主义不可避免地带有实用主义的味道。杜威的新个人主义更像是一种在实用主义指导下被加入集体主义成份的个人主义。

   杜威批判传统的个人主义,但却不想彻底抛弃它。他的骨子里对这个世界的认识依然是实用的、多元的、自由演进的;他仍然坚持改革的最终目标是挽救神圣的个人主义。杜威曾应邀访问当时的苏联。他认为当时苏共领导人正在为个人主义的心理寻找一个集体主义状态的替代物。[15]但他不相信民主会在一个集体主义的国家中生根发芽,他宁愿“亲眼见到这种试验在俄国而不是自己的国家发生。”[16]这表明了杜威的新个人主义无论多么激进,它并没有超出个人主义的范围,只不过是在坚持个人主义根本原则的基础上进行一番实用主义的修正。

   二、积极演进的民主运作论

   民主理论不但有一个“民”的问题,同时还有一个如何“主”的问题,也就民主的运作论问题。

   西方人将古代希腊视为民主的源头,但如果古代希腊人能看到现代西方民主的话,他还会承认自己的“后代”吗?只要将两者加以粗略的比较,我们就会发现,当代民主与古代民主比起来,无论在理论层次上,还是制度层次上都已是面目全非了。[17]然而,民主之所以还对我们的世界有如此大的吸引力,民主的问题还时常萦绕在思想大师的心头,也正因为它这种自我发展的能力。

   哈耶克(Friedrich von Hayek 1899-1991)曾把近代政治研究传统划分为两大类:建构理性主义(constructivist rationlism)和演进理性主义(evolutionary rationalism),这也代表了两种民主哲学的思想路线。事实上,这两种思想路线并不是截然分开的,杜威民主哲学的思维方式正是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案例。在改革时代这样一个有着特殊意义的时代里,如何看待现时代的政治变迁成为杜威民主运作论的一个出发点。同时也正是由于更加地贴近于现实,杜威的民主哲学才体现出了更深刻的矛盾性。

   在《人的问题》一书中,杜威反思了1929年的经济危机。他指出这一危机的价值就在于它使我们认识到:“每一代人必须为自己再造一遍民主,民主的本质与精髓乃是某种不能从一个人或一代人传给另一个人或另一代人的东西,而必须根据社会生活的需要、问题与条件进行构建;随着岁月的流逝,我们成为这种社会生活的一部分,而且年复一年,社会生活变化万千。”[18]

   这段话浓缩了杜威对改革时代深入观察后充满睿智的思考,堪称其对民主理论进行学术探求的结晶。在杜威看来,每代人面临的一个首要任务是再造民主,民主就是在不断的再造中不断演进;而民主实际上也正表达了这样一个信念:“我们不能想当然地以为它是某种必定会坚持下去的东西”。[19]

   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从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过渡到垄断的资本主义,经济、政治、社会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政治领域内,建国初期的民主制度已经无法适应这个变化如此之大的社会了。从进步运动开始直到罗斯福“新政”,美国的民主政治伴随着社会的变化经历了沧海桑田,在沉重的负载下发着吱吱哑哑的响声缓缓而行,不断地调整,不断地演进。杜威对民主的积极演进运作方式的认识正是对这一历史进程的总结。

   在民主这一主题上,杜威大胆地主张再造民主,并将之视为当时美国人面临的任务。这表明,杜威对民主运作论的认识已经超出了一般的演进思维,而带有一种激进的性质。这不但是当时美国社会资产阶级进行大胆改革的一个总结,而且也为改革时代提供了一个理论上的论证。

   那么,民主的社会是什么样的呢?在杜威的传世之作《民主主义与教育》一书中,他对民主社会做了一个细致的描述:“倘有一个社会,它的全体成员都能以同等条件,共同享受社会的利益并通过各种形式的联合生活的相互影响,使社会各种制度得到灵活机动的重新调整,在这个范围内,这个社会就是民主主义的社会。”[20]

   在杜威描述的民主社会的图景中,他着重突出了“灵活机动的调整”、“共同的利益”、“相互的影响”等内容。共同利益和对它的依赖成为民主的应有之意,民主的基础就是“对人性之能量的信赖,对人的理智,对集中的合作性的经验之力量的信赖。”[21]杜威抛弃了孤立的、保守的个人观念,重视个人之间的合作与影响,强调共同的利益,并将其作为改革的基础。实际上是主张合作的个人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上达成一种对社会各种制度的认同。民主就在于这种调整,其表面是一种制度的渐进变迁,实质是多种利益集团之间共同利益的协调。因此,共同的利益和协调成了民主的两个要素。杜威明确地指出了这两个要素:“第一个要素,不仅表明有着数量更大和种类更多的共同利益,而且更加依赖对作为社会控制因素的共同利益的认识。第二个要素,不仅表示各社会群体之间更加自由地相互影响(这些社会群体由于要保持隔离状态,曾经是各处孤立的),而且改变社会习惯,通过应付由于多方面的交往所产生的新情况,社会习惯得以不断地重新调整。这两个特征恰恰是民主社会的特征。”[22]

从以上的分析我们看到,杜威对民主的认识也基本上是从民主的演进方面来认识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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