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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宇隆:足球与政治

更新时间:2014-06-27 11:08:51
作者: 刘宇隆  

  

  应巴西世界杯的景儿,把这个早就想谈的话题谈一谈。

   大家伙为一场胜利欢呼,大致三个原因。其一,那是我的国家队。其二,那是我喜欢的球队。其三,那是我喜欢的打法。持第三个理由而欢呼的甚至说不上是球迷——他们不迷信于某一支球队,而是中意某一种打法,某一种足球理念,但凡符合该理念并取得胜利的,他们都支持。简单说,他们不只是喜欢一支球队,而是一类球队。估计足球教练们就这样吧,尤其频繁换老板的世界级大牌教练。他们是真球迷,因为迷的是足球本身,迷的是把那颗球滚动起来的办法——而非执行滚动的那些阳刚小伙儿。

   相比之下,前两种只是“粉丝”,他们在小框框里怡然自得,一亩三分地儿拎放大镜仔仔细细检查,不放弃和另一小框框里来的人死磕到底的机会,其结果:施虐又受虐,大家都痛快一把。但我又觉得,足球就是粉丝运动,不是球迷运动。集体宣泄的意义大于集体搞科研。而对社会的整体管理来说,也希望他们做粉丝,球场闹够了回去接茬儿闷声干活;都做球迷的话,回去反倒可能和你更计较。当然,搞科研有搞科研的乐趣,也有那种自己个儿乐呵到疯掉了的,但总和全场十万人一起疯掉的社会性没得比。

   最近发现了第四种为胜利欢呼的原因:政治正确。这就简直一群义和团在看球,而他们在背后无五星红旗可插的情况下,追逐各种国旗——绝不止八国联军——闹精神暴力去了。比如,有人讨厌日本这个国家,就支持所有和日本踢球的国家队,是足球提供给他们快乐了吗?不是,是抗日,是政治正确。有人讨厌美国,到那场美国和尼日利亚较量的比赛,就都成了尼日利亚人。是他们喜欢尼日利亚队?欣赏尼日利亚的打法?不是,是反美,是政治正确。——这些政治正确都是要打引号的。

   其一,没有所谓“政治正确”的标准,政治在和平年代更多是均衡关系,不是对错关系。那日本、美国在战争中杀了不少人,这该是政治错误了吧?反对这一类错误只能叫良知正确。一般人都有良知,只是那些真正的观众看球取乐而不表演自己有良知。义和团讨厌的一点就是以廉价的“打倒打倒”而显得就他们有良知,且他们似乎真的认为天底下唯有他们有良知。其二,我相信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有“政治正确”这回事,但它是不属于足球这件事的。足球只是一个薯片儿搭起来的支点,真把“政治正确”的秤杆子放上去,它就碎到让你连末儿都找不着。足球比赛无非对抗出一个谁输谁赢,它顶多是一种价值宣判:你们队牛,他们没你牛。但支撑“政治正确”的则是一个金刚石做的蜂窝煤似的东西,价值宣判只是一个窟窿眼儿,其他窟窿里装着形形色色的哲学工具、实践工具。更何况,通过足球而得到的价值宣判的力量——“你们队牛,他们没你牛”,放在对世界事务的价值宣判格局里,简直一粒沙投入撒哈拉,渺小到可以忽略不计。——但这不是否认足球,更不是小觑它的巨大影响和对整个人类社会的贡献,实在“政治正确”这根秤不该它来顶。

   除了“政治正确”,足球还真有政治的其他方面,它并不是纯粹的。最直观的,国家队就有政治属性,因为国家一定程度上就是个政治概念。世界杯是三十二支国家队(英格兰也算它代表英国吧)在打,如果街头足球,你是老鹰队,他是甩饼队,则只问球队而不问国家;哪怕欧冠联赛呢,也不太问国家。国家队事实上把“球队”给用“国家”置换掉了,它们取得了某种国家的代表权,即政治性的代表权。简单说,球员为俱乐部踢欧冠是他们张三李四互相碰,为国家去踢世界杯则是张国人张三和李国人李四在碰,他们被多赋予了一重人格。——世界杯是没法只谈足球的,它势必略多于足球,只是别多得太多而把足球搓成了橄榄——继而搓成了炮弹。

   足球之类影响力大——以致于不得不搞个世界杯来对得起它的影响力的运动,都会催生国家队这个东西。有了国家队,就有球队间的对抗以及国家间的对抗,这是现实。足球世界杯因为足球魅力太大,强调国家间的对抗会遭受指责。但奥运会中,有时国家是大于运动队本身的,胜利者先要宣示一个国家站起来,而不是它的运动站起来,更不是它的某个运动员站起来。这就造成一种体育和政治此消彼长的关系。如何利用此消彼长的属性而提纯体育竞技,增加它本身的快乐?唯有使体育的魅力更大,使运动员的健儿人格挤开国民人格。

   但在很多特定历史条件下,体育是无法获胜的。我能想到的起码有三种情况。其一,战争状态下,敌对国球场见面,那踢球就是踢军心,你别指望他们能按体育的方式来踢。其二,政治上长期非主流的国家碰见主流的国家。就比如当初朝鲜队踢世界杯,以及朝鲜代表团出现在奥运赛场上,都带来过全球范围内“体育举国体制”和“体育市场化运作”的大讨论,人们关心的不再是朝鲜队的胜利,而是哪一种体制更能捏把出冠军材料。社会话题,乃至政治话题,会轻而易举地覆盖体育话题。原因也很简单,它比赢球输球更有讨论价值。人们一般是要追逐高价值的。相比之下,两支政治上都比较主流,起码不令大家伙有如此鲜明的对照感的国家队,就会把关注点拉到体育身上,比如英格兰踢意大利,连英超体系、意甲体系都很少谈,一心一意就是那场球赛。

   其三,有受害者代入感的国家参与比赛。比如那年亚洲杯伊拉克队夺冠,人们谈足球很有限,都是他们的意志怎么顽强,人家从冒着烟儿的废墟走上亚洲最高足球领奖台多么的不易。观者容易对受害者产生起码的怜悯,继而想到我们要是那个受害者会怎样,便反过来指责中国男足:国运昌隆的你们都不行,打起仗来还不一边尿一边踢!——最后一看,不是伊拉克队胜了,是伊拉克胜了,那个被美帝国主义弄得奄奄一息的国家高唱凯歌,给侵略者一嘴巴(他们在不在乎另说),也捎带着给中国男足一脚(他们应该会在乎)。

   自然界最难获得的就是纯粹的东西,人类社会则干脆不存在什么纯粹的东西,足球怎纯粹得起来呢?它也不必纯粹,甚至不必高雅,哪怕就逗大家伙疯一疯,贡献都是无量的。有学者提出过全球化背景下,地球正在发生的四种倾斜:(1)在精神与物质的天平上,向物质倾斜;(2)在资本与人本的天平上,向资本倾斜;(3)在武化与文化的天平上,向武化倾斜;(4)在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天平上,向工具理性倾斜。足球、世界杯正可用于为全人类对抗这四大倾斜。且称之为对地球的四种匡扶:第一,匡扶精神势力于其与物质势力的竞争中。穷国踢过了弱国或瓮牖绳枢国踢过了粗茶淡饭国,都是对精神势力的激励。第二,匡扶人本基点于其与资本基点的竞争中。足球虽然需要大量资本的投入,但本质上资本只是跑腿的,它只能为天才预备温室,不能直接去种出来一个天才。穷街陋巷里每走出一个足球先生,就是提醒资本:喂,跑腿儿的,别僭越到掌柜位置上来!

   我也听懂球的朋友说,中国足球不灵是足球大工业不灵,那洪都拉斯的就灵?加纳、波黑的就灵?你负责种植天才,养育的责任交给那些灵的国家去干。以中国的繁荣昌盛,送孩子去欧洲踢球的难度并不会比很多非洲国家和拉美国家更大吧?你把天才生出来,发现他,再送他去深造。中国足球工业和足球教育体制如果能专注于解决“发现”和“送人”两个环节,可能就够了。剩下的属于百年大计,慢慢来。

   第三,匡扶文化感召力于其与武力降服力的竞争中。伊拉克夺得亚洲杯,就是武力不灵而文化灵的典型例子。足球并不与武力绝缘,毕竟他们都有破坏基因,有对力量、速度、技术的崇尚,但足球与武装欺凌绝缘。有人发现当下世界有三种哲学在较量:一是斗争哲学,即“你死我活”的哲学;二是“和谐哲学”,即“你活我也活”的哲学;三是“死亡哲学”即“你死我也死”的哲学。第三种哲学是“同归于尽”的恐怖主义哲学,而第一种“斗争哲学”,属独断、对抗的单向性思维,武装欺凌就是这种思维——你最好别回应,俯首系颈,牵好了白羊城门前跪着。但足球是一种“和谐哲学”,一个队踢另一个队,必须互相回应,一方踢另一方戳着那是无耻假球。而且你不能为了胜利不择手段,足球规则不允许。武装欺凌则没有那么细致的规则,《日内瓦公约》最多也就让你“慎杀”,不是不杀。

   第四,匡扶价值理性于其与工具理性的竞争中。足球并不一定是效率论,并不一定追求胜利最大化。一方面,它分为竞技部分和全民娱乐部分,后者无所谓胜利不胜利。一方面,即便是竞技部分,也有各种风格的足球,都想赢,但我是杂耍般的赢球,你是坦克般的赢球,都没有问题,都有人喜爱。获得称赞的并不只是最后的冠军。而足球运动,你要再往本质去看,快乐就是它无条件的价值追求。胜利只是为达到最大的快乐而采取的提纲,它根本谈不上是一种前提。而如此多的人期待胜利结果,也不过为了快乐(专业赌球的除外)。

   实在感谢足球这个玩意儿,除了它四年一度地拉着全中国男人熬夜,把我们的平均寿命又降得比女人们低一点点。幸而没有国足搀和,否则还得比世界上那些足球强国的男人们低一点点。十年、二十年之后,不求活得比中国女人长,接近于那些啃汉堡、飚啤酒、满脸写字儿钉马掌儿的外国男人,就行了。

  

  

   写于北京家中

   2014年6月18日星期三

本文责编:jiangx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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