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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舜旦:西班牙民主转型的中国思考

更新时间:2014-06-27 10:31:50
作者: 肖舜旦  

  

  一、

  

  一段时期以来,一位上上个世纪的法国人托克维尔(1805—1859)的一部研究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学术专著《旧制度与大革命》在国内学术界引起热议,一时研究者蜂起。光在“共识网”上有关的文章就不下百篇,其中的作者不乏国内学术界的一些重量级人物,许多文章都对托克维尔的思想进行了条分缕析的深入学理性探究,哲学、政治、学术诸层面皆有涉及,一部研究200年前旧事的学术旧著几乎成为当今国内知识界的“显学”,这种现象饶有趣味。虽说此书的“一夜火爆”与领导人的推荐不无关系,但最直接的原因据说是此书与探讨中国当下的民主、自由、平等诸问题有着很大的启示性意义;可是,笔者在对这部书及其相关研究文章的初步涉猎后,感觉到其中的某种名不副实的诡异的感觉,而许多研究者却似乎并未意识到这点,“只缘身在此山中”,很有些“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的满足沉迷感,这不仅让人很有些困惑。

   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探讨的是1789年法国大革命失败的原因,核心问题却是为什么在法国大革命之后没有能够建立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而对于今天的中国现实而言,这部著作给予国人的最大鉴戒教训或许就是:暴力革命并不能必然带来民主和平等。这个思想对于促进今天的中国的“和谐”局面或许确实是有一定意义的;然而,问题的诡异处却正在这里:

  首先、今天的中国真正需要的是什么?难道真的需要官方媒体所热衷的所谓“和谐”局面吗?而这种所谓的“和谐”,套用某位过气明星的一句名言,很大程度上不过一种“不给政府添乱”的“和谐”,这种假“和谐”能给社会带来真正的进步和繁荣吗?

  其次、不错,今天的中国国民对于现实极为不满,“民心”确实极不“和谐”,“仇富”“仇官”心态极其普遍,怨言和牢骚充满民间。按照官方的某种非正式的界定,这是一种具有“暴戾”和“阴暗”的负面心理,对于稳定社会“和谐”局面是极其有害的;但是,这种所谓“暴戾”和“阴暗”的负面心理即便真的存在,也绝不至于发展到1789年法国大革命那种地步。这纯属“杞人忧天”,未免荒谬!

  其三、今日国内知识界顺应民心探讨民主、平等、宪政诸问题,如果竟然真的要从托克维尔的著作中寻找思路,实在显得有些迂腐,过于学究气,甚至有些风马牛不相及。当年的法国大革命形势与今天的中国现实相通处实在太少,当年的法国革命者的革命“热情”与今天中国国民的所谓“暴戾”“怨恨”心态性质上有天渊之别。今日国人的“怨言”其实很大程度上还不过停留在“发泄不满”的阶段上,因为互联网的作用,老百姓才有了抱怨的机会和权利,而以前是连这种机会和权利都没有的。

  其四、即便要寻找“他山之石”以“攻玉”,也没有必要从遥远且不相匹配的法国大革命中去寻找,因为那只是一个反面失败的例子,且其中真正可以提供给国人思考借鉴的东西实在寥寥。法国大革命的教训对于今天的中国可以说完全没有任何现实联系意义,除了某种纯学术、历史的思辩和研究价值外,对于今天的中国现实而言,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应该可以束之高阁了。

  今日中国的知识界和思想人士最关注的问题是中国向何处去,关心的是改革,尤其是政治制度的改革,其中的核心就是“宪政”的实行,即真正的“民主转型”实现与否的问题。而这些问题从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是难以找到答案的。但是,笔者最近在阅读中读到了一篇极有价值的文章,此文的作者虽然不如托克维尔那么声名火爆,但是文章的现实针对性,倘能结合国内政治形势去分析、比较和期待,其意义却是远胜过托克维尔的。这篇文章就是林达的《启蒙、契约与妥协:西班牙由专制走向民主启示录》。(以下简称《启示录》,原文载于“共识文集”第三辑《思潮》,笔者在“共识网”上也搜索到了此文,本文所有的关于西班牙国内的民主转型过程的史实材料都来自于此,后面不再作任何标识。)

  

  二、

  

  林达的《启示录》为我们清晰地展现了西班牙近四十年来的社会政治民主转型的流变史,其社会政治性质及其嬗变机遇特点都很容易让我们想到同时期的中国社会政治现实;但是,这相似的政治历史条件和机遇却没有导致相似的社会政治民主转型,其中自然有种种原因,值得我们去细细探究思考,而这正是本文写作的根本目的。

   1975年11月20日,统治西班牙36年的独裁者佛朗哥终于去世了。佛朗哥是在经过了长达三年的西班牙内战,经历了血与火的争斗后才于1939年获得政权。此时的佛朗哥面临着历史的十字路口的抉择:左边是苏联的道路,右边是纳粹德国和法西斯意大利的选择。而此时的佛朗哥还正是刚借助右边的德意的力量,打跑了左边的一方;但在确定发展方向的时候,虽然左右两边都在开始劝说争取它,但他还是谨慎地做出了自己的选择。

  佛朗哥的决定是后退。佛朗哥要把西班牙退到封建的过去,回到原来的君主体制,但有意味的是,佛朗哥又并没有把权力真正交给国王;同时也不想成为德国和意大利的附庸,用一句国内很流行的表达方式就是,他选择的是具有西班牙“特色”的国家独立、长治久安的道路。当然,这种“特色”说白了就是要实现他个人的独裁,真正的大权独揽,往好处大处说也可以是为了实现西班牙国家的独立和繁荣。所以,他推翻共和政府,自任国家元首,取消其他一切政党,立长枪党为唯一合法政党,颁布“一切权力归国家元首”的法令。从此,大权独揽,气势煊赫。不让任何异己有组织起来的机会,绝对禁止反对党的存在。除了他钦定的“民族运动”以外,其他一切有政治诉求的组织形式都萎缩甚至消灭了;由此开始了他长达36年的专制独裁历史。他的威望和实力使得无人敢望其项背。虽然在佛朗哥统治晚期,各项民主进程的改革已然发生,但是,最后的一步他绝不可能容许迈出,此时的西班牙人只有在心底诅咒“没有不死的人”,当他的死讯传开时,全西班牙人都松了一口气,相关地区“香槟酒立即销售一空”,人们这才开始憧憬一个民主开明的政府、一个包容开放的国家的诞生。

  佛朗哥死后最初八个月,政权由他亲手挑选的继承者首相那瓦罗掌控,基本是严格执行佛朗哥的既定方针,顽强地抵制在野反对派的任何“民主突变”企图。当时的仍处于地下的反对党组织了越来越多、越来越广泛的示威和罢工活动。就在佛朗哥去世的1975年,发生了三千一百五十六起,而在1976年,竟发生了高达一万七千七百三十一起罢工活动。尽管几乎所有西班牙人都希望和平的渐进改革,但是旧执政者的傲慢和固执,使得80%的人都觉得改革的希望渺茫;可是,再次回到佛朗哥西班牙的老路上,却是大家都不愿意看到的。

  就在这个关键时期,继承者首相那瓦罗也感觉到了民众改革欲求的巨大压力,感到难以为继,于是提出了辞职。国王谨慎而耐心地让国会酝酿新的首相,终于大家在原体制内选中了一个大家都可以接受的年轻人苏亚雷兹。1976年7月,苏亚雷兹被任命为新首相。而很幸运的是,“苏亚雷兹是体制内最理解不改革没有出路的人。他也没有历史负担,能够以平常心看待政治反对派,看到他们抗议声音中的合理之处,能够以平等态度待之。他心里明白,西班牙的未来取决于制度改革,取决于民主转型。否则,西班牙就不会重归欧洲,不可能全面达到欧洲先进国家的水平。社会的公平、开明和自由得不到改善,历史上遗留下来的负担也难以摆脱。他相信一个新时代已经来临”。

   1977年6月15日,这是历史上西班牙人备感骄傲的日子,他们终于成功地举行了一次真正的民主选举。选举的一个基本前提就是结社组党自由,这种自由权一放开,当时的西班牙的政党如雨后春笋一下子冒出很多很多,约有三百多个。很多政党只有几个人,被称为出租汽车党,意思是一辆出租车就可以全拉走。这种现象在某些反对民主选举的人们看来,或许可以算是乱象频生,乌烟瘴气;但是,它的一个最重要的意义就在于:新的政治游戏规则已经诞生,而且,无可否认,这是一个迄今为止最公平的游戏规则,它完全杜绝了以往专制政权更替环节中的血腥、阴谋、暴力诸恐怖色彩,而变得阳光、透明、温和、友好。一旦民主政治进入竞选和选举过程,事情一下子变得简单:你能吸引多少选票,你能不能让民众认同,你自己强大不算数,民众看得上你才算数。随大选逼近,很小的党竞选无望,自然消亡。真正为选民们所注意的,是可能胜选的大党,也就是四雄并立的左翼卡利约的共产党,右翼佛拉加的人民联盟,中间偏左的冈萨雷斯的社会党,中间偏右的首相苏亚雷兹加盟的民主联合会。

  在1977年第一次选举中获得成功的,是中间偏左的冈萨雷斯的社会党和中间偏右的首相苏亚雷兹加盟的民主联合会。首相苏亚雷兹带领的民主联合会,获得最多票34%,将负责组织一个获得民众授权的民主政府。社会党虽然没有获得执政权,但获得28.9%选票,在议会三百五十席中占一百一十八席,更重要的是为几年后冈萨雷斯取代苏亚雷兹,社会党成为第一大党执政西班牙,打下了基础。

  选举结束后,西班牙政治舞台上出现的是一种乐观的合作气氛,完全没有了以往西班牙政治空气中的对立、戒备情绪,而是各政党坦诚相见,心悦诚服,携手合作,其乐融融,西班牙人第一次真正体会到了了民主选举的美好感觉。

  虽然成功的选举之后,西班牙国内局势依然险情不断,先是严重的经济危机,其后还有民族危机、军人干政这些国家痼疾的频仍发作,更兼愈演愈烈的“埃塔”暴力恐怖活动……虽说这些问题并非选举带来的必然后果,但很容易成为反对党刁难执政党的重要筹码,让政局雪上加霜。但是,理性的西班牙各党派,在这些困境面前真正体现了一种同舟共济的合作精神,化险为夷,让国家在民主公正自由的道路上继续迈开大步。

  1982年10月28日,即第一次选举五年后,西班牙成功进行了第二次大选,这次大选被史家认为是西班牙转型的最终完成。其标志是,通过大选,得票最多的第一大党从中间偏右的民主联合会,变成中间偏左的社会党,执政权力顺利地完成了向反对党的和平转移。社会党的年轻领袖冈萨雷斯出任首相。

  从此,西班牙这个曾经臭名昭著的法西斯专制国家开始走向了民主自由之旅;从此,西班牙人的“斗牛士”的激情狂热就此正式纳入了民主自由的理性轨道。

  1986年,西班牙正式加入欧洲共同体,也就是今天的欧盟。

  2006年3月22日,危害巨大的恐怖集团“埃塔”在西班牙政府的长期而有效的诚意调停谈判中,双方终于达成共识,“埃塔”宣布永久停火。

  

  三、

  

  从1975年11月20日佛朗哥时代的结束,到1977年6月15日西班牙人成功举行了第一次民主选举,期间只经过了不到两年的时间;之后,西班牙虽然也经历了种种险情,经济危机、民族危机、军人干政更兼愈演愈烈的“埃塔”暴力恐怖活动……但到了1982年10月28日,依然成功进行了第二次大选,这标志着西班牙的民主转型进入了成熟理性的轨道。由此看来,西班牙的民主转型道路似乎很顺利,总共只用了不到七年的时间。

  与此同时的中国的历史演进道路的流程相对而言则显得步伐要缓慢得多,或者说沉重得多。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去世,意味着毛泽东时代的结束,1978年12月18日至12月22日在北京举行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则意味着邓小平改革开放时代的开始,之后的历史进程可以说是精彩频现的同时又乱象四伏。虽说总体而言,中国的面貌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变化,经济建设出现了有史以来想都不敢想的经济腾飞姿态,人民生活发生了本质性的改观,小康社会的温馨已然在全国许多大中小城市的广大民众心中散布。但是,套用一句大家都熟悉的狄更斯小说《双城记》中的名言,“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经济繁荣的鲜花之下,却潜藏着深不可测的政治腐败的丑恶,这种腐败的毒素已然弥漫在鲜花烂漫的四围,正如不久前发生的全国104个城市的雾霾侵袭一样,作为一种象征,中国的官场政治腐败乱象已经到了全国性雾霾的严重时刻,令人不得不发出政治改革的紧急呼吁!但是,正是在这一点上,中国的改革步伐显得极其沉重。

  当然,如果结合西班牙的国情来审视,中国的政治改革步伐的缓慢实际上也在情理之中。虽然,简单从时间表上来看,从佛朗哥时代的结束到第二次全国大选只有七年时间,但是,它的铺垫时间却远在这之前。所以,严格来说,西班牙的民主转型并不是只凭七年时间就一蹴而就的,它的历史渊源远比中国的改革开放历史要长远得多。

  首先,西班牙几乎从来就不是一个封闭的国家。作为一个天生的旅游胜地国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jiangx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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