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围绕"民主政体为何存续或垮台"这一经典问题，文章对1945年至2005年间的拉丁美洲进行了实证研究，探讨了民主政体垮台的原因、有利于其存续的因素等问题。本研究的主要发现是：其一，政治行为体的政策激进主义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民主政体垮台的危险； 其二，如果政治行为体对偏好民主有规范性，民主政体远不可能垮台；其三，一个更民主的地区环境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了民主政体垮台的可能性； 其四，结构因素对1945 年至2005 年间拉美的民主稳定没有直接影响。

［关键词］民主政体 存续 垮台

* 本文原载美刊《民主杂志》( Journal of Democracy) 2013 年第2期，译文有删节，本文为中央编译局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拉美民主化进程中的政党治理"( 13B08) 的前期成果。

民主政体为何存续或垮台？ 围绕此经典问题，我们对1945 年至2005年间的拉美进行了一项实证研究，研究采用了一种新的战略。对单个国家的大量定性研究表明，民主政体的存续或垮台取决于政治领袖、政党、军方、社会运动及其他关键政治行为体的行为。他们的行为受到结构力量和文化模式的重大影响，但并非由其决定。由个案研究纵向扩展是困难的，时至今日，学者们验证基于行为体偏好和行为理论的能力是有局限的。本文主要提供了一种定量分析，旨在对来自定性文献的特定重要思想能推广到何种程度进行初步评估。

我们的研究未使用一种苛刻的民主定义。在借鉴丹尼尔·布林克( Daniel Brinks)将拉美政体分为民主、半民主与威权三种的基础上，本文将民主和半民主政体归并在"竞争性政体"这一更为宽泛的范畴内。虽然我们不时简单地以"民主政体"指代这些政体，但所涉及的案例也包括半民主政体。1945年至2005 年间，20 个拉美国家的竞争性体制历经了总计664 年。我们探究了竞争性政体为何( 及何时) 垮台，何种因素有助于其存续。

我们发现，无论是发展水平还是经济表现，都未直接影响拉美民主政体存续的前景。我们转而关注关键政治行为体对民主的规范性偏好、其政策的激进主义或温和主义以及拉美地区的政治环境。当政治行为体对民主有一种强烈的规范性偏好(normative preference)或政治行为体回避激进的政策立场时，民主政体更可能存续。此外，当地区环境有利于民主价值观念的传播或国内政治环境温和时，民主政体更为稳固。

我们的研究以吉列尔莫· 奥唐奈( Guillermo O'Donnell) 后期成果中的三个重要观点为基础。其一来自《现代化和官僚威权主义：南美政治研究》这部影响深远的著作。该著作批评了现代化理论关于发展水平与政体类型间关系的过于线性的假设。我们的研究涵盖了更长的时段和更多的拉美国家，证实了奥唐奈"发展水平并未对拉美地区竞争性政体的存续产生直接影响"的观点。其二，在《现代化和官僚威权主义》及其20世纪70、80 年代早期的一些作品中，奥唐奈指出，公共部门动员对统治精英( 尤其是资本家) 造成的威胁是拉美民主政体垮台的一个重要因素。

与此类似，我们认为，政治行为体在政策上的温和主义或激进主义影响竞争性政体的存续或垮台。其三，在《拉美案例介绍》中，奥唐奈先是明确了危害拉美民主稳定的一些障碍，继而指出，拉美地区的许多国家已经出现了变化，"无论其重要性如何，绝大多数政治和文化力量现在认为政治民主的成就和巩固有很高的内在价值。这实际上是一种新现象"。我们更进一步认为，一个竞争性政体存续的可能性受到政治行为体观念的影响，即它们是否从规范性上( 本质上) 视民主为一种政体。

尽管上述三方面是本研究的基础，但我们还是挑战了《现代化和官僚威权主义》中用结构主义视角观察民主政体垮台的一个核心观点。奥唐奈认为，拉美经济较为发达国家的资本主义的结构特征解释了为何现代化理论对该地区无效。我们认为，现代化理论之所以不适用于拉美，原因在于，该地区的发展水平对政治行为体的政策激进主义或它们对民主的规范性偏好影响不大。

直到"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在拉美出现的1978 年，绝大多数拉美国家的竞争性政体一直是脆弱而不稳固的，随后则变得更为坚韧。20 世纪70年代以前，绝大多数拉美国家至少经历过一个民主或半民主时期，但这些竞争性政体中的相当一部分是短命的。从1978年开始，新成立的民主政体挺过了众多重大挑战。随着新转型的出现，竞争性政体不断增多。到1991 年，该地区20 个国家中的18 个( 除古巴和海地以外)拥有竞争性政体，而且自此后仅有小的变动。出现此转型的首要原因在于竞争性政体的垮台率( 竞争性政治存在的年限除以垮台的数量) ---从1945 年至1977年间的9. 3% 骤然下降到1978 年至2005 年间的0. 8%。也就是说，前一阶段的垮台率是后一阶段垮台率的10 倍还多。

政策激进主义与对民主的偏好

两个因素直接影响竞争性政体是继续执政还是垮台。其一，关键性社会和政治行为体是否有激进的政策偏好；其二，他们是否对民主有规范性偏好。政策偏好可能会从温和到激进变化。一些行为体也发展出对民主的规范性偏好。政策激进主义和对政体的规范性偏好是行为体政治认同的相当具体和可测量的要素。政治行为体在一种相互作用的历史背景下形成政策偏好，对政体的规范性偏好也是如此。虽然此类偏好不是固定不变的，但倾向于相对稳定。政治行为体对既有政权的支持或反对以其政策偏好和对政体规范性偏好的某种结合为基础。

当其政策目标定位于政策谱系的一端，并且表露出一种实现那些目标的迫切性或者丝毫不妥协地维护那些立场时，政治行为体是激进的。激进的政策偏好不必然地是极左或极右的，但却必须与其他相关行为体的偏好足够远以产生分化。它们是强烈的偏好，激进的行为体不愿意为实现其政策目标而妥协或等待。

强大的激进行为体的存在是否使竞争性政体的维持变得更加艰难？

我们相信，答案是肯定的。激进的行为体变得越极端和越强大，其他行为体就会感受到越多的来自民主政治的威胁。为了在相当激进的情况下( 对政府及其同盟或者反动派而言)保护其利益，一些强大的行为体或许会试图颠覆竞争性政体。

此观点也适用于政府自身。当一些行为体害怕竞争性政体的延续会因政府激进的议程( 无论议题是改革性的还是保守的)而导致自身毁灭或遭受重大损失的时候，容忍既有民主政体的成本增加。此类行为体遵守民主游戏规则的意愿很可能削弱，民主政体存续的前景也是一样。

对民主有规范性偏好意味着政治行为体内在地重视民主，也就是说，将其置于任何具体的政策结果之上。此类行为体在思想观念上将民主视为最好的政体类型。对民主的这种信奉表现为他或她愿为捍卫竞争性政体而承担政策代价。对民主的规范性偏好不同于情境性行为或机会主义行为---行为体对政体的支持依据政策结果，也就是说，依据工具理性而定。当然，政治行为体追寻其政策偏好时的工具理性也是决定民主政体为何存续或垮台的一个关键因素。

政治行为体有许多方式展现其对民主原则的信奉。当候选人承认选举失败而不是挑战选举结果时，他们是在展现对民主政体的信奉。当政府领导人接受在国会中一项重要议程上的失败而不操纵程序规则以强加体现他们偏好的立法时，他们在展现对民主程序的信奉。对其他行为体而言，这些信号是可信的，因为它们是需要付出代价的。

我们假设，政治力量对民主的强烈规范性偏好将使竞争性政体更为牢固。此类偏好限定了政治行为体在寻求其政策目标时会走多远。当政治行为体将民主奉为固有价值时，他们更愿意容忍损害其利益的政策，因为他们认为此类政策基于合法的、有约束力的决定。出于同样原因，政治行为体或许会愿意舍弃或谢绝对自身有利的政策，如果那些政策未被合法政权所采纳的话。

尽管以往的成果已经指出了政治行为体的规范性政体偏好的重要性，但用长时段内的大量国家的案例来实证地说明这一点却相当困难。由于概念化、量度、数据收集和内生性等方面的困难，以往的定量分析都未进行驶种尝试。我们的基本假设之一是，在达到一种高水平发展---届时，绝大多数政治行为体是非激进的，且从本质上偏好民主---以前，结构变量对政治行为体的规范性偏好或政策激进主义影响不大。我们的实证分析证实了此种假设。

我们遵循的编码规则

收集和测量数据是主要挑战。我们需要将验证关于长时段内20个国家的观点的普遍性的定量评估与以一种更深入的方式探究因果机制的定性案例研究结合起来。定量研究的最大困难在于确定这20个国家中最为重要的行为体，然后对其政策上的激进主义和对政体的规范性偏好进行编码。

我们使用了由19 个研究助理组建的团队来开展这项工作。为准备遵循详细编码规则的冗长的国别报告，他们开展了广泛的研究。报告描述了1944 年至2010年间每届总统任期内的主要政治行为体。他们确认了一小部分行为体( 通常每个有3 到7 个总统任期)，这些行为体在史书中的每个阶段都是最引人注目的。清单中还包括权力角逐中发挥深刻影响的总统、组织和运动。报告总共讨论了1460 个政治行为体和290多个任期。总统几乎总是被确认为是强有力的行为体。政党、工会、商会、军队、游击队组织和社会运动通常也算在关键行为体行列。

研究人员根据详细的编码规则查找激进主义和对民主的规范性偏好的实例。他们将存在下述情况的政治行为体编码为"激进"：其一，在短期内表现出实现激进左翼或激进右翼政策立场的坚定愿望，或者执政后仍然坚持那些立场；其二，表现出为实现特定政策目标而破坏法律的意愿； 其三，蓄意推行将大量成本加于其他政治行为体的极端政策的政府；其四，致力于旨在强加或阻止重大政策变革行动的暴力行为。如果政治行为体对那些立场有分歧或态度含糊，将被编码为"有些激进"，除此以外被编为"不激进"。

许多政治行为体对民主仅嘴上说得好听，因此研究团队首先记录了对民主的规范性偏好的缺乏。如果政治行为体有下列行为之一，将被编码为"缺乏民主偏好"：其一，对"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或"形式民主"有矛盾心态或有所质疑； 其二，对政党、立法机关、法院或选举团体等民主机构有敌意，而不只是质疑它们的决定；其三，当民主程序产生不利结果时，质疑其有效性； 其四，声称是人民的唯一代表； 其五，质疑包罗万象的全国性运动之外的任何反对派的合法性；其六，经常解散被视为人民或国家敌人的和平反对者。

如果政府存在下述情况，也被编码为缺乏对民主的规范性偏好： 其一，将党派性教导计划引入公立学校系统或军队；其二，经常操控制度规则以获取政治优势。如果非政府行为体表露出破坏宪法的意愿，或为实现政治目标而运用欺诈、政治排斥或暴力手段，将被视为缺乏对民主的规范性偏好。如果政治行为体未体现出上述情况的任何一种，将被编码为"有牢固而强烈的对民主的规范性偏好"；如果政治行为体对上述指标的任何一个模棱两可，将被编码为"其规范性支持相当稳固但并非完全始终如一"。

这些编码规则为我们比较长时段内的20个国家提供了一个一般性的基础。从概念方面讲，对激进主义和民主偏好的编码独立于对政体的编码。政治行为体对政策激进主义和对民主的规范性偏好的立场并不从本质上影响政体的分类。编码规则以有助于观察的且有公文可循的行为和话语为基础，并且意图筛选出对民主话语的工具性的、虚假的使用。关于激进主义和对民主的规范性偏好的编码指标未去除对行为体偏好进行历史性评价的需要，但是它们的确将评价建立在更牢固的基础上。

我们以一种简单的方法来汇总信息。不激进、有些激进、激进分别赋值0、0.5、1，从根本上对自由主义的民主持不一致、矛盾或不友善看法、有相当稳固但并非完全始终如一的民主偏好、有始终如一的强烈的对民主的规范性偏好分别赋值0、0.5、1。随后，我们对每个国家每年两个变量的均值进行了估算。"激进主义"变量可以大致理解为，强有力的政治行为体对激进政策偏好的分享；而"对民主的规范性偏好"变量可以大致理解为，1944 年至2010 年间每个国家对民主有规范性信奉的政治行为体的比例。20世纪下半叶，竞争性政体的激进主义表现出一种不规律的持续下降趋势。相反，对民主的规范性支持趋向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增加。

1977 年，只有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和委内瑞拉拥有竞争性政体，而其他17个国家都是独裁专政。当时，这三个竞争性政体展现出最低水平的激进主义和最高水平的对民主的信奉。这表明，在一种不友善的国际环境中，竞争性政体只在政治行为体温和并且执著于一种民主理想的国家存续。

对于民主政体的稳定与垮台，以前的研究提供了各种各样的解释。相应地，除了主要自变量，我们还考虑了三组解释性变量：结构因素(经济发展水平、工人阶级队伍的规模和对初级产品出口的依赖程度) 和经济表现； 制度设计( 政党制度分化程度和总统权力) ； 国际条件(本地区其他国家的民主水平，美国对拉美的政策) 。

我们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衡量发展水平，并用二次参数描述非线性效果。我们用制造业劳动力所占的百分比作为衡量工人阶级力量的总指标。工人阶级的规模与认为工人阶级规模庞大有利于民主的测试理论(testing theory)有关。由于许多学者认为依赖石油等自然资源对民主有害，我们纳入了对自然资源依赖的两分法测量，如果石油和矿产出口超过国民总收入的10%，赋值为1。我们用人均收入的变化评估经济表现。在经济领域表现不佳可能会使竞争性政体遭遇垮台的危险。

一些学者认为，政党系统碎片化的总统制民主政体更易于垮台。我们因而创制了一个变量。如果在指定年份，一国下院( 或唯一议会)起作用的政党数量大于或等于3，该变量的值为1。马修·舒加特( MatthewShugart) 、约翰·凯瑞( John Carey)主张，当宪法赋予总统的权力较弱时，总统主义的运行更为有效。 为评估这一主张，我们使用了他们对总统权力的衡量。

为调查有利的国际环境是否会提高民主的机会，我们将每一年拉美地区民主国家的比例( 排除要考察的国家)作为衡量地区政治环境的一个指标。作为美洲世界的一个支配性力量，美国能影响向竞争性政体转型的可能性，也能影响政体垮台的可能性。因此，我们创制了一个连续的衡量标准去评估美国政府对拉美民主的态度。衡量值范围从0到1，1 代表美国对培养和保护拉美民主的坚定支持。

民主政体垮台的危险

我们用一个离散时间存续模型( discretetime survival model)评估民主政体垮台的危险。因变量是一个两分法指标，竞争性政体垮台、被威权制度替代的年份编码为1，如果挺过那一年则编为0。除主要自变量( 激进主义和民主偏好)以外，等式还包括8个上文描述过的控制变量，外加一个时间的数据转换，以捕捉政体生命周期内任何有垮台危险的变化，以及一个随机参数去反映因未观察到的国家特征而存在的潜在的政体弱点。

政治行为体的政策激进主义在相当程度上增加了垮台的危险。这一结果有99%的可信度。如果激进行为体赢得了国家权力，他们可能会给其他行为体带来很高的成本，诱使失败者诉诸政变，作为阻止重大的且极难逆转的后果的一种方式。例如，智利阿连德左翼政府的激进政策促使基督教民主主义者、保守主义者、军队等主流力量支持1973年的军事政变。他们害怕允许"人民团结联盟"(Popular Unity)政府掌权会带来灾难性后果。尽管在此案例中，冷战正盛时期对左翼激进主义的惧怕导致阿连德政府的垮台，但同样的逻辑也适用于右翼激进主义。而1990年民主重建后，智利社会党的温和立场使民主政体更易生存。此发现与奥唐奈的观点一致。

如果政治行为体对民主有规范性偏好，竞争性政体远不可能垮台。这一结果有95%的可信度。尽管此发现没有什么令人惊奇之处，但它展现了奥唐奈的先见之明。奥唐奈认为，政治行为体的规范性偏好能够弥补许多缺陷，包括高度不平等、绝大多数拉美国家在民主经验方面的匮乏、严峻的经济挑战等。

阿根廷的历史展现了政治行为体对民主的规范性偏好如何对政体的存续产生积极影响。在20 世纪20 年代末到1976年的阿根廷，很少有政治行为体在规范性基础上审视民主。1930 年，保守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军队甚至伊波利托· 伊里戈延( HiplitóYrigoyen)总统所在的激进党的部分党员，都密谋推翻他。从1946 年至1973 年，两大主要政党和强大的工会迅速脱离民主同盟。1955年，激进党支持了反对民粹主义统治者庇隆的政变。1962 年，庇隆主义者和激进党的一个派系支持了反对激进党总统的政变。1966年，庇隆主义者和工会支持了反对另一个激进党总统的政变。在那几十年中，只有产生其期望的政策，有力的政治行为体才能容忍竞争性政治。

作为对1976 年军事政变所造成的破坏的反应，随着1983年民主的回归，主要政治行为体开始接受民主竞争作为赢得公职的合法途径。重新采取民主的规范性偏好的立场使政体得以存续，尽管20 世纪80 年代和2001年至2002 年出现严重的经济萧条、1989 年至1991 年出现高通胀以及贫困与不平等急剧增加。当20 世纪80年代末出现对民主的严重威胁时，工会和主要政党动员起来捍卫民主。劳工长时间地忍受极端恶劣的经济环境，但从未被动员起来发动政变。工具性或战略性逻辑可以解释为何许多政治行为体叛离了一个破坏性的军事政权，但政治行为体的规范性偏好的变化才足以解释为何他们在长达20年的时间里依附于表现不佳的民主政体。

为把握政策温和主义及对民主的规范性偏好对政体存续的巨大影响，我们考虑了下列估算。根据我们的检测结果，在拉美，在所有其他条件不变的前提下，如果政治行为体不信奉民主，如果所有政治行为体在1978年至2005 年间都是激进的，那么竞争性政体每年将会面对17%的垮台危险。典型的民主政体将会持续大约6 年，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将永远不会开始。相反，如果1978年后所有政治行为体都信奉民主并且变得温和，那么每年民主政体垮台的危险将会降到0. 04%，事实上，竞争性政体将会坚不可摧。

政治行为体的偏好与政体结果

政治行为体对政体的规范性偏好与政体结果紧密相关。也就是说，考虑偏好情况大大有助于理解一个竞争性政体是否会存续。其他方法强调的因素---包括阶级、现代化和文化---与政体结果的关系并不那么紧密。我们认为，第一，"远程因果"(causallydistant) 解释，诸如结构主义理论和大多数大众文化理论，未能解释拉美的政体结果；第二，这些解释实际上对我们说明政治行为体的政策或政体偏好帮助不大；第三，必须通过政治行为体的行为解释政体结果；第四，规范性偏好对一些政治行为体的行为有重大影响。如果所有这四点是正确的，那么，要理解政体的变迁和存续，必须考虑政治行为体的规范性偏好。在因果关系的链条上，它们只是一种让人满意的解释的必要且非充分的组成部分，而远非一种让人满意的解释。

一个更民主的地区环境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了竞争性政体垮台的可能性。这一结果与过去25年来出现的大量关于国际影响对民主化的重要性的文献相吻合。一个更为民主的地区政治环境促进了政治中关于什么是可能的且可取的价值目标的传播，引导美洲国家组织设立用以保护竞争性政体的法律法规。1992年，萨尔瓦多12年内战的结束及随后一个竞争性政体的建立，激励了危地马拉几年后出现了类似的发展。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以前，一些威权政体为拉美地区其他国家的政变和威权领导人提供了激励。例如，古巴革命鼓舞了拉美大陆左翼革命运动的形成，也激起了右翼的逆反应。20世纪60、70 年代，国家安全说辞为军事政变和威权统治提供了合法性辩护，作为阻止左翼威胁的一种方式扩散至整个西半球。1964年，巴西军事独裁政权的建立及其成功---它促进了经济增长， 阻止了左翼---使南锥体( Southern Cone) 军方更乐意相信他们也会统治成功。

结构因素( 发展水平、制造业劳动力的比例) 对1945 年至2005 年间拉美的民主稳定没有直接影响。即使我们排除了垮台更为直接的原因(我们所开发的政策激进主义和对民主的规范性偏好变量)，结构预测值也不影响民主垮台的可能性。现代化理论声称，经济最为发达的国家最有可能也是民主国家。然而，收入与民主之间这种似乎牢固的关联性并不适用于我们所研究的60年中的拉美。

奥唐奈质疑现代化对拉美地区竞争性政体存续的影响是正确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高的国家经历了民主政体垮台( 1951 年、1962 年、1966 年和1973年的阿根廷； 1973年的智利； 1973 年的乌拉圭) ； 而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低很多的国家( 如1949 年以降的哥斯达黎加)，民主政体却存续了好几代。在最近一次的民主政体垮台发生在1976 年，当时阿根廷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是6857 美元； 而在开创竞争性政体的1949年，哥斯达黎加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只有1836美元。简言之，对范围更广的案例国家的研究发现，人均收入越高、民主政体垮台的可能性越低的论点不适用于拉美。与此类似，制造业劳工力量的大小不影响民主政体的存续。

如果接受政治行为体决定政体存亡的假设，必然同时认为包括发展水平在内的结构因素不直接影响竞争性政体的稳定性。结构因素会影响政治行为体的组织、偏好和战略选择。与我们的直觉不同，也与对更多国家的一些发现相反，根据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测量的经济表现对1945年至2005 年间拉美民主政体存续或垮台的可能性没有影响。尽管20 世纪80、90年代拉美存在无休止的经济衰退、不断扩大的不平等、高通胀，但竞争性政体在拉美依然得以存续。例如，20 世纪80 年代，阿根廷、玻利维亚、巴西和尼加拉瓜都出现过4或5 位数的通胀率，但这些国家的竞争性政体并未垮台。1982 年至2002年的20 年间，拉美地区增长乏力，民主政体垮台的发生率却急剧下降。而在1945年至1977年间，虽然整体经济表现好很多，但民主政体垮台的可能性也高很多。如果绝大多数政治行为体信奉民主的本质要求，如果地区政治环境在很大程度上有利于民主，那么竞争性政体表现不佳但维持不垮台的时间会延长。

总之，三个主要因素的组合---一个有利的地区政治环境( 表现为本地区其他民主国家的存在)、对民主的强烈的规范性偏好和关键政治行为体没有激进的政策偏好---使民主政体得以在拉美存续。这些发现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拉美从曾经( 20 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的独裁盛行向今天整个地区只有一个公开的威权主义政权这一状况转型的惊艳表现。在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拉美的地区政治环境变得对民主更具支持性。随着革命社会主义和右翼威权主义逐渐遭到怀疑，激进主义开始衰退。更多的政治行为体开始相信民主的本质要求。这些变化没有确保高质量的民主或善治，也未能一劳永逸地使拉美地区免于回潮的可能。但这些变化却使新的公开性威权主义政权的出现和巩固变得困难，也使绝大多数竞争性政体从20世纪80、90 年代令人尴尬的经济危机中存活下来。

统计结果展现出对内生性的一种明显关切。如果一个竞争性政体处于危机中，该危机能促使一些行为体采取更为激进的政策立场或者压制其对民主的规范性偏好。虽然本文没有充分篇幅探讨此问题，但却存在大量历史案例。这些案例中政治行为体的政策激进主义和规范性偏好有助于解释政体结果，但结果却不一定能解释立场。规范性偏好和政策激进主义的影响并不源自反向因果关系。

一种基于行为体的方法

在本文中，我们引入了用以研究政体垮台和存续问题的一种新战略，即利用一种规模大到允许定量分析的基于行为体的方法。以往对民主存续的定量研究既未确认关键行为体，也未用观察到的政治行为体的行为和目标去检测政体存亡的命题。例如，绝大多数现代化理论的变种都未能详细说明行为体或因果机制，导致对更高发展水平与更大民主可能性之间存在关联的原因解释不清。近来，在政体问题上，出现了以阶级为基础的理论假设：收入再分配方面的阶级冲突决定政体的本质。但这些理论却未证明一点，即穷人、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实际上都能克服集体行动方面的问题并成为有凝聚力的政治行为体。由于特定行为体的政体偏好不易用结构或文化变量预测，我们提倡用以行为体为基础的、历史的方法去研究相关问题。

对于政体的研究，除了不基于行为体的方法外，还有关注具体历史行为体的传统。这包括胡安·林茨( Juan Linz)关于民主垮台的标志性著作、奥唐奈和施密特对于威权统治转型的开创性研究以及许多定性个案研究。这些个案研究极大地丰富了我们对于民主政权为何出现、巩固或垮台的理解。我们的核心假设源于这种定性研究传统。但是，由于观察对象的数量有限，这些研究结果的普遍性是不确定的。我们的方法以源于这些定性研究的洞见为基础，并第一次将以行为体为基础的方法运用于长时段里的许多国家。

奥唐奈的相关贡献对后来的研究影响巨大，我们将其拓展，形成三个重大发现。第一，发展水平既未增加也未降低1945 年至2005年间拉美地区竞争性政体垮台的可能性。这广泛地证实了奥唐奈在《现代化和官僚威权主义》中的分析。第二，政策激进主义使竞争性政体更难长期维持。当强大的激进力量角逐政治权力时，一些行为体发现容忍民主政治导致成本太高的几率增加。激进威胁鼓励对竞争性政体的背叛。相反，无处不在的政策温和主义降低了民主政治的风险。第三，行为体对于政体的规范性偏好对竞争性政体是持续还是垮台有重要影响。一些行为体从本质上尊重民主胜过其他。如果绝大多数行为体从规范上信奉民主为一种政体，那么民主就能经受严重危机，能将因表现不佳而垮台的时点延迟。如果最强大的行为体对自由主义的民主的本质价值毫无兴趣，竞争性政体则非常容易垮台。对政体的规范性偏好不能简单地归结为结构因素或广泛的社会文化模式。

检测行为体的政策激进主义和对政体的规范性偏好是一项巨大挑战，我们并未解决所有困难。如果政策激进主义和行为体的规范性偏好是重要变量，那么社会科学家就应该努力将其纳入他们的分析之中。以前的学者用定性的方式，我们相信，目前是用定量工具研究这些问题的时候了。

作者：斯科特·梅因沃林( Scott Mainwaring)，美国圣母大学凯洛格国际研究院政治学系；阿尼巴尔·佩雷斯-林安( Aníbal Pérez－Li án)，美国匹兹堡大学政治学系；译者：敖海翰，中央编译局全球治理与发展战略研究中心。来源：《国际理论动态》2014年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