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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敬琏:全面深化改革遏制权贵资本主义

更新时间:2014-06-16 15:56:41
作者: 吴敬琏 (进入专栏)  
就需要攻坚克难,我想十八大那两句话说得很好,就是要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来全面深化改革。那什么是政治勇气,就是要毫不动摇地捍卫改革开放的伟大旗帜,要克服来自意识形态的障碍,克服来自既得利益的障碍,讲政治智慧。

    

   着力推进改革防止系统性经济崩盘

   就系统性风险,我们现在流通的货币量已经是GDP的200%,这是一个很高的比例,这个杠杆率不能再提高,太高了,就是悬在我们头上的一把剑,中长期就有造成动荡的危险。正确的方针就是在保持国民经济不至于发生系统性危机,就是说不至于崩盘的条件下,着力推进改革,只有改革才能提高效率,才能够从根本上解决困难。那么我们要防止发生系统性危机,可以做些什么呢?

   第一个就是要停止那些没有回报的无效投资,经济学基本的约束条件就是资源是稀缺的,在现在资源紧缺的情况下绝不能继续往里投,需要做的事情很多,有回报的、有效率的、能够提高整个经济效率的投资机会应该抓住,就一定要避免去做无效的投资。

   第二,对僵尸企业要停止输血,有一部分企业实际上已经是僵尸了,而且无望起死回生,但是现在还是在用银行贷款,用政府补贴维持,这都会是有风险积累的。

   第三,就是要动用国有资本去偿还一些政府的或有负债。所谓或有负债就是说是负债,但是它在资产负债表里看不见。比如说我们的社保基金就有缺口,那么像这种东西现在就赶快用政府的资本去把它还了,这样就可以降低我们国家的资产负债表的杠杆率和负债率。

   第四,就是对一些资不抵债或者有很高负债率的企业要进行资产重整,对那些资不抵债的企业就要实施破产重整,对于负债率太高的企业也要进行资产重整。这样来把风险释放出来,把小的风险释放出来,把大震变成一些小震,不至于引起整个系统的震荡。

   第五条,盘活“晒太阳”的开发区等资产存量。征地却没用来开发的很多,盘活这些资产的总量,还可以想其他的办法,但是这件事一定要做。释放或者消除一部分风险,使风险不至于积累得太大。

   第六,辅之以某些短期政策。当出现了某些地方资金链要断裂,或者有可能引起系统性风险的时候,辅之以信贷政策、货币政策短期政策。

    

   减税放权,积累小改革汇成大改革

   下面我来说说,从小的改革做起,如何带来好的市场效果。2014第一季度GDP增速继续下降,就业情况却比去年第一季度稍好。新增的劳动力基本消化了,登记失业率是维持在原来的水平。2013年,第三产业的比重第一次超过了第二产业,这是个历史性的变化。因为服务业的就业弹性比起制造业要强得多,因为这个结构变化,所以虽然GDP的增速下降了,但是就业的情况不但没有恶化还有改善。

   那么我们就要问了,为什么从2005年就开始强调,我也在《中国增长模式的抉择》里反复强调服务业发展的重要性,可以说呼吁了很多年,为什么到了这两年才发生了变化呢?其实在我看来这就是因为改革。促成服务业开始加速最重要的是两个很小的改革,一个改革就是2012年1月起从上海开始的营业税改增值税,后来到了七月,国务院决定在全国推广,2013年就是大面积的推广。当时国务院做这个决定的时候,放在一个叫企业减负的项目下,那么改了以后,上海一改,别的城市都纷纷响应。有人说没有什么效果,你这个减负减得不多,而且有些行业税负还增加了,所以有人觉得这个没有什么意义。那么为什么我们的许多城市都认为这个事情值得做?他们要求都参加这个试点,或能够很快在全国铺开,有些可能是看到了短期的好处,就是因为财政部和税务总局主持的这项改革让与了税。其实有些地方汲汲于这个改革,是从更长远地看,更本质地看,更动态地看。

   为什么经济学界的人都非常支持这个营改增呢?营业税是对营业额全额征税,它的问题是重复征税。重复征税从动态看有一个很大的问题,也就是阻碍分工的深化。亚当.斯密说,经济发展、效率提高最主要的推动力量就是分工,就是分工深化,这一点其实在服务业里面表现得最明显。拿网购来说,网购分化出来多少个产业啊,容纳了多少人就业?快递、结算、广告设计等等都扩大了。

   所以,营改增一个重大好处就是促进分工。分工深化了,企业中的一个环节变成了五个环节,税并没有增加,如果是营业税的话,五次就分化成五个环节,就要征收五次税!

   另一个改革是2012年从广东深圳开始的,简化工商登记,降低门槛。然后在广东全省试点,这成为本届政府简政放权的一个很重要的内容。这一来,从去年的统计来看,新登记的工商企业的数目,许多地方都增加了70%,当然有些只是登记了,不见得有营业。比如说上海增加了百分之七十几,有一部分是冲着自贸区先拿的一个牌照,很多地方都这样,主要是一些服务业的小企业。这只是我们改革的前奏,在十八大以前就开始了,这些都是很小的改革,这样小的改革也能起明显的作用。

   我认为像这些例子,应该能增加我们对改革问题能根本解决的信心。当然我们推进全面深化改革,从这届三中全会到现在已经一个多季度了,我们需要来总结,怎么能建立一个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这是最重要的。确定一揽子小的改革,然后政府社会合力把这个改革推向前进。我认为政府总是说我们现在是可控的,尽管应承认是可控的,但是我们要利用在可控的时间里,把我们这个体制尽量完善起来,从根本上消除导致经济和社会存在众多困难和矛盾的根源性的东西,这样我们就可以走出一条路。

   下面是吴敬琏现场对话的内容:

   问:您对改革更乐观了还是更谨慎呢?谈谈对当前局势的判断。

   吴敬琏:一个人的经济地位不能说一定决定了他的思想,但是作为一个群体来说,总有人会代表这种利益,所以应该承认既得利益的阻力是肯定会存在的。从这一段时间来看,好像主要的表现还不是他们站出来反对进行什么样的改革,而更多的是表现为一种被动的,或者是一种消极的态度对待改革,因此我觉得现在更重要的要依靠改革的领导者和支持改革的大众,主动采取行动来推进改革。

   这个时候有些人不愿意放弃既得利益,会站出来正面讲话,这还很难说。但是如果我们推进不力的话,我想在出了什么问题的时候,这种声音就会站出来。

   问:现在钢铁行业内部,有种声音说并没过剩,国家过于强调淘汰了,您怎么看?

   吴敬琏:过剩不过剩我认为这个是明摆着的情况,我们剩余的钢铁产能是2亿吨以上。可能有一种理念说,没有绝对的过剩,只要政府多投资,不是就有人把这些钢铁买去了?这种逻辑我们这代人见得多了,这叫做面中加水,水中加面。但是它最后的结果就造成了大灾难,面多了加水,水多了加面,明显就像大跃进,导致现在一个非常明显的问题,就是货币流通量膨胀得这么厉害。它会造成系统性的危机,在我国和其他国家的历史上已经发生了不止一次了。

   另一个问题就是怎么淘汰?我们前几次都是用了计划经济的办法。这个淘汰过剩产能的过程中,本身造成了很多不公和浪费,最好还是要用市场来解决。当在总量适当的情况下,这个产能过剩就会暴露出来,然后通过市场竞争的力量来消除产能过剩,政府只能起辅助性的作用。

   问:全民所有制就是说每个人都有一定股份,怎么体现的?

   吴敬琏:在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上,它把国有企业就叫做全民所有制企业,显然它不是同一个概念。在实际的经济生活里面有这个东西吗?它的产权如何是界定不清楚的,国有制是清楚的,它就是国家的就是政府的。

   问:我们现在进行了三十多年的改革了,您认为哪些方面需要下力?

   吴敬琏:从现在的情况看起来,一个是金融改革,看起来它的进程大体是正常的,好像还有一些加快的趋势,主要是三个内容,一个是放宽进入限制,支持进入创新。第二个内容就是两个主要的价格的市场化,一个是利率一个是汇率,第三就是改变监管的办法。特别是中间一项可能是核心改革,从这项改革因为比如影子银行,网络金融的发展加上中央银行支持金融创新,所以看起来这个速度比原来的预想更快。

   另外一项就是财税改革,财税改革原来争议比较大,最近中央领导小组的第三次会议,审议了财税改革的方案,原则通过了,所以看来这个也在加速。现在我个人觉得需要加点力的,一个是国企改革,比如要拨付国有资本去充实社保基金,这个应该是不难做的。但有些政府部门反对,所以搁浅了。另外一个是争议比较大是土地产权改革的问题。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说得比较原则,从具体实施上看,不同的部门有不同的看法。但是这个问题关系重大,不但是关系到农民的利益,而且关系到,譬如说我们城市化,现在出的问题跟这个土地产权制度是直接有关的。像这样的事情我觉得应该加快。

   还有一件事情我觉得应该加快的,就是法治。没有法治的支撑,现代市场是无法运转的。而我们在法治建设上,虽然从十五大就提出,但是进展得很慢,特别是司法公正、审判独立,这次三中全会又强调了这一条,那么应该加快,否则经济改革都落不到实处。

   问:钱荒是因为市场和政府之间的关系没有处理好,还是因为某些结构性问题?

   吴敬琏:总体来说,我同意最近央行发言人的一个讲话,它认为总量来说是宽松的,但是有结构问题。譬如利率问题,国有商业银行的贷款利率其实是不高的,但是民营企业往往拿不到这样的贷款,所以利率就变得就奇高。

   因为市场没有形成,所以它存在着很大的结构问题。货币的总量很大,但是有的地方不缺钱,有的地方钱很紧。不缺钱到什么程度呢,那些央企获得的贷款太多了,纷纷建立了房地产公司。所以我总的意见是:总量来说是宽松的,货币是超发的,流动性是过多的,但是结构有问题。

   问:您对政治体制改革有何展望,它是否是深化改革的一把钥匙?

   吴敬琏:我们这次改革跟过去不同,这次提法叫做全面深化改革,而过去那两次改革基本上是在经济领域。正像邓小平1986年说过的,政治不改革,经济改革也落实不了,这是当然的。至于说是不是要用钥匙这样的表达,这个我没想好。

   问:现在讲改革从政府规划方面讲得多,从公民权利和参与角度讲得少,您有什么评价?

   吴敬琏:我想政府规划和人们的权利,讲得好像不是同一个问题。这届三中全会的决议里,就包括着政府的作用和人民的权利,不是互相排斥的,也就是说三中全会决议里讲到的,无论是国有经济和非国有经济都是我们社会发展的重大基础,这就包括了不只是国家的权力,国有企业的权利,还有民众及私人的权利。

   政府的规划和大众的倡议,或者学界的建议,应该要兼容配套。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政府的作用简单地说就是一句话,提供公共服务。政府要保障宏观经济的稳定,不是处理微观经济的部分。

    

   来源:大学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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