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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建华:怀念韩南先生

更新时间:2014-06-11 20:38:05
作者: 陈建华  

    

   韩南的治学方式大约属于欧陆朴学一路,在他的辛勤浇灌下,明清小说这块园地变得生意葱茏,多姿多彩。

   这些天与李欧梵老师在电邮里讨论,有关他即将在秋季应邀来交大开讲座的事。前日下午得他电邮,打开一看,却传来噩耗:“刚从王德威那里得知,韩南教授刚过世。悲痛不已!”我含悲给王德威先生写了电邮,他回说:“韩南教授突然过世,令我愈加悲伤。一周之前见他,还好好的。”

   上个月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给我寄了一本韩南先生翻译的新著Mirage,即中文小说《蜃楼志》。我答应要写个书评,想不到先写了这篇文章。

   我在哈佛读书的那几年,除了李老师之外,接触较多的就数韩南先生了。在我的印象里,他永远是那么儒雅谦和,醇厚而精粹。基本上他专治明清小说,对中国文化有独特而深切的理解,同情之中不失一种欣赏的、含幽默感的距离。他的治学方式大约属于欧陆朴学一路,但在他的辛勤浇灌下,明清小说这块园地变得生意葱茏,多姿多彩。多亏他那些精确而具神韵的翻译,这块园地遂开放在英语世界里,被赋予永久的生命。

   1991年我去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读书,修了斯特拉斯伯格(Richard Strassberg)教授的明清小说研讨课。我原先是古典文学出身,研究对象一直是元明清诗歌和戏曲,记得博士毕业后,章培恒师有意让我研究古典小说,打算和我合写一本中国小说方面的书,因为我出国而未能实现。在这门明清小说课上,期末论文以李渔的小说《十二楼》为主题,于是斯特拉斯伯格教授说那一定要参考面世不久的韩南先生的《创造李渔》那本书,言谈之际他对韩南大加赞扬,说在中国小说研究方面,在美国没人可比。的确我发现韩南先生在1970年代就发表了《中国白话小说》、《中国短篇小说之时期、作者与结构研究》。使我肃然起敬的是他那种极其精审的考证功夫。我们通常认为海外研究中国文学擅长理论诠释,即我们所谓以“义理”取胜,而韩南先生则精于考证。再进一步爬寻材料,发现在1960年代他在《亚洲杂志》上发表了关于《金瓶梅词话》的版本考证的文章。想起1980年代我在复旦读研究生的时候,目睹了《金瓶梅》的研究热潮,一时间像炸开了锅,是具有“思想解放”意义的标志性事件。因此读到韩南先生的文章,不由得感慨,如果不是改革开放,这部小说还得锁在冷宫里。

   在《金瓶梅》作者问题上,韩南先生十分谨慎,不贸然断定谁是真正作者,不过跟一般认为这部小说属于“说话”传统的集体创作的说法不同,他确定它是个人创作,在小说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这就牵涉到对文学史的通盘认识。另外对我来说觉得新奇而一时难以理解的是,韩南先生通过文学风格来探讨作者问题,这是一种高难度的软性考证。事实上他提出《醒世恒言》中部分作品是“浪仙”的作品,即以“风格学”为依据,而这一结论被学界认为是不刊之论。

   1994年我去哈佛跟李欧梵老师学现代文学,见到了韩南先生。那时他已经年近七十,还给研究生上课。很幸运,我上过他两门研讨班课,各读一部小说,即《金瓶梅》和《海上花列传》。开始我不那么习惯,每次课上讨论数回,但渐渐的我领会到那种精读细品的好处。韩南先生不提自己的研究,也避免任何先入之见,完全放开让同学各抒己见。那种课堂讨论的状况很像是五方杂处、众声喧哗。来自不同的文化背景、立场和生活经验,各人对某个叙事或桥段有不同的理解,真的你会体会到所谓“作者死亡”的意涵。在课堂上我常常拙于言辞,说得那个一点,好像碰上了身份危机。原来在大陆对于某个作家、某个作品都有个说法,似乎放之四海而皆准,而在新的文化冲撞中力图寻找某种新的表述,因此比较辛苦。

   韩南先生对我挺宽容的,特别像我这样的“老童生”,总是循循善诱,和风细雨。记得我交的一篇期末论文是关于《金瓶梅》里的“偷窥”描写。那时我在影视系选课,因此使用一些视觉文化方面的理论,理论上还做不到融会贯通,论述当中破绽不少,严格说来那是偏离了文学研究的,韩南先生非但不以为忤,且十分认真,对于没讲清楚的地方一一指出,提了不少问题。后来在我继续这一偷窥和视觉方面的研究过程中,他的问题带来了很大帮助。还有一点,和其他老师不同的是,在批改作业时,对我们来自非英语背景的学生,他逐字逐句修改语法方面的错误。

   韩南先生退休那年,东亚文明系为他开了一个学术研讨会。多年执教,桃李芬芳,他的许多学生从各地赶来,欢聚一堂。我也躬逢酒会和盛宴,在席间听他的学生们讲起从师经历,十分有趣。魏爱莲(Ellen Widmer)教授是韩南先生的大弟子,在明清文学方面卓有成就。她说跟了韩南老师多年,看上去他很严肃,但是看到他的《创造李渔》一书出版,方知道老师是那么文采斐然,才情潇洒。到后来又看到他翻译的《肉蒲团》出版,更让人跌破眼镜,哇噻,原来老师对于中国春宫文学也那么有研究。的确,韩南先生厚积而薄发,踏实而富于睿智。至2004年《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中国小说》一书出版,展示了一个新方向的开拓,单看书中关于陈蝶仙自传体小说的那一章,就可见他对资料的收集和梳理,以及独特而富于灼见的阐释,足具严谨精致的范式。

   其间一个小插曲令我难忘,在酒会上韩南先生引我到捷克汉学家米列娜教授面前,向她介绍说我在研究周瘦鹃。米列娜教授也是晚清文学研究领域的开拓者之一,且以结构主义理论来研究中国近代通俗文学,很难得,可惜于前年谢世。我虽然跟她没什么交往,但如韩南先生这般引荐后学,令我十分感动。

   这又是我的幸运,知道我的博士论文以周瘦鹃为题,韩南先生十分支持。

   这里还有一层,即李欧梵老师对他一向尊崇备至,说他当初研究鲁迅,就受到韩南先生的一篇文章的启发,而且他去哈佛任教,韩南先生是背后的有力推手。他说韩南先生正在研究晚清民国,你做周瘦鹃的研究,他一定会喜欢的。后来果然如此,尽管韩南先生已经退休,仍愿意做我的论文指导委员会的老师。有一个学期,我们约定每两周见一次面,在系里特意为他退休之后安排的办公室里,在费正清中心。长记那些美好的时光,我宝贵的记忆,仿佛沐浴在从窗户铺洒进来的阳光里,聆听他的教诲。那时他在翻译《风月梦》这部小说,在探究书中的扬州方言。他知道我是上海人,对沪语也很有兴趣。在北美研究汉学的,大多不那么看重中文学学界的研究成果,韩南先生很不同,当然是对于那些做得好的。有一回我提到一篇台湾学者作的关于晚清小说的论文,他嘱我找出来给他。

   他对我的帮助,还有一件事我难以忘怀。哈佛的博士资格要求三外,除了英语、日语,还得掌握一门印欧语言。一般要上语言课拿到合格成绩,也可以由答辩委员会教授出题考试。我跟韩南先生说在“文革”期间自学过法语,他显得有点讶异,但同意给我考试。考试那天,他给了我两页纸,应当是普实克有关中国文学的论述吧,我把它译成英文,结果他觉得还不赖,给通过了。

   2001年我在欧柏林学院一边教书,一边赶写博士论文的最后两章。每写完一章,就给答辩教授们一一寄去。在韩南先生寄回来的纸页上,像以往一样,帮我改语法,用铅笔逐句改正,这些稿纸至今还保存着。

   2002年开始我在香港科技大学教书,至年底的时候,我们的电邮通信频繁了起来。那时王为松兄在上海教育出版社,他十分欣赏韩南先生的研究,打算把他的代表论著全翻译过来。早在1970年代,韩南先生的一些著作就在台湾翻译出版了,因此如何尽快把他的著作介绍给大陆读者,是刻不容缓的事。首先要翻译的是韩南先生刚完成的《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中国小说》。为松兄给我发电邮,要我给翻译把关,这也是韩南先生推荐的。受到先生的信赖,我满心喜悦,遂与责任编辑孙戈、译者徐侠女士密切合作。校订过程愉快且从中得益匪浅,感受到韩南先生一丝不苟的学风。他要求在概念用语方面要准确,要我发现问题须直言所见,有时为一名之立而往返讨论。对于有些译文中难以表达其精妙婉转的地方,他也不强求,表现出通达和宽容。另外他强调翻译的可读性,为了便利中国读者,删除了一些考证文本和注解。

   经过大半年的努力,此书中文版在2004年面世了,其英文版也在同年由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关于中文版书名,韩南先生来信征求我的意见,我建议使用“中国近代小说的兴起”,略有借鉴瓦特《小说的兴起》的意思,蒙韩南先生采纳。还有一件事,我曾问他书中的章节是否可以先在大陆刊物发表,他回答说在英文版没有出版之前,不宜这么做。至今想来,先生如此严于律己,真令人慨叹!

   令人欣慰的是,这几年韩南先生的《创造李渔》及论文集已在大陆出版,迟来乍到,能一睹这位大腕级汉学家的学术风采。《中国近代小说的兴起》在2010年重版,增加了韩南先生关于雨果《九三年》的翻译的新作。值得一提的是译者徐侠对自己的译本并不满意,因此许多地方等于重新译过,这种精神很是可贵。这几年里时以先生为念,两次见到魏爱莲教授,得知一些近况,每见李老师,也总是心念不已。事实上自退休之后,韩南先生笔耕不辍,尤致力于翻译,如《十二楼》、《黄金祟》、《明代爱情小说选》、《风月梦》至最近的《蜃楼志》,一部部相继问世,正当欣欣生意之际,突然得知他的去世,深感悲惋。面对先生留下的文学遗产,其中凝聚着他的挚爱、坚忍和智慧,令我们感愧感奋。

   2014年5月7日

   来源: 南方周末

  

本文责编:fr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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