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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作翔:社会利益问题:理论与实践的背反及其争论

更新时间:2014-06-05 23:11:08
作者: 刘作翔 (进入专栏)  
84%的受访者支持机场更多使用全身扫描仪。86%的受访者说,即使导致登机时间延长,他们也支持机场采取新安检措施。

   “隐私对乘客而言是重要的权利,但避免恐怖分子炸飞机是更重要的权利。”意大利内政部长马洛尼6日宣布在意大利机场推广“裸体安检”时说。一些赞成者认为,扫描出的图像几乎是个黑影子,皮肤、样貌都看不出来,即使显示出一些身体特征,也无伤大雅。[12]

   而反对的声音也不绝于耳。与美国人更重视安全的观念相比,欧洲人似乎更看重隐私保护。英国平等和人权委员会(EHRC)主席特雷夫?菲利普斯写信给英国内政大臣艾伦?约翰逊称,英国机场实施“裸体安检”将违反保护个人隐私法。在德国,“海盗党”(一个宣传保护个人隐私的小党派)约15名成员2010年1月10日下午在柏林机场A航站楼半裸抗议政府引进“裸体安检”。示威者穿着很少的衣服,一些人还在自己裸露的皮肤上写上“谁来保护我们的隐私?”的字句。据当地媒体报道,在德国其他机场也出现了类似的抗议活动。奥地利2010年1月14日公布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大多数奥地利人反对在机场安全检查中使用“裸体扫描仪”。

   美国犹他州议员贾森?查弗兹表示:“我们不需要看8岁小孩或者老祖母的‘裸体’来保证飞行安全。我认为为了安全我们必须放弃所有隐私的说法是错误的。”每次发生恐怖袭击事件后,安全和隐私就会再一次被拿出来掂量。在机场安检方面,个人隐私权也似乎在维护公众安全的措施面前一再退缩。美国国土安全部曾明确表示,任何人想入境美国,那么必须在接受海关检查时放弃个人隐私权。

   所谓“裸检”,即“裸体安检仪”,又称全身扫描仪,这个仪器发出的X光能穿透厚厚的衣服,在电脑上留下乘客身体的影像,包括隐私部位。图像能够暴露人们想要隐藏的任何东西,金属或陶瓷制成的刀具、手枪、炸药和毒品,都逃不过X光的照射。图像是一幅黑白图像,看不到头发或面部特征,但清晰地显示了身体的轮廓,乳房和生殖器的形状,以及臀部中间的那道阴影也可以分辨,甚至可以看到身体穿孔、假肢,乃至丰乳手术的假体等。

   “9?11事件”后,关于安全和隐私的辩论在美国从未停止过。安全和隐私孰先孰后?为保证安全需要放弃多少隐私?在恐怖袭击阴影笼罩之下,民众还有多少维护个人隐私的空间?无论在哪个国家、什么年代,每当国家面临安全威胁的时候,民众的权利和自由就会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甚至被取消,这几乎是规律。即使是个人的选择,在不可兼顾的情况下,大多数人会选择安全胜于隐私。2009年7月,盖洛普一项民意调查发现,83%的美国人认为大多数在“9?11”事件发生后实施的安全措施仍然有存在的必要,只有14%的人认为应该取消这些措施。道理其实很简单:安全关乎生存,是动物本能;隐私关乎尊严,是社会需求。相较于尊严,当然是生存更重要。要安全就没有隐私,要隐私就没有安全。

   有评论认为,这种逻辑显然有问题。事实上,安全和隐私不是跷跷板的两端此消彼长的关系。换句话说,获得安全保障并不一定要牺牲隐私,反之,牺牲隐私不代表安全就有保障。只有涉及民众身份的安全措施,才存在侵犯个人隐私的可能。增加警力、加强巡逻,设置门关和报警系统,禁止携带液体登机,配备航班便衣保安,乃至加强民众反恐意识宣传……这些措施都不涉及公民隐私,却依然是提高安全系数的有力保障。若从这些方面着力,就可以化解安全vs隐私的“对立”,那么实现双赢就不再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了。[13]

   (3)自由和安全能否互换——沃尔德伦的否定性观点

   针对“9?11”事件后美国等一些国家为维护国内安全问题以及由此产生的政府针对公民自由权利采取的种种限制性措施,沃尔德伦教授发表了一篇题为《安全与自由:权衡的想象》的文章,对此种做法进行了批判,并对有关的“权利冲突”问题发表了他与流行的观点迥异的看法。他所谓的“权衡”,指是否发现了真实的权利冲突——即安全和自由的权利冲突是真实存在的,还是找错了对象——即真实存在的冲突并不是安全和自由的权利冲突,而是其他类型的冲突。最常见的观点乃是:随着恐怖主义的出现,美国公民放弃部分自由而获得更多的安全,是一种合理的权衡。沃尔德伦对这种观点进行了全方位的反驳。在沃尔德伦看来,不同程度的自由之间是可以进行比较的,而安全问题通过转化为风险问题也是可以进行定量比较的,但若直接将自由与安全进行定量比较进而相互转换,则是存在问题的,因为安全与自由不存在直接、必然的联系。两者之间即便利用“风险”作为中介(自由与风险之间的关系,沃尔德伦并没有展开,他仅是将自由数量的比较转化为风险数量的比较,并进而与安全问题相关),也需要存在一个确定的阙值。

   而在沃尔德伦看来,“9?11”事件是否达到此阙值是一个尚待进一步讨论的问题。而即便接受“9?11”事件可以满足这一阙值,那也不意味着只有赋予政府更大的权力(相应减少公民的自由权利)才可以维护公民的安全。因为公民自由与权利相连,而在权利问题上,基本上是排斥结果主义价值观,而采用绝对主义价值观的。于是,权衡的对象同样不会是一个无辜者的自由权和其他众多无辜者的安全权,而是一个人的自由和一个人的安全。而在公民自由这一权利中,最重要的乃是其中的消极权利,即预防政府侵害的权利,而非预防恐怖主义侵害的权利。这就产生了一个新的转化,打击恐怖主义是目的,而增加政府权力只是手段,且并不是唯一的手段,不能基于目的的正确而不顾及手段的错误,在此,无人可以确保这一手段不会产生副作用,且历史已经表明,产生副作用的几率很高。于是,沃尔德伦获得了并非结论的结论,即对于表面上看上去是“安全和自由的冲突”进行了分解,使得美国人民保持警惕,为了安全放弃自由并不是一个合适的权衡;若放弃是不可避免的,那么就需要满足一定的程序,因为程序本身也是自由权利的一部分。[14]

   在此文中,沃尔德伦再度申明了“权利冲突”这一论题的重要性。因为在他看来,许多人之所以权衡“安全”和“自由”,恰恰是未能认清“权利冲突”的实质。总是有人坚持故意和疏忽的两分法,这就使得他们错误地将政府侵犯某人的自由权与政府未能保护某人的自由权等同起来。而实际上,未能保护某人的自由权,并不等于不尊重某人的自由权,恰恰相反,这是对于自由权的尊重;但侵犯某人的自由权则是对于自由权的损害。而那些认为未能保护某人(尤其是某些人)的自由权乃是对于自由权的侵犯,所秉持的恰恰是结果主义的观点,这种观点在沃尔德伦看来,与权利毫无关系,于是这一主张是错误的。沃尔德伦认为,结果主义针对权利冲突的认知方法和可能的解决方案,并不是出于对于权利的尊重,而是基于“承担受侵犯的权利”这一“责任”的重新分配。权利话语只能是针对个人的,权利冲突的话语也只能是针对个人的,不存在一个人的权利与众多人的权利发生冲突的情况——这种情况只是结果主义者为了计算方便而导致的结果。而即便真的有必要权衡“安全”和“自由”,即两者之间真的存在冲突,那也意味着其中一项权利将压倒另一项权利,即在此种情况下,确实需要重新对两者进行排序,将安全置于自由之前。这也意味着,在权利冲突之时,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十分重要。[15]

   沃尔德伦的上述观点在具体的制度实践中也有所反映。2002年5月,美国一特别法庭驳回了美国司法部长阿什克罗夫特允许联邦调查局(FBI)特工对恐怖组织进行搜查和监听的提议,并要求其进行修改。据美国媒体报道,近20年来都没有公布过任何裁决的美国外国情报监督法庭于2002年5月拒绝了阿什克罗夫特关于扩大特工人员搜查和监听权力的提议,认为它是“不合理的”,不能保护美国公民的隐私。司法部根据法庭的要求修改了提议,才最终得以通过。这意味着,即使以“反恐”的名义,特工也不能无限制使用窃听装置。但从2013年斯诺登披露的令全世界惊呼的有关“棱镜”监听项目的事实看,美国在此方面比任何一个国家都走得更远。

   2.英国航空公司打击“流氓”乘客的措施

   2001年5月,英国航空公司修改了乘客乘机条例,制定了更为严厉的措施,以打击“流氓”乘客。根据新的乘机条例,那些对机场工作人员态度粗暴无理的乘客将被禁止登机;那些在飞机上对机组乘务人员进行威胁、谩骂或使用暴力的乘客将被赶下飞机。那些因此被禁止登机或被赶下飞机的乘客的机票将作废,不能退票。条例还规定,在飞机飞行过程中,那些置其他乘客和机组人员的安全于不顾、在飞机上闹事的乘客将被告上法庭;情节严重的人将被终身禁止乘坐飞机。英国航空公司2000年共处理了200多起流氓乘客空中闹事的事件,从在飞机上吸烟到酗酒斗殴、从对乘务人员无礼到动手殴打空中小姐等“流氓”行为,致使机组人员在飞行过程中增加了精神压力,影响了飞机的飞行安全。[16]乘飞机是每个人的正当权利,但如果你的不当行为(这种不当行为也可能是一般不当行为,也可能是违法行为,也可能是犯罪行为)有可能影响和破坏飞行秩序和飞行安全,进而影响到其他人的权利(安全),那你的乘机权就得被剥夺。

   3.中国新疆航空公司禁止醉酒旅客乘机的规定

   中国新疆航空公司也于2001年10月向主要部处局室站及国内各营业部、驻国外各办事处发出了紧急电报,要求严格执行禁止醉酒旅客乘机的规定。据报道,喝新疆酒是很多旅客乘坐飞机离疆之前必不可少的内容,部分旅客酩酊大醉后强行登机或在飞机上酗酒,这些人在飞机上胡言乱语,严重影响到其他旅客的乘坐服务质量,损害了民航部门的声誉。为此,新航作出决定,以后任何显示醉态或在麻醉品作用影响下的旅客,将被严格禁止登机。[17]

   4.法国禁止情侣在火车站月台吻别

   法国在2001年5月间出台了新措施:禁止情侣在火车站月台吻别。如果情不自禁而又难舍难分,就请在进入月台前缠绵相吻吧。这项新措施首先在巴黎、里昂和马塞等大城市试行。这一新制度只准许持有火车票的乘客在月台候车,除非是老人,并带有沉重的行李物品,又无力独自一人上车时,才允许送行人同老人一同进入月台候车,其他人则一律在月台外面道别。出台这项新措施,是认为由于一些情侣在月台上吻别时常常没有时间观念,一吻起来就没完没了,结果来不及上火车,误了火车;如果火车等这些情侣吻够了才开车,那就只好让多数乘客等少数人,使列车不能正点开,所以只好采取禁止吻别这一断然措施。[18]亲吻权是情侣们的正当权利,但当你的这种权利影响到其他人的利益和权利时,那对不起,就得限制你的这种权利。

   5.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

在中国,生育权同世界各国一样,毫无疑问既是一项神圣的人权,也是一项受法律保护的法定权利。但由于中国巨大的人口压力,给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许多问题。因此,国家在保护生育权的基础上,实行计划生育的国策,将此载入宪法,并制定有关计划生育的法律。而中国的这一政策,经常受到西方一些国家的攻击,说中国不讲人权。其实,人权不得不受社会条件的制约。当一个社会的人口膨胀到危及该社会的生存和发展,或带来许多问题时,生育权就不能是不受限制的权利。这就是社会利益之缘故。这一点,在国际社会也是有共识的。1994年9月5日至13日,在开罗由联合国主持召开的国际人口与发展大会上,有170多个国家参加,通过了1994年国际人口与发展会议开罗文件,即《行动纲领》。《行动纲领》在控制人口增长、促进经济发展等问题上取得了共识,并提出应将人口问题纳入有关可持续发展政策的制定、执行和监测之内,强调各国根据本国的法律制定人口政策是各国的主权,肯定国际合作对人口与发展方案的执行起着重要作用等。值得一提的是,某些以“控制(生育)意味着失去自由”为口实的西方国家,也是这次大会的参加者和《行动纲领》的通过者。[19]这说明国际社会对人口控制以及与此密切相关的生育自由权达成了某种共识,认识到人的生育权并不是无限制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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