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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毓生:殷海光先生一生奋斗的永恒意义

更新时间:2014-06-02 10:22:27
作者: 林毓生 (进入专栏)  

  

   选自林毓生《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三联书店,1988年。

  

   先师殷海光先生是在一九六九年九月十六日以癌症不治逝世的。我远在海外,到九月二十日夜裏才知道这个噩耗。当时内心整个为悲痛与愤慨所占据——无论就对人生的热望,对学术的真诚,对理想的坚持来说,殷先生都不该在五十之年,就匆匆离开这个世界。这一年多以来,每想到再也见不到他,再也不能和他促膝谈心,再也接不到他的论学感怀的长信,内心深处便不由地觉得无比的空虚与悲哀。像殷先生这样的人,在现在这个世界上是很难再找到了!

   我个人深切感念在他逝世前的十几年中,他给我的无数督促与鼓励。但本文的目的,却不仅是为了表示个人的私衷。殷先生一生基于纯真理想的奋斗,所带给他的横逆与痛苦,足使天下有良心的人同声一哭,而他生命中所追求的,所持之不移的,与他一生奋斗的过程,实具有永恒的意义。下面所写的,是我个人对他一生奋斗之意义的一些看法。

   要评论一个人,必须先了解这个人所处的时代。殷先生自己常说他是“五四后期人物”。这句话包含了无限的感慨,同时也是对他自己和他所处的时代之深切写照①。殷先生的一生奋斗的意义,我觉得,应该从他所以成为“五四后期人物”,与成为“五四后期人物”后的精神企向与痛苦来了解。

   殷先生既是“五四后期人物”,他的思想与风格自然仍表现著

   〖307〗

   五四精神,只是殷先生的五四精神的内在发展与外在遭遇都有“后期”的徵象。五四时代是一个浪漫的启蒙时代。所谓浪漫的,是因为这个时代的基本动力来自情感的激越,充沛的情感跃动支持著单简的信心。这个时代的信息正是迟疑、困惑,及对每件问题繁复性之冷静的观审的反面。(当时知识青年有不少从某一主义跳到另一主义的现象。但这不代表迟疑与困惑。他们每次对每种主义做了选择以后,不求深解,便开始服膺传播这种主义的现象,正反映著激越的情感与单简的信心在他们内心的势力。)所谓启蒙的,是因为这个时代的自我觉醒;从理性的观点出发,自己主动地要求掌握历史巨轮的运转。这个浪漫的启蒙运动,内部蕴涵著很大的矛盾。但此种矛盾在五四的高潮时期很不明显。浪漫的激越与理性的启蒙,当时好像相互为用,相得益彰。

   具体而言,五四精神最强烈的一面是对中国的过去全面而彻底的否定。(虽然各国现代化过程中,都多多少少有反传统思想的产生;像五四时代的反传统思想——激烈到毫无保留、全面反抗的程度——却是各国近代化过程中稀有的现象。)传统既不可依恃,也不可改进;激烈的反传统思想遂导向“全盘西化”的企求。在许多五四知识份子的眼裏,科学与民主是近代西方文明的精髓;於是,科学与民主便成了西化运动的焦点。除了最后几年,殷先生的思想有很大的变化以外,攻击中国传统、提倡科学与民主,是他一生言行的目标。在他的著作中,对中国传统中的许多缺陷之揭发,尤其对科学与民主之阐释,往往远超过早期五四人物的言论。说他是五四思想集大成的殿军实不为过。

   殷先生诞生于五四运动发生的那一年,他自然赶不上参加五四运动。但西南联大却有五四的遗风,他在青年时代朝夕浸润在那种风气之中,很自然地接受了许多五四时代为科学、自由、民主奋斗的思想。这些思想在当时因为许多其他因缘,并未很鲜明的显示

   〖308〗

   出来,然而,这些思想却是他在一九四九年到台以后,只手重振五四精神的主要因素。但西南联大学生很多,他们的思想也颇不一致,为什麼在这批学生当中,殷先生能特别坚毅地站在五四为科学、为自由的立场为中国奋斗呢?对于这个问题是不能拿“西南联大的五四遗风”这句话来解答的。我觉得,主要是由於殷先生生命中,特有的纯真与强烈的道德热情(moral passion),与西南联大的五四遗风,相互溶合而导致的。殷先生纯真的道德热情,在少年时代就已使他对家庭中理学式的虚伪,感到极度的不安与反感②。这种不安与反感,配合当时的少年风气,在情感上已使他对中国传统文化极端的厌恶,同时也导使他对西洋文化产生很大的仰慕。这种心理后来与西南联大的五四遗风接触,再加上他在西南联大的业师,是一位极为英国化的研究逻辑、经验论与英国式自由主义的学人;透过这位学人,他所看到的西洋文化自然是以科学、民主与自由为代表的。

   在近几十年中国内忧外患的社会中,五四精神早已残破不堪。殷先生以一人之力对之做悲剧性的重建,其成绩不可谓不大。他之所以能达成这样的伟业,除了得力于他清新的健笔,据我看来,最主要的是由於他那震撼人心的道德热情。这种道德热情使他不能不为自由与民主而呼吁。因为他清楚的看到,在人类几千年的历史经验中,只有自由的民主制度最能满足道德的要求;也只有自由的民主制度是比较最能维护个人尊严的制度。而自由与民主的建立,则必须靠道德自主性(moral autonomy)的观念的养成。换句话说,自由与民主,必须建筑在个人的尊严上。任何谈论自由民主的人,如不拿殷先生在分析海耶克的自由思想的长文中,所提出的把“人当人”的结论作为言行的前提,终究是借自由民主之名,行反自由民主之实③。殷先生在逝世前的二十年中,以无比的道德勇气,不避横逆,挺身而出,为自由民主呼吁的千秋之业,在中国与世界

   〖309〗

   争自由争人格的历史上都是不朽的!

   作为一个自由主义者,殷先生肯定了个人自由与个人尊严是人的最基本价值——有了个人自由才能有个人尊严。可是,在文化层面,要自由的价值与民主的观念深入人心,殷先生——除了在他生命中最后的几年以外——却和许多早期五四人物一样,认为应从全面否定传统文化,与提倡科学方法做起。事实上,他之所以对中国传统文化做全面的攻击,主要导源於他对中国传统中许多克害个人尊严的思想与制度的道德的忿怒。他提倡科学方法,实际上,也主要是为了满足他道德热情的要求。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我给他的信上,曾有下面一段对于他多年来提倡科学方法的意见:

   我最近常想到您平生提倡科学方法的志趣与您近来治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宏愿。您做人的风格上充分表示出您是具有intense moral passion和poetical inspiration的人,读您最近的数信更confirm了我这一看法;但几十年来偏偏提倡科学方法,colorless thinking。究其原因,实受时代环境之刺激,而不是为科学而科学——科学方法是一个tool,是一个使人头脑清楚不受骗的工具。至少在下意识裏科学是满足您moral passion的道路。However,moral passion,和科学方法的溶合有时能产生极大的tension(if not contradiction)。这种tension有时能刺激个人的思想,但有时却也不见得不是很大的burdens。

   殷先生回信甚为称许,并说,道出了他“心灵深处多年来‘紧张’之源。”④

   殷先生既提倡科学,自然往重纯理知识。追求纯理知识的欲望,在他身上表现的非常强烈。这种表现,实是五四内在精神发展的后期徵象之一。在五四运动的高潮时期,大家喊口号,随声附和;启蒙的理知追求,是被浪漫的情感激越所掩盖著的。然浪潮过后,

   〖310〗

   启蒙的理知成分,终究不能被情感的激越所代替。殷先生对科学、自由、民主的性质、功用、目的的纯理了解,都下过很大的功夫,用过很多的心力。这种知识的追求与渴望,更可由他购置大批有关书籍的热情上看出来。殷先生有关当代逻辑、分析哲学、自由、民主、社会学理论的藏书,大概比当时台湾任何公私立图书馆都完备,以台湾大学教授清苦的待遇,而能有如此丰富的藏书(大部分是自己购置的,只有一小部分是朋友和学生寄赠的),这件事实的背后,蕴藏著对知识追求的炽热渴望。但殷先生的一生,在他学术专业——逻辑与分析哲学——上并没有重大的原创贡献;这是他晚年提到的遗憾之一。一些追悼他的文字中,有的也特别提到这一点。其实,照笔者的看法,这正是殷先生道德成就甚难(几乎不可能)避免的一面。从道德的观点来看是无所谓遗憾的。(道德与学问是两件事,不可混为一谈。在道德上有缺陷的人——如谄媚权贵的来布尼兹[Leibniz]——可能在学术上有重大成就。我们不能因之以为他不是一个在道德上有缺陷的人。苏格拉底所说的“知识即道德”的“知识”是指如何完成道德人格的“知识”,不是一般人所说的知识,也不是科学知识。)

   任何人如要在学术上有重大成就,都必须有一种不顾一切,专心於研究的能力。在今天苦难的中国社会,一个人如能如此专心,必须相当的自私。自私大别可分为两种:一种是损人利己的鄙劣行为;另外一种是对外界也有同情心,并不损人利己,但想到自己的工作和自己做研究的时候,均能暂时把外界的苦难忘掉,或对外界的苦难变得漠不关心——有时是以将来研究成就可能对别人有很大的好处做理由,来把外界的苦难忘掉,或对外界的苦难变得漠不关心的。如此专心致志,积年累月,也许有重大学术成就的希望。殷先生虽然谈起学问来有时冷峻高迈,实际上,他看到、听到社会上的不平即热血沸腾;他炽热的心,无时无刻不在关心著苦难的

   〖311〗

   中国。

   殷先生这种敏锐的道德不安与纯理的知识渴求之间的“紧张”关系,更可从他之所以努力锻炼“隔离的智慧”看出来。他在他的夫人的帮助下,以数年之力,亲手一砖一铲地把台大配给他们堆满垃圾的宿舍,改建成有山有水的小花园。表面上他似要建筑一个与世隔绝的世外桃源,以便在其中潜心研究学问。事实上,他之特别努力建筑这个小庭院,除了由於他底爱美与庆恶凡俗的性格以外,我觉得,正强烈显示著他不能与世隔绝而偏要锻炼“隔离的智慧”的心境。(相反的,倒有许多终日棍在嚣杂的市声中,不须强把自己封锁在家园中,竟成为对外界视而不见与之隔绝的人。)

   逻辑与分析哲学的研究是须要在极端冷静的心情下钻研的。殷先生经常处在道德忿怒与纯理追求的两极所造成的“紧张”的心情中,自然不易获致重大的学术成就。事实上,学问对他不是目的,在强烈的道德热情呼唤之下,他不可能为学问而学问。以殷先生之天赋与为学之诚笃,如能稍减其对社会的关切,在一个学术空气流通的地方,积十年之力,是不难有重大成就的。易言之,他之所以在学术上没有获致原创成就,正是因为道德成就过高的缘故。 正如殷先生之提倡科学方法和对知识的追求深受他的道德热情所影响,他在文化层面,另一继承五四精神的强烈表徵——对中国传统的攻击——也主要是由於道德热情所驱使。但五四式的反传统思想,虽然表面上是由许多当时颇能使人信服的理论根据所支援,然而究其根由,主要是因为情感上,对中国传统某些点面的深切厌恶,而理知上,不能从中国传统一元论的有机思想模式的影响中解放出来的缘故⑤。因此,对中国传统中某些点面的厌恶,变成了对中国传统整体的否定。但中国传统甚为复杂,仅以在传统中形成正面价值系统的儒家思想来说,从古典时期的孔孟思想到宋明理学,其中变化很大,而在宋明理学中又有许多派别可分,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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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没有深切了解之前,可以随便评论的。况且,(包括思想、信仰、价值的)文化系统与(包括政治、经济、社会行为模式与制度的)社会系统之间,并不是一个单一的化约关系,虽然两者是相互影响的。换句话说,传统中许多令人厌恶的行为模式与制度,并不完全是传统的思想与价值造成的;而传统的思想与价值,也不完全是传统的政治制度或经济生产方式造成的。固然,开倒车式的复古与自由、民主、科学不能相容;硬说中国传统中有现代西洋民主与科学的思想,亦足以斵丧许多传统成分的本身价值。但孔孟思想中“仁”先於“礼”的观念,(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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