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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中原:论违反安全保障义务的补充责任制度

更新时间:2014-06-02 09:19:00
作者: 李中原  

    

   内容提要: 我国侵权法学界在安全保障义务人的补充责任问题上存在较大的争议。在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补充责任并不适用于安全保障义务领域。对补充责任的类型化分析表明,违反安全保障义务的补充责任并不符合国际范围内公认的补充责任类型的一般特征。在安全保障义务领域适用补充责任,其法效果也不如传统的不真正连带责任。因此,在第三人介入侵权的案件中,违反安全保障义务的责任形态应当是一个包括连带、按份和不真正连带在内的多元化责任体系。为此,必须将《侵权责任法》上有关补充责任的相应条款的适用范围限制在直接侵害人与安全保障义务人处于“不同的责任层次或级别”的场合,并将上述条款中的补充责任限制于“内部关系上的补充性”。

   关键词: 安全保障义务,补充责任,不真正连带责任

    

   《侵权责任法》明确规定,在若干情况下相关被告须承担“补充责任”。{1}其共同特征在于,数人须对侵权所导致的损害后果承担赔偿责任,且数人在承担责任上存在顺位关系:处于后顺位的“补充责任人”只在处于前顺位的责任人不能赔偿时才承担责任。但除此以外,理论上对于补充责任的适用范围和适用规则素有争议,争议的焦点主要集中在违反安全保障义务的补充责任领域。

   目前,国内学者一般将第37条第2款所规定的“公共场所的管理人和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的补充责任”与第40条规定的“教育机构的补充责任”都视为违反安全保障义务的补充责任。{2}

   此外,由于《侵权责任法》及其他国内立法并未规定补充责任仅以法律有明确规定者为限,所以,在我国侵权法的理论和实践中,还存在着其他一些“事实上的补充责任”形态:立法上并未规定它们为“补充责任”,但理论和实践中却认为它们具备补充责任的实质。{3}其中,诸如会计师事务所、金融机构等专业服务机构在各自的专业服务领域未尽到合理的审查注意义务时所须承担的补充责任与《侵权责任法》上规定的上述两种情况在性质上极为接近,因此有必要将前者也纳入到本文的考察视域。

   从形式上看,在上述领域发生的第三人介入侵权案件中,对有过错的安全保障义务人适用补充责任在诉讼和执行上确实有一定的合理性,但问题在于,这一制度在我国侵权法的理论和实践中存在着广泛的争议,在比较法上也缺乏充分的依据。因此,在该领域采用补充责任模式是否是最佳的选择在理论上颇值怀疑。本文将对此展开深入的反思,并尝试在此基础上提出改革建议和相应的法解释方案。

    

   一、违反安全保障义务的补充责任制度在我国理论和实践中的争议

   (一)制度的产生背景

   当代中国侵权法上关于补充责任的探讨肇始于本世纪初发生在“经营者的安全保障责任与第三人直接侵害责任竞合”领域的一系列案件,{4}其中最受关注的有两个案件:王利毅、张丽霞诉上海银河宾馆损害赔偿上诉案(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00〕沪一中民终字第2309号)和吴成礼等诉中国建设银行云南省分行昆明市官渡支行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04〕云高民一终字第72号)。这些案件中,宾馆的住户或银行的客户均在服务场所遭到歹徒的抢劫杀害,而宾馆或银行都疏于对客户的安全保障义务,法院也都对宾馆或银行判处了一定的赔偿责任。此外,在接连出现的校园伤害案件中针对学校等教育机构所负有的安全保障责任的讨论,也涉及到了与上述经营者责任类似的问题。在此领域,杨立新教授撰文探讨的发生在2002年的“方勇飞、李龙诉家润多超市、金叶广告公司和桃林镇学区联校人身损害赔偿案”就是其中的典型。{5}

   在讨论上述案件的过程中,侵权补充责任的观点{6}逐渐取得了优势,并最终为司法和立法所采纳。2003年颁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简称《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第6条第2款针对“住宿、餐饮、娱乐等经营活动领域或者其他社会活动领域内负有安全保障义务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规定:因第三人侵权导致损害结果发生的,安全保障义务人有过错的,应当在其能够防止或者制止损害的范围内承担相应的补充赔偿责任;安全保障义务人承担责任后,可以向第三人追偿。该解释第7条第2款则针对“负有教育、管理、保护义务的教育机构”作出了与第6条第2款类似的规定。自此,违反安全保障义务的补充责任制度在审判实践中得以正式确立。此后的《侵权责任法》则基本延续了《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的方案,在立法上明确肯定了 “补充责任”的地位。

   (二)理论和实践中的争议

   从上述历史背景来看,“补充责任”与“安全保障义务”密切相关。实际上,国内民法学界正是在探讨安全保障义务的过程中,为寻求直接侵害人和安全保障义务人之间的利益平衡才逐步设计并提出了补充责任的概念。根据有关学者的介绍,在这一过程中,我们还参考了保证合同中的先诉抗辩权和追偿请求权的构造安排。 {7}就目前国内学界对于安全保障义务领域是否适用补充责任的态度来看,总体上可以划分为肯定说和否定说两大阵营。

   1.肯定说

   如前所述,此说已上升为立法,而且也确实是我国当前理论和实践中的主流观点。但该学说在以下两个方面仍然存在争议:

   (1)安全保障义务的适用范围。由于《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和《侵权责任法》采取的是一种“狭义的安全保障义务”模式(简称“狭义模式”),将该义务仅仅针对“公共场所的管理人”和“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最多扩充到“教育机构”。这就大大限制了该理论的适用范围,也间接限制了补充责任的应用空间。虽然该方案在国内民法理论和实务界居于主导地位,{8}但其在理论上是很难自圆其说的:如果只有这两三种情况才可以适用安全保障义务理论和补充责任规则,那么理论和实践中与其类似的其他安全注意领域,义务人依法定或约定对不特定的第三人负有同样性质的安全义务,为什么就不能适用同样的规则呢?

   因此,也有学者将安全保障义务扩张到类似于德国的“交往安全义务〔Verkehrs (sicherungs) pflichten〕”的范围,{9}主张该义务及违反该义务的补充责任适用于一切对他人的人身或财产负有安全保障(或安全注意)义务的人,即“广义的安全保障义务”模式(简称“广义模式”)。{10}据此,负有安全保障义务的主体范围就不再限于“公共场所的管理人”、“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以及“教育机构”了。目前在我国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司法解释中出现于会计、金融等专业服务领域的“事实上的补充责任”即属于这一范畴。{11}基于类似的理由,国内曾有学者进一步主张,对于实践中在公证、律师见证、合同鉴证和中介活动中发生的类似损害,对有过失的相关服务机构也可适用相应的补充赔偿责任。{12}由于广义的安全保障义务范畴符合德国的“交往安全义务”理论乃至整个国际的发展趋势,{13}并且契合了我国司法实践中的具体情况,为存在于专业服务领域的 “事实上的补充责任”提供了解释论基础,所以广义模式较之于狭义模式在理论上更为合理。因此,即使是采取狭义模式的杨立新教授也将诸多广义的安全保障义务形态以单独列举的形式纳入了补充责任的适用范围,从效果上看与广义模式几无差异。{14}但是,广义模式也遭到了来自审判实践的挑战:发生在会计、金融等专业服务领域的第三人介入侵权案件,有过错的专业服务机构并非都承担补充责任——这也成为了“否定说”的实践理由。

   (2)补充责任人承担责任后是否享有全额追偿权。对此,《侵权责任法》未予明确,但最高人民法院在《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第6条第2款中规定:“安全保障义务人承担责任后,可以向第三人追偿。”张新宝教授也支持该观点。{15}但王利明教授和郭明瑞教授则持相反观点,他们指出,因为基于安全保障义务的补充责任人是对自己的过错和原因力造成的损害负责,即只承担所谓“相应的补充责任”,故本质上是一种自负责任,补充责任人在承担责任后不能再向实际加害人追偿。{16}杨立新教授原来持前一观点,{17}但近期则转向了后者。{18}争议的焦点在于补充责任人承担的是否是其本应承担的责任。进一步的问题在于,如果补充责任人承担的是其本应承担的责任,他在承担责任后不能再向实际加害人全额追偿,那这还是补充责任吗?这也成为了“否定说”的理论依据。

   2.否定说

   该学说认为对安全保障义务人的不作为侵权适用补充责任是不妥当的,但在实质理由上则又分为两派:

   (1)国际惯例说。该说的代表学者张民安教授认为,基于安全保障义务的侵权补充责任违反民法基本原理(全部赔偿和过错责任),背离比较法上的通行做法,违背诉讼的效率原则,损害原告利益,进而主张遵循国际惯例,对涉及违反安全保障义务的不作为侵权采用一种非“共同的”连带责任方案,即一般所谓的“不真正连带责任”规则。{19}这一主张在我国的审判实践中也有所体现。在2008年11月6日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结的“熊某某等与上海海博出租汽车有限公司出租汽车运输合同纠纷上诉案”中,法院在判决理由中指出,如果出租车公司在履行客运合同的过程中确实存在不当而导致乘客受到第三人伤害,那么出租车公司则须与第三人承担不真正连带责任。{20}

   (2)自己责任说。中国人民大学王利明教授主持的《中国民法典学者建议稿》第1859条规定安全保障义务人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而导致顾客或参与活动者的人身或财产遭受第三人侵害的,由实施侵权行为的第三人与安全保障义务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具体负责该条起草的程啸博士对不采用补充责任的理由作了详细解释,其核心在于:补充责任的实质是将第三人作为终局责任人,但实际上,安全保障义务人“由于没有尽到合理限度范围的安全保障义务就表明了他具有过错,此种过错行为与受害人的损害之间也存在相当因果关系,因此该义务人本身就应当承担一定的赔偿责任,而不能将其本身就应当承担的赔偿责任转嫁给第三人”。 {21}近期刘海安博士对于安全保障义务人承担补充责任的批驳意见与程啸基本一致,他认为基于安全保障义务的侵权补充责任违背了自己责任的原理:该类补充责任人具有一般的可归责性(过错),应当对自己的过错承担最终的责任份额,而不是由他人来代受。{22}

   自己责任说的核心在于安全保障义务人理应承担与其过错和原因力相当的终局责任,而非补充责任这样的非终局责任形式。该观点在我国(包括我国台湾地区)的审判实践中得到了更为广泛的印证。

   其一,司法解释层面。按照“广义的安全保障义务”模式,会计师事务所、金融机构等专业服务机构须对自己的过错承担“事实上的补充责任”。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会计师事务所在审计业务活动中民事侵权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法释〔2007〕12号)对会计师事务所在验资等审计业务中的过错,采取的实际是连带赔偿与补充赔偿的二元责任体制:根据该解释第5条的规定,注册会计师故意(包括间接故意)出具不实报告,并给利害关系人造成损失的,应当认定会计师事务所与被审计单位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而根据该解释第6条和第10条的规定,会计师事务所在审计业务活动中因过失出具不实报告,并给利害关系人造成损失的,会计师事务所承担的才是上述“事实上的补充责任”。

对于金融机构,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金融机构为行政机构批准开办的公司提供注册资金验资报告不实应当承担责任问题的批复》(法复〔1996〕3号)中则规定:金融机构须在该注册资金范围内承担与其过错相应的责任。从法理上解释,“与其过错相应的责任”可能是补充责任,但也可能是按份责任或连带责任。(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fr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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