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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成关 颜德如:主题·内容·线索: 关于中国政治思想史体系建设的几点思考

更新时间:2014-05-28 10:02:23
作者: 宝成关   颜德如 (进入专栏)  

  

  主题·内容·线索:关于中国政治思想史体系建设的思考[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政治思想史教材编写”(08MZD001)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宝成关(1943-),男,辽宁朝阳县人,吉林大学行政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吉林大学匡亚明特聘教授;颜德如(1973-),男,四川仁寿县人,吉林大学行政学院政治学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宝成关 颜德如

  (吉林大学行政学院暨社会公正与政府治理研究中心,长春市 130012)

  

     内容提要:中国政治思想史课程建设历经90年,为使其发展更趋完善、成熟,需对其体系建设进行思考。大致来说,体系建设包括“主题”、“内容”和“线索”三大部分。就其“主题”而言,乃是追求或构建合理的政治秩序。围绕这个主题,其“内容”主要表现为:追求或构建合理政治秩序的社会条件;追求或构建合理政治秩序的理论逻辑;追求或构建合理政治秩序的具体模式;实现合理政治秩序的基本举措;实现合理政治秩序的主要价值。就其“线索”而论,大致经历了六个时期:孕育形成时期(秦朝之前);制度化时期(秦、汉和新莽);流变时期(从魏晋南北朝至明中叶);转变时期(从明中叶至清中叶);转型时期(从清中后期至清末民初);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期(从五四新文化运动至新中国建设)。在这六个时期中,出现了三大高潮:第一大高潮是先秦诸子学派的兴起,促成政治思想的百家争鸣;第二大高潮是宋明理学的兴起,最终促成明末清初对君主专制的普遍反思;第三大高潮是西方先进的政治学说与中国本土的结合,其中最突出的成果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典型的理论产物。

     

  关键词:主题;内容;线索;体系建设

     

     1922年,梁启超先后为北京政法专门学校、东南大学讲授先秦政治思想。正是在讲授过程中,他计划编一部《中国政治思想史》。尽管后来因病没有完成其宏愿,但已经开启了中国政治思想史课程建设之端绪。自此以降,围绕中国政治思想出版了不少论著或教材。就通史性的论著或教材来看,在大陆影响较大者有吕振羽著的《中国政治思想史》、萧公权著的《中国政治思想史》、刘泽华主编的《中国政治思想史》和曹德本主编的《中国政治思想史》[ 除此而外,下列论著也有程度不同的影响:陶希圣的《中国政治思想史》、吕思勉的《中国政治思想史讲义》、谢扶雅的《中国政治思想史纲》、萨孟武的《中国政治思想史》、叶祖灏的《中国政治思想精义》等。其他如钱穆的《中国思想通俗讲话》,侯外庐主编的《中国思想史通》和《中国思想史纲》,张岂之主编的《中国思想通史》,韦政通的《中国思想史》等涉及政治思想的内容。有关中国哲学史、中国法律思想史的一些论著或教材也关注了政治思想。]。中国政治思想史课程建设前后凡九十年,为政治学、历史学等学科的建设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为了进一步推动学科发展,使课程和学科体系更趋完善、成熟,我们将从主题、内容和线索等三个方面对中国政治思想史体系建设进行再思考。

  

  一

  

     中国政治思想到底贯穿着什么主题?我们认为,这个问题同“政治思想是什么”密切相关。

     梁启超的《先秦政政治思想史》认为,“中国学术,以研究人类现世生活之理法为中心,古今思想家皆集中精力于此方面之各种问题。以今语道之,即人生哲学及政治哲学所包含之诸问题”。而他的讲义“专言政治哲学”,也就是“中国学术”中之一部分。他还指出:“我国自春秋战国以还,而所谓‘百家言’者,盖罔不归宿于政治。其政治思想有大特色三:曰世界主义,曰平民主义或民本主义,曰社会主义。……此三种主义,为我国人夙所信仰。无论何时代何派别之学者,其论旨皆建设于此基础之上。”[ 梁启超:“序论”,《先秦政治思想史》,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3-4页。] 广而言之,政治哲学或政治思想要“以研究人类现世生活之理法为中心”,那么中国政治思想的主题就是要把政治生活的“理法”即“世界主义”、“平民主义或民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揭示出来。梁启超的看法尽管不无道理,但是,他所举的三大主义除了其内涵本身有争议外,后来的同类论著应者寥寥。就其缘由,多半是由于他没有给“政治思想”一个明确的界定。1937年出版了吕振羽的《中国政治思想史》,该书实际上是作者《中国社会史》的一部分,也是在讲义稿的基础上修改扩充而成。它最大的特色在于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方法来研究政治思想,这鲜明地体现在对政治思想的简短界说中:“政治思想是什么东西呢?它并不是和经济思想相对立的东西,毋宁是人类各别阶级的阶级斗争思想的集中表现,而为其行动指导的原理。所以政治思想史,本质上系同于社会思想史,只有其范围大小的差异。”[ 吕振羽:《中国政治思想史》(上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55年,第6页。]这个界说明显受到列宁关于“思想史”的看法的影响:“思想史就是更替史,因此,也就是思想斗争史。”[ 《列宁全集》第2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年10月,第255页。]将政治思想作为“阶级斗争思想的集中表现”,虽然体现了政治的本质,但是政治思想并不完全是这样。即便是为了指导阶级斗争,那么阶级斗争究竟又以什么主题来展开呢?这是需要进一步明确的问题。更为严重的问题是,过分强调阶级斗争思想就比较容易忽视或简单化其他的思想,比如有关国计民生的思想。吕思勉有关政治思想的认识是比较独特的:“政治思想和政治制度不同。政治制度,是有事实可考的,历代都有记载。……政治思想则不然,他是存于人的心里的。”[ 吕思勉:《中国文化史·中国政治思想史讲义》,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83页。]相对于“事实”之表现的政治制度,政治思想更多的是一种主观的意识、观念和学说。这实际上成了刘泽华等人对政治思想界说的先声:“政治思想是一种理论化的政治意识。它是政治心理的升华,因而比较系统、比较定型、比较深刻。”[ 刘泽华、张分田:“中国古代政治学说史研究对象与方法”,载《思想的门径——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方法论》,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24页。]这个看法明显受西方有关“政治文化”界说的影响。但是,作为“理论化的政治意识”,究竟是以什么为主题呢?刘泽华在长期研究中国政治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影响较大的看法:“我认为中国传统思想的主题是政治思想,政治思想的主旨是王权主义。”[ 刘泽华:“我和中国政治思想史”,载《思想的门径——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方法论》,第4页。]他还指出:“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主题是什么?千头万绪,可归纳为如下三点:君主专制主义;臣民意识;崇圣观念。由古代政治观念向近代政治观念的转变,主要是对上述三者的超越,即:由君主专制主义向民主主义的转变;由臣民意识向公民意识的转变;由崇圣观念向自由观念的转变。”[ 刘泽华:“小序”,《中国政治思想史》(先秦卷),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页。]我们同意他对古代政治思想主旨以及古代政治观念向近代转变的趋势的看法,但是将古今贯通起来,“王权主义”还能不能作为其“主旨”?因此,需要进一步去探讨的是:“王权主义”和“民主主义”有无共同的关注点?在20世纪90年代出版的几部《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基本上延续了从意识的角度来看待政治思想。有的学者认为:“政治思想是社会意识的一种特定的形式。它所反映的是客观社会中的各种政治现象,其中最本质、最核心的是国家政权,由此,可以说,政治思想是人们关于以国家为核心的客观政治现象的观点和理论的总和。”[ 王有光:《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北京:知识出版社1993年版,第2-3页。]有的学者明确说:“政治思想史是以政治的观念形态为研究对象的。”这些“观念形态”是“关于政权的态度和主张”。[ 田海林主编:《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2页。]如此看来,他们都将国家政权作为政治思想的主题。应该说,从宽泛的角度看,无论是“王权主义”还是“国家政权”,都是不错的。但是,它们究竟为了什么?在同一时期出版的高教版政治学专业教材中,《中国政治思想史》回避了关于政治思想的界说,而是非常概括地认为:“中国政治思想史的内容,作为完整的思想体系,包括中国历史上的政治哲学、政治伦理和政治思想。”[ 曹德本主编:《中国政治思想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页。]这就等于说有“完整的思想体系”,没有明显的主题。

     以上有关“政治思想”的界说,主要受到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史观和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当代西方有关政治文化的看法等的影响。尽管程度不同地涉及了中国政治思想的主题,但是存在明显的限制:一是有的不足以概括纵贯古今的中国政治思想史;二是有的存在简单化中国政治思想史的倾向;三是主要站在今天的立场、用当下的理论观点去剪裁中国政治思想史。既然这样,我们能否抽绎出一个相对合理而又贯通古今的有关政治思想的主题?

     实事求是地说,中国政治思想有无一个鲜明的主题,确实是值得讨论的问题(当然也可能是一个伪问题)。作为典型的“写的历史”,我们既不能容忍杂乱无章的“涂鸦”,也不能满足于列传式的精英思想之“编排”。因此作为今天的研究者、学习者总想以一个“枢要”来统领整个中国政治思想。中国政治思想源远流长、古今有变,究竟用什么来贯穿它呢?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试图探究的是:古今中国人和中国社会是否面临需要应付的相似的中心问题?正如当代美国人类学家罗伯特·F· 墨菲提出的如下疑问那样:“社会怎么可能呢?人们迥然不同的愿望、目标和动机怎么会与公共安全及秩序的需要相一致,又怎样能符合使得生活正常运转这种要求呢?”[ (美)罗伯特·F· 墨菲:《文化与社会人类学引论》,王草君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175页。]

     中国先秦的墨子、孟子、荀子以及道家的老庄等,实际上都以不同的方式思考过这个问题。墨子通过自己的观察后认为:“天下之百姓,皆以水火毒药相亏害。至有余力不能以相劳,腐朽余财不能不以相分,隐匿良道不以相教,天下之乱若禽兽然。”[ 《墨子·尚同上》。]为什么“天下之乱若禽兽然”?墨子以为是天下不“兼相爱”。为何天下不能相爱而处于“相攻”、“相篡”以及“相贼”之中呢[ 《墨子·兼爱中》。]?究其根本,“天下之所以乱者生于无政长”[ 《墨子·尚同上》。]。孟子认为他生活的时代是“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又)作”[ 《孟子·滕文公下》。]、“民之憔悴于虐政”[ 《孟子·公孙丑上》。]。为什么这样呢?孟子的回答是“君不行仁政而富之,皆弃于孔子者也”[ 《孟子·离娄上》。]。荀子认为天下“乱”的根本原因是“有欲”:“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 《荀子·礼论》。]以愤世嫉俗著称的道家思想,对天下纷乱的情势也进行了分析。老子说:“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 《老子》第三章。]庄子认为:“上诚好知而无道,则天下大乱矣。……天下每每大乱,罪在于好知。”[ 《庄子·胠箧》。]如何由“乱”而转入“治”呢?墨子明确指出:“天子唯能壹同天下之义,是以天下治也。”[ 《墨子·尚同上》。]孟子的建议是:“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 《孟子·公孙丑上》。]荀子则强调说:“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于物,物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 《荀子·礼论》。]老子的看法是:“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也,为无为,则无不治。”[ 《老子》第三章。]庄子的回答是:“上必无为而用天下,下必有为为天下用,此不易之道也。”[ 《庄子·天道》。]

     先秦诸子的上述思考,实际上是围绕着天下何以“乱”而又何以“治”来进行的,它正好契合了孟子对社会大势的总结:“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 《孟子·滕文公下》。]。这个问题到明末清初、晚清倍受关注。黄宗羲一针见血地指出:“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 《明夷待访录·原君》。]只有使“天下为主,君为客”[ 《明夷待访录·原君》。]才能改变这种局面。(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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