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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成关 颜德如:主题·内容·线索: 关于中国政治思想史体系建设的几点思考

更新时间:2014-05-28 10:02:23
作者: 宝成关   颜德如 (进入专栏)  

  唐甄激愤地说:“自秦以来,凡为帝王者皆贼也。”[ 《潜书·室语》。]如果是有道之君,“虽恒才常法,可以为治”,反之,“虽有大贤良法,亦以成乱”[ 《潜书·远谏》。]。晚清的谭嗣同认为:“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 《谭嗣同全集》(增订本),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37页。]为了建立平等的秩序,“誓杀尽天下君主,使流血满地球,以泄万民之恨”[ 《谭嗣同全集》(增订本),第342-343页。]。孙中山认为当时的中国,“上则因循苟且,粉饰虚张;下则蒙昧无知,鲜能远虑。近之辱国丧师,翦藩压境,堂堂华夏不齿于邻邦,文物冠裳被轻于异族”[ 《孙中山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4页。],所以他呼吁“必须以一个新的、开明的、进步的政府来代替旧政府”[《孙中山选集》,第68页。],实现“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中国之政治,中国人任之”[《孙中山选集》,第78页。]的理想。

     西方有关这个问题的思考集中地体现为他们的国家学说,我们所熟知的恩格斯关于国家起源的分析,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他认为:“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国家是承认: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而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种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就是国家。”[《马克思思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70页。]

     由上可见,无论是中国思想家的恶“乱”求“治”,还是西方思想家如恩格斯说的用“国家”来“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实际上表明人类欲求一种有秩序的生活。正如有的学者所总结的那样:“众多拥有不同需要、不同利益的人聚合在一起,大大增加了环境的不确定性,……此外,利益的对立与冲突,也威胁到群体生活的稳定性。这些无论对于个体的生存与安全,还是对于共同体的维持来说都是一种挑战。因此,人们必然要求于相对稳定的方法、程序、规则来降低环境中的偶然性,增强社会行为的可预期性,营造出一个‘个人的人身、财富免遭侵害的、相对安全的社会秩序’。”[ 曾峻:《公共秩序的制度安排》,上海:学林出版社2005年版,第33页。]由于“没有一位政治理论家曾主张一种无秩序的社会,也未曾有那位政治理论家提议以不断的革命作为一种生活方式。”[ 转引自张福建:《多元主义与合理的政治秩序:罗尔斯<政治自山主义>评释》,《政治科学论丛》(台湾)第八期,1997年6月,第112页。],所以他们总是想方设法为建立一个有“秩序的社会”而努力。儒家开创者孔子为什么将“正名”视为从政的优先选择,大概也是基于对某种秩序的渴求[ 萧公权所言甚洽:“推孔子之意,殆以为君臣父子苟能顾名思义,各依其在社会中之名位而尽其所应尽之事,用其所当用之物,则秩序井然,而后百废可举,万民相安。若觚已不觚,则国将不国。然则正名者诚一切政治之必需条件也。”《中国政治思想史》(一),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55页。]。他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 《论语·子路》。]孟子对“天下恶乎定”的问题给出“定于一”的回答[ 《孟子·梁惠王上》。],董仲舒认为“《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 《汉书·董仲舒传》。],康有为所说的“大同之世,天下为公,无有阶级,一切平等”[ 《大同书》,北京:中华书局1935年版,第261页。],孙中山希望“建设一个驾乎欧美之上的真民国”[ 《孙中山选集》,第528页。],无一不表露了他们对“治平之世”的强烈渴望。如果借用当代社会政策学家的话说,对“秩序”的追求是所有人的“基本需要”之一,这些“基本需要的满足理所当然地优先于想要(wants)的满足,正是这个信念使人们在这些需要没有得到满足的时候产生了抱怨”[ (英)莱恩多亚尔、伊恩高夫:《人的需要理论》,汪淳波、张宝莹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7页。]。

     由此我们认为,中国政治思想的主题是追求或构建合理的政治秩序。这种合理的政治秩序大致可以分为两个层次:一个是理想的政治秩序,另一个是务实的政治秩序。《礼记·中庸》里有一句话正好表达了这种意思:“极高明而道中庸。”“高明”者“理想国”,“中庸”者现实之治世。

  

  二

  

     中国政治思想到底研究哪些内容?由于论者们对中国政治思想的主题认识不一,这影响了他们关于政治思想研究内容的看法。梁启超以为:“政治思想之内容,从所表现的对象观察,可分为二类:一曰纯理,二曰应用。纯理者,从理论上悬一至善之鹄,研究国家当用何种组织,施政当采何种方针等等。应用者,从实际上校其效率,研究某种组织某种方针等等如何始能实现。此两者虽有区别,然常为连锁的关系。纯理必藉应用而始完满,应用必以纯理为其基据。”又说:“从能表现之主格观察,亦可分为二类:一曰个人的思想,二曰时代的思想。个人的思想,为大学者或大政治家脑力所产物,其性质为有意识的创造;时代的思想,由遗传共业及社会现行习俗制度混织而成,其性质为无意识的演进。两者亦常有交光的关系,个人能开拓时代,时代亦孕育个人。”[ 梁启超:“序论”,《先秦政治思想史》,第10页。]吕振羽认为政治思想史本质上同于社会思想史,其研究的范围小于后者,应集中分析“行动指导的原理”,并指出:“依于阶级而分野的各种政治思想体系的构成,各有作为其认识之出发点的认识论或哲学基础。因此要明确地理解各种思想体系的内容构成,对于那作为其出发点的认识论的掌握,是第一重要的。”[ 吕振羽:《中国政治思想史》(上册),第6页。]吕思勉说:“人的性质是各有所偏的,有人富于热烈的感情,对于现状深恶痛绝,这种人自然容易发见现状之坏,研究改革之方,而于改革之难达目的,及其因此而反生弊端,却较少顾虑。如此便成为进取派,而其性质和他相反的,就自然成为保守派。人的性质是有此两种,所以古今往来的政治思想都可以这两派括之。至于那一派的势力较强,自然和其时代也有关系。在这一种观念之下,去了解中国的政治思想,我以为是较容易的。”[ 吕思勉:《中国文化史·中国政治思想史讲义》,第91页。]萧公权没有明确指出政治思想应研究哪些内容,不过从其对原始文献的“广参”“细考”可知:只有充分把握思想的历史背景,才能“平正踏实”地理解政治思想[ 傅杰:“本书说明”,《中国政治思想史》(一)。]。刘泽华把政治思想研究的内容概括如下:“研究历史上不同阶级、不同阶层、不同学派和不同人物关于国家和社会制度、社会改造、以及通过国家机关和强力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的理想、理论、方针和政策;研究这些理想、理论、方针和政策提出的社会背景及其对实际政治的影响;研究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发展、演变的过程和规律。”[ 刘泽华:“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对象与方法”,载《思想的门径——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方法论》,第18页。]高教版的《中国政治思想史》则认为:政治思想“主要揭示政治思想的时代背景、社会作用、发展规律、思想联系、价值蕴含和历史局限等问题”,还要研究其理论基础即哲学思想和行为准则即伦理思想[ 曹德本主编:《中国政治思想史》,第1页。]。

     以今天的眼光看,梁启超的较为全面,刘泽华的较为具体,吕振羽和吕思勉的失之于简单。由于这些论著或教材关于政治思想的主题不甚明确或者贯彻不彻底,致使其研究内容缺乏明显的体系。如前所论,我们以为,中国政治思想以追求或构建合理政治秩序为主题。基于此,中国政治思想的研究内容主要体现为五个方面:

   1.追求或构建合理政治秩序的社会条件

     有关这方面的内容,主要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这些内容是背景性,以往的论著或教材,都予以程度不同的关注。如,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前论”之第一章,就专门分析了“时代背景”[ 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第21-22页。];吕思勉认为,“凡思想总是离不开环境的,所以要讲政治思想,必先明白其时的政治制度和政治事实”[ 吕思勉:《中国文化史·中国政治思想史讲义》,第85页。];萧公权说:“政治思想与政治制度相推移。以故政治思想史亦可按制度演变之大势而分期”[ 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一),第10页。],为此要对“思想之历史背景”有精微的了解;刘泽华以及高教版《中国政治思想史》也认为要研究“社会背景”或“时代背景”。应该指出的是,这些背景在每一时代的地位可能是变化的,每一种背景并非一样重要。为了切实掌握思想家、政治家和社会大众追求或构建合理政治秩序的社会条件,需要我们拓展阅读的视野,对政治史、政治制度史、社会史、经济史、文化史、法律思想史等学科应有相当之掌握。

   2.追求或构建合理政治秩序的理论逻辑

     有关这方面的内容,主要包括天人关系、人性问题、义利关系、理欲关系、知行关系以及历史观、时势观等。这些内容多体现为一定的哲学思想、伦理思想,以往的论著或教材对此比较重视。如,吕振羽认为第一重要的是要掌握“作为其出发点的认识论”;刘泽华指出,“政治思想史除了研究国家和法的理论外”,首先还要研究政治哲学问题[ 刘泽华:“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对象与方法”,载《思想的门径——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方法论》,第15页。];高教版《中国政治思想史》则明确把政治哲学、政治伦理作为政治思想史体系的内容。需要说明的是,每一时期有关理论逻辑的议论并非一样,也并不是说任何一个思想家或政治家都要探讨这些基本理论。比如说,夏商周更多的是对“天”、“帝”或“祖”的思考,春秋战国则盛行人性、天人关系的议论,魏晋时期则关注名教与自然的关系,两宋时期则喜谈天理与人欲的关系,明末清初则反思“通经”与“致用”的关系,到了近代越来越强调对时势的认识,强调“变”与“通”的关系。为此,我们非常有必要对哲学史、伦理思想史等学科有相当的了解。

   3.追求或构建合理政治秩序的具体模式

     一般来说,思想家或政治家都会详略不一地描绘其所向往的合理政治秩序的模式。刘泽华说:“关于社会模式的理论(又可称之为理想国的理论),也应是政治思想史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社会模式思想与国家政权组织形式的思想,虽有密切的关系,但范围不同,两者不是一回事。社会模式或理想国理论是关于社会总体结构与相互关系的理论或设计。”[ 刘泽华:“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对象与方法”,载《思想的门径——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方法论》,第16页。]就实际来看,每一时期每一个思想家或政治家所谓的理想国未必一样。比如,先秦时期的孔子渴望“有道之世”而尊周礼、孟子尚仁政而希望实现王道世界、荀子隆礼重法而希望建立“王制”社会、老子主张“绝圣弃智”而实现“小国寡民”、庄子喜逍遥而回复“至德之世”、韩非子尊君而希望建立“圣人执要,四方来效”的专制秩序、《礼记·礼运》憧憬“大同之世,天下为公”;到明末清初的时候,思想家希望还“三代之盛”;太平天国时期的洪秀全希望实现“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人间天国;戊戌维新时期的康有为希望人类进入“大同之域”;辛亥革命时期的邹容主张建立“中华共和国”、孙中山梦想实现“天下为公”之“大同世界”;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毛泽东主张实现真正的人民民主共和。对这些模式,除了要逐一进行研究外,还要将它们贯通起来比较分析。

   4.实现合理政治秩序的基本举措

     一般而言,思想家或政治家不会满足于勾画合理政治秩序的模式,总是希望将其落实,这样就会提出一些解决的办法,这些办法也可以称之为治国的方略和政策。正如刘泽华所说:“治国的方略和政策也应是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内容。”[ 刘泽华:“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对象与方法”,载《思想的门径——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方法论》,第17页。]高教版的《中国政治思想史》也说:“中国政治思想史的内容,从政治学角度讲,既包括中国历史上关于处理各种政治关系的思想,又包括中国历史上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和思想主张,(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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