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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凤荣:勃列日涅夫维护稳定举措分析

更新时间:2014-05-22 19:32:11
作者: 左凤荣 (进入专栏)  

  
【摘要】勃列日涅夫当政的18 年是苏联社会比较稳定的时期。勃列日涅夫有意维护苏共高级干部的权益,以巩固自己的领袖地位。这样不仅造成“老人政治”,而且使干部队伍素质低下。勃列日涅夫通过克格勃强化思想控制,通过军警压制社会群体性事件,以大量出口石油换取美元购买粮食等物品解决民众日常生活需求,用经济政策向民族地区倾斜的办法缓和民族矛盾。勃列日涅夫时期实现了社会稳定,但积累了矛盾、掩盖了问题,苏联的最终失败是必然的。

   【关键词】干部政策;老人政治;克格勃;警察;石油出口

    

   勃列日涅夫时期被认为是苏联历史上最为稳定的时期,同时也是苏联矛盾与问题积累最多的时期。勃列日涅夫平庸无才,爱好虚荣,贪图安逸,在思想理论上保守僵化,在赫鲁晓夫改革成果、石油涨价和苏联几十年国防实力发展积累等多重因素作用下,勃列日涅夫统治中期苏联的国力达到鼎盛,苏联在核武器上实现了与美国的战略平衡,成为令世界胆寒的超级大国。与波澜起伏的赫鲁晓夫时期相比,勃列日涅夫时期又被认为是苏联历史上最为稳定的时期,稳定的表象背后却积累了许多矛盾与问题。“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是苏联由盛转衰的一个关键性转折时期。”[1]827 苏联由兴盛走向衰亡,与勃列日涅夫不思改革和进取有直接关系。苏共的政策出发点是逐步取消赫鲁晓夫的改革措施,恢复了斯大林时期的做法,努力维持现状,有历史学家用的词是“党追求安静”。勃列日涅夫讳言改革,这一时期为不久后的苏联解体准备了土壤和条件。

    

   一、通过干部队伍的稳定保障自己权力的稳定

   赫鲁晓夫时期搞干部任期制和更新制,使许多党政官员感到权力受威胁,这是他们联合起来通过“宫廷政变”把赫鲁晓夫赶下台的重要原因。勃列日涅夫吸取了赫鲁晓夫的教训,通过对干部的收买换取自己权力的稳定。勃列日涅夫与各部门、地方上的领导干部之间在维护各自权力和利益的基础上形成了某种默契。勃列日涅夫需要保持各部门和地方干部的稳定,允许他们在所辖部门和地区享有很大的权力,以换取他们的支持; 这些党政大员则需要勃列日涅夫这样平庸的领袖在台上,以维护自身的权力和利益。勃列日涅夫降低监察机关的作用,为地方大员谋私利提供条件。许多州委书记、部长、党和苏维埃机关的负责人占据自己的职务达15 -20年之久。官僚阶层实现了稳定,其利益日益膨胀,他们的利益进一步得到固定化、规范化和制度化,他们因此对最高领导人感恩戴德,成为勃列日涅夫集团的坚定拥护者。

   苏联形成了逐级授权制,对于中央一级的领导而言,“主要取决于与某些政治局委员和列昂尼德·伊里奇本人的关系。这种规矩( 确切说是无规矩) 必然要加重地方领导人对中央和莫斯科领导机关的依赖性。就问题的实质而言,一切都取决于个人的好恶程度。”[2]25-26勃列日涅夫尽量提拔一些亲信,目的是为了防止别人再用当年赶赫鲁晓夫下台的办法来对付他本人。“勃列日涅夫亲自挑选各共和国党组织第一把手,直到他还能做得到这一点为止; 共和国第一把手按程序任命下级党组织领导,而这些领导接过接力棒,按个人看法喜好首先任命晋升党内有职务的下属。按照这个原则去选拔‘绝对可靠’和对其忠诚的人。”“涉及到任命党内高级职务,候选人先要和两到三位政治局委员谈话,然后和分管干部的中央书记谈话,最后勃列日涅夫则亲自约见谈话。交谈之后在书记处和政治局例会上对被提名的候选人进行讨论。中央全会只是办理由上面发来的任命书,全会并不负责讨论审定。”[3]38 在这一严格的干部制序列里,没有民众的地位,地方大员的权力直接来自于勃列日涅夫本人,他们当然要忠实于总书记。这一制度带来了严重后果,用学者阿尔巴托夫的话说: “这种专政最沉重、时间最长的后果之一,正是在于它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内把国家置于软弱无能的领导之下,它消灭了千百万的优秀的人,使社会机体失血过多。它同时又建立了切断最能干和有才华的人的发展道路,却保证那些平庸之辈和无原则的钻营之徒( 他们只善于争权夺利,搞阴谋,但不善于领导一个复杂的国家和解决国家出现的问题) 飞黄腾达、官运亨通的制度。”[4]163 勃列日涅夫时期的领导层威信降低了,民众编了许多政治笑话来讥讽他们。

   任人唯亲、裙带关系迅速发展。以前党的工作人员、国家工作人员和经济界的领导人大多数都来自业务能力表现突出的普通民众,但在勃列日涅夫时期,精英的增补通过特殊的选拔和培养干部的系统: 高级党校、团校、工会学校、社会科学学院、国际关系学院进行的,进入这些学校只能靠有影响的官僚的推荐,直接取决于领导者个人喜好和政治考虑,业务素质很少被考虑,正直性和原则性通常最有可能成为升迁的障碍,许多地区同乡关系和裙带关系恶性发展。长官的子女及其亲属独立生活后一开始就处于特殊的地位,勃列日涅夫的儿子是外贸部第一副部长,女婿是内务部副部长,连襟领导着机器制造部。拉希多夫在乌兹别克斯坦当政20 多年,该共和国的党、政、经和政法部门全部都是他的亲信,仅在乌兹别克斯坦共产党中央机关,他的亲属就达14人之多。“中央组织部只是大致定出苏共的结构、它的关键部门,具体事情都由地方领导去做。出于自身的利益,他们挑选‘侍从’都是首先能够帮助他们在例行的党的选举中保住职位的人,思想性、诚实、不妥协精神等常常被置于次要地位。人们看到了这一点,他们对那些不称职的工作人员常常被突然提升为‘领导’感到气愤,由此产生的后果是许多党组织的威信下降,对许多共产党员形成了不好的看法。”[5]392各级党委书记具有绝对的权力,经常包办代替苏维埃机关、经济机关和社会组织的工作,他们的权力来源于上边,只知道完成上边布置的任务,对于党组织、党员、民众的要求他们并不关心。对于苏联体制存在的问题,苏共的领导人也看到了,安德罗波夫曾说: “任何社会都有缺陷。如果说起社会主义社会,那么它最大的缺陷就是没有章法,主要是没有挑选和提拔干部的客观标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假如撇开相当小一部分大财团的继承不谈,那么就是在竞争对手斗争的基础上对领导人实行自然淘汰。我们有很多主观主义的东西,往往根据发布的口号,甚至根据政治蛊惑来进行评价。”[6]198 任人唯亲,忽视了职业技能,使许多无能之辈能够升到高位,大大损害了苏共的形象,苏共越来越与民众格格不入。正是在这种条件下,部门主义和地方主义日益发展起来,互相纵容包庇、贪污腐化等不正之风也愈益发展。

   干部等级特权十分明显。处于这一序列中的官员为了得到更多的物质享受,只能想办法讨好上级,以取得升迁的机会。“政治局成员处在上层。中间一级是候补委员们。第三级是书记们。对于他们,所有一切都是一成不变的: 在各种主席团会议上谁与谁并排就座,登列宁陵墓观礼台时谁走在谁的后边,谁主持什么样的会议,谁有权拍下什么样的照片。已经不必说谁有什么样的别墅,有多少侍卫和轿车是什么牌子的。不知道是谁、什么时候确定了这一铁的序列”。[7]28苏联干部的特权严格按级别执行,已经完全制度化了,不同级别的干部,享受不同的政治和物质待遇,他们有特供商店,有特殊的医院,他们的子女可以进入更好的大学学习,像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这样的高校,普通百姓的子女很难进去。

   在勃列日涅夫干部稳定政策下,苏联形成了典型的“老人政治”。1981 年3 月苏共二十六大上选出的14 名政治局委员,60 岁以下的只有2 人,70 岁以上的竟有8 人,占一半以上。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平均年龄也达到了67 岁,部长会议领导层的平均年龄达到了68. 1 岁。这些老人越来越远离现实世界,对现实社会存在的矛盾和问题视而不见,当时苏联社会流传着一个笑话: 一群苏联领导人舒舒服服地坐在一辆静止不动的火车车厢里,他们放下窗帘,把假装摇晃的列车当成正在行驶的列车。“在‘成熟社会主义’时期,苏联社会好象一场声势浩大的列队行进,人们全都蒙上眼睛,由一些眯着眼睛、自己都不知道去向何方的向导引领着,向导不时高喊雄纠纠气昂昂的口号,并要求大家齐声高呼‘乌拉’。”[8]102苏共这些行将就木的领导人,采用这种掩耳盗铃的方式统治着世界上领土面积最大、民族最多、问题最复杂的国家,稳定只能是表象,国家的结局注定是悲剧性的。

    

   二、增强克格勃的作用,扼杀新思想

   勃列日涅夫结束了赫鲁晓夫时期相对宽松的气氛,重新加强思想专制。由于苏联所建立的政治经济体制远离社会主义的目标和原则,苏联社会的有识之士,特别是一些知识分子开始提出质疑,他们依据马克思和列宁等经典作家所阐述的社会主义原则和世界发展的现实,指出苏联社会存在的种种问题,这是苏共不能容忍的。同时,民众的不满也在积聚,群体事件也时有发生。对社会存在的不满和异议,苏共采取了强力压制的办法。

   1966 年9 月15 日,政治局通过决议,对刑法第190 条作了三项增补: 一是“以口头形式散布诋毁苏联国家和社会制度的明显谎言,以及书面形式创作同样内容的作品,处以剥夺三年以下的自由,或劳动营改造一年,或处以100 卢布的罚款”; 二是侮辱国旗和国徽者将受到惩处; 三是对组织和参加破坏社会制度的集体行动者进行惩处。这种没有明确规定的法律,“为对犯罪的解释留下了广阔的天地,让克格勃得以为所欲为。现在持不同政见者成了主要敌人———这就是那些正直和有思想的人,民族的良心,捍卫民主理想、人权、公民权利的人。”[9]23 克格勃采用一整套手段严密监视一切有违上述规定者。如何判定是否诋毁了苏联国家和社会制度,不是依据法院对犯罪事实的认定,而是依据克格勃提交的报告,克格勃在党和国家中的作用明显加强,成了令苏联人畏惧的机关。1967 年初,在原俄罗斯联邦刑法第70 条的基础上,增补第9 章关于反社会秩序罪,专门针对进行“思想颠覆”的“罪犯”,这类“罪犯”,或被关进特种劳改营,或被送进“精神病院”,或被“剥夺苏联国籍”驱逐出境。“社会隔离、由这方面的专家精心组织的诬蔑、旨在完全毁坏一个人名誉的密集的指责、打入‘精神病院’、驱逐出国和剥夺公民权,等等。不消说同样使用了逮捕和审判,但毕竟是在有限的范围内。”[4]316 摧毁捷克斯洛伐克改革后,苏联国内教条主义和保守主义占了上风,意识形态工作进一步强化了,勃列日涅夫要求“加强对发表的东西、出版的东西进行监督,应当加强对我们工作中的意识形态方面的监督”。[10]1261977 年苏联宪法还强化了党的机关的作用,结果,苏共“完全实现了苏联上层集团独自地、不受监督地对苏联公民精神和物质生活的各个方面进行控制的要求,同时对所有人都看到的各种矛盾置之不理。”[11]176 1967 年7月,针对“组织反间谍工作与境内的意识形态破坏活动作斗争”,成立了克格勃第五局,该局被赋予了相当大的权限: 一、组织揭露和研究可能被敌人用于意识形态破坏活动的工作; 二、揭露和镇压反苏、民族主义和宗教教派分子的敌对活动,以及预防群众性无序现象; 三、研究并侦察敌人、国外反苏移民和民族组织的意识形态中心; 四、在苏联外国留学生中开展反侦察工作,监控根据苏联文化部和创作组织协议来苏联的外国代表团和组织。[12]713 该局成立时有6 个处,到1982 年扩大到14 个处,克格勃已经渗透到了苏联社会肌体的各个环节。1967-1975 年,有1583 人因反苏宣传和鼓动罪被判刑。[13]88 安德罗波夫把“反苏宣传和鼓动罪”看成是特别危险的国家犯罪,维护政权的利益被置于国家和民族的命运之上。维护意识形态的纯洁性成了克格勃的一项主要工作。

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克格勃的作用明显加强。克格勃领导的政治地位加强了,1967 年,安德罗波夫接替谢米怡斯内伊任国家安全委员会( 克格勃)主席,并成为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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