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个美国人，今年92岁。我热爱自己的美国人民。同时，我在中国生活了35年，并且，从1946年到1980 年回国为止，我参加了中国的社会生活和中国共产党。我热爱美国人民，我也热爱中国人民。可以说，我是一个“热爱中国的美国人”。
中国革命对我的熏陶，中国人民对我的关爱，是我没齿难忘的。尤有幸者，我找到了中华民族的优秀女儿王玉琳作为终身伴侣，得到了幸福的家庭生活和最好的工作伙伴。
我深信，中国和美国，这两个地球上最大并最强的国家，将来一定能逐渐地相互了解，共同合作，在世界上形成一股强大无比的和平稳定力量。当然，正如老话说的，“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
现在，要在中国出版我的口述历史，作者让我对亲爱的中国读者说几句话。在下面，我冒味地提出我经常考虑而最想讲的三个问题，作为抛出去的“三块砖”。
第一，习近平主席提出了中国梦，这是异常重要的。有中国梦，也有美国梦。有什么不同呢？美国梦基本上是个“我”梦，而中国梦更多地是个“咱们”梦。
中国人民在解放后摆脱了宿命论的精神枷锁，认识到要翻身不是没办法，而是有办法，并认为国富才能民强，把自己的前途同国家的兴衰联系起来。同时，也认识到只有不断改善民生，国力才能增强。
中国共产党把这种思想归纳为“为人民服务”的奉献精神。在这种精神的驱动下，无数普通的人创造了可歌可泣的事迹，使得中国三十多年以来的发展，成为了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奇迹。
但是，有所动必有所反动。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的、复杂的过程中，也出现了一种反潮流。那就是，极端个人主义，光顾自己小利，不顾大家大利；甚至于放弃社会主义合作精神，拼命地想通过损害别人来发展自己。
这样，不但对社会主义教育不利，而且，我深信，自私自利的人，是得不到真正的人类幸福的。一天到晚患得患失，今天成功了，兴高采烈，明天碰壁，垂头丧气，忐忐忑忑，焦虑不安，可能外表装的很得意，实际上内心是空虚的，茫然的。
我殷切希望看到中国克服这股逆流，在实现中国梦的号召下，大力发扬为人民服务的奉献精神，团结起来，战胜各种困难，继续创造新的奇迹，对人类做出新的贡献。
第二，我本人坚信辩证唯物世界观和方法论。但是，我早已抛弃了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结构的一些已经失败的老教条。我曾经在中国，在复杂的斗争环境中被误会，被单独监禁了16年之久。因为相信并熟悉了辩证唯物论的世界观，我才能够利用那个时间，认真学习，取经于像毛泽东的《论持久战》那样杰出无比的哲学著作，来研究毛泽东的哲学观点和方法，并努力运用于自己的情况。我还取经于毛泽东树立的加拿大白求恩大夫的光辉的国际主义形象。最后，我觉得自己并没有吃亏，而是有相当可贵的收获。
我认为，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核心问题，是教育人民认清自己的根本利益何在，是领导人民提高觉悟，组织起来，形成最大可能的团结合作，为自己的根本利益而进行有效的斗争。
要使这样的团结斗争获得胜利，就要排除各种狭隘的民族主义、种族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极端自由主义等干扰。这种精神优势，只能通过辩论和说服教育的手段来建立，不能依靠压制和窒息舆论来建立。
既然要形成最广泛最坚强的团结，才能取得胜利，那么，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方针之一，在于顽强地用国际主义的精神来教育人民。发扬民族意识、民族团结、民族主义，比较容易；提高国际主义精神的教育，却需要做更大得多的努力。但是，没有国际主义，人民的根本利益就无法实现。这也意味着，在同别国错误的领导人做斗争的同时，要十分注意对别国的人民摆事实、讲道理，说明“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说明各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
如果为了眼前的局部政治利益而忽略马克思主义的这条基本原理，甚至于为了自己的政治利益而煽动或者纵容对于别国人民的仇恨和歧视，那只能说是彻底的机会主义，连马克思主义的影子都没有。这样做，最后是要失败的。
我认为，狭隘民族主义的兴起，不是一件可以不管的小事，而是可能干扰和扭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大事。我殷切期望中国的领导重视国际主义教育的问题。不扼其萌芽，后果可悲。因为狭隘民族主义，不是非马克思主义的，而是反马克思主义的。
1963年8月7日，毛泽东主席曾在中南海会见了非洲十八国反殖民主义战士的代表团。出乎意外地，毛主席特别邀请我参加这次会见，尽管我同非洲事务无关。他请我参加，是为了给非洲朋友们一个活的教材，说明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是错误的方针。他对非洲朋友们详细讲过：你们看李敦白，他是白人 ，是美帝国主义那个国家来的，但他是我们的朋友，是国际共产主义战士。而蒋介石呢，他跟我一样是黄种人，但他是我们的敌人。他说，英法的人民，不是你们的敌人，只有英法的殖民主义者，才是你们的敌人。要注意团结英法的人民，来争取自己的解放。
我衷心希望，不能让狭隘民族主义由于未被重视而泛滥成灾。
第三，中华民族是地球上最古老的大民族，这个民族具有它生存发展繁荣的条件，具有进行自我淘汰、自我改正、不断创新、不断“重新发明自己”的本事。其中的一个核心问题，也是中国的最大法宝，是实事求是的哲学思想及分析矛盾、不断解决矛盾的科学方法。中国古代，曾经要求做官的都学一点哲学。在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号召并实际动手动口，领导人民广泛地学一点哲学，掌握自己的命运。毛泽东经常对国际朋友包括对我本人讲，他认为自己基本上是一个“小学教员”。不管毛泽东在晚年出了什么偏差， 这一点，即由大国的最高领导带领老百姓学哲学，在人类历史上是罕见的。
大家想一想，解放战争是怎么打胜的？我1945年来到中国的时候，蒋介石国民党的军队在人数上好几倍于解放军，它装备有现代的飞机、坦克、大炮，而共产党的军队只有一些老步枪、红缨枪、大棍子。全国关内的大中城市和主要交通干线，全在国民党手里。加上国民党有巨大的外援，主要是美国的支援--金钱、装备、外交上的支持--总之，解放军处在明显的劣势地位。但在不到三年半以后，蒋介石的军队惨败了，幸存者仓皇逃到台湾岛，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了。
为什么那么明显的劣势地位，在那么短的时间内，可以转化为绝对优势呢？回答在于中国人民的头号宝贝——一个比国民党更科学的、实事求是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根据这些，中国共产党才能够提出满足人民急切要求的政策（包括土地改革政策），因而得到人民的拥护。根据这些，中国共产党又能够拟出制胜的战略策略，把自己的军事劣势，很快变为优势。
我想，中国人民有这么一种独特的宝贝，不会把它丢到一边吧，不会不用很大的努力来学习它、掌握它、发展它。我敢冒味地讲，每一个爱国的、有志气的中国人，都会关心自己的历史遗产，尤其是关心并发展自己的辩证的、实事求是的哲学遗产。
不忘为人民服务，不忘国际主义的精神，不忘中国的科学观点和哲学思想，则中国这个大国一定会繁荣、富强、稳定、民主，从而进一步造福于全人类。
2013年12月30日
（此文系李敦白先生为《我是一个中国的美国人——李敦白口述历史》所写序言。该书已由九州出版社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