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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杨:全球史观与中共历史研究

更新时间:2014-05-20 23:33:28
作者: 施杨  

    

   摘要:全球史观是一种具有整体性观念的历史认识方法,与传统史学相比,无论在视角,还是在编撰范围、研究方法等方面都有新的突破。在研究视野上,全球史观提出把审视历史的基本单位从“民族国家”转移到“整体世界”,为拓展中共历史研究视野提供了新的启示:在研究领域上,全球史观主张摆脱传统研究中的“政治”束缚,透过“社会”去考察历史,有益于中共历史研究领域及范式的突破;在研究方法上,“一体化”研究方法的应用,亦为打破中共历史研究的学科分立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

   关键词:全球史观; 中共历史研究; 全球视野; 社会性; 一体化

    

   “全球史观”作为具有整体性观念的史学研究理论,是一种重新考察、解释历史的方法。二战结束后,在史学新潮流的影响下,一些西方学者开始用全球视野来重新考察整个世界的历史发展进程。1955年,英国历史学家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在其论文集《处于变动世界中的史学》中首次明确提出“全球史观”的问题,并在其后出版的《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一书中更加明确地指出,世界史研究的重要任务之一是“建立全球的历史观——即超越民族和地区的界限,理解整个世界的历史观”。[1]

   全球史观没有统一的概念,学者们根据自己的学术理解和经验展开全球史的研究,并达成一个共识,即研究的整体性,包括研究视野的整体性、研究领域的整体性、研究方法的整体性。这种整体性的研究视角对于中共历史研究的多元化发展或有些许借鉴。

    

   从“中国”到“全球”的视野转换

   全球史观与传统史学以“民族”、“国家”为分析研究单位不同,是以“社会空间”作为审视历史的基本单位,把握人类社会横向发展的历史进程。“在‘全球史’的视野下,历史研究客体从‘民族’或‘国家’,正式改为‘全球’,明显地表现出历史研究单位的转变。”[2]视野的转变导致研究结果的不同,正如美国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全球通史》中所写到的:“就如一位栖身月球的观察者从整体上对我们所在的球体进行考察时形成的观点,因而,与居住伦敦或巴黎、北京或德里的观察者的观点判然不同。”[3]

   全球史观反对将世界史等同于地区史和国别史的简单组合,它强调世界的互动联系,巴勒克拉夫在《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中对世界历史有这样的理解:“现代意义上的世界历史决不只是综合已知的事实,或根据其相对重要性的次序来排列的各个大洲的历史或各种文化的历史。相反,它是探索超越政治和文化界限的相互联系和相互关系。”[4]

   也就是说,全球史观的关键不在于是否谈论了“世界”,而在于是否在“世界”中建立了各部分之间的联系。越来越多的历史学家认识到这才是真正的世界历史,这种世界历史把历史学家的注意力从对历史线性发展以及在此基础上历史线索的研究,“转移到对当代世界与一切时代和一切地方的人类制度、习俗、思想与观念进行比较研究”,[5]把研究视野从民族国家和地区转移到整体世界,把研究的重点放在了让人类命运休戚与共的“关联性”上,使人们得以站在全球视野,更加全面、深刻地把握世界历史的发展规律。这一整体性视野对于我们重新审视中共历史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在中共历史研究中,“中国视野”是必须遵循的根本原则和首要内容,但绝不是全部内容,因为中共历史本身就是世界历史的一部分,是人类历史发展为世界历史全过程的组成部分。由于历史学科体系的专业分工,人们习惯于把中国史与世界史对举,把世界历史作为中国以外的各地区、各民族、各国家历史的代称。因此,尽管中共历史研究成果迭出,但就总体而言,大多仍停留在中国近现代历史框架内,或停留在中共已取得的理论成果本身上,往往忽略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中共历史的全球背景。近代以来,西方资本主义的扩张已经将中国卷入世界体系之中,其间所发生的许多重大事件都有全球的背景。中国共产党是在资本主义全球扩张的背景下,在共产国际与苏俄帮助下成立的;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一种外来文化,其身上已经打上了鲜明的世界性烙印;其建党的目的是为了解决世界资本主义剥削与扩张造成的中国社会的困境;其最初的革命纲领是在共产国际指导下,依《共产党宣言》的基本精神和列宁关于民族与殖民地问题的理论制定的,也就是说,“中国共产党一开始就在认识中国与世界关系的语境中体认民族意识”,“在世界共产主义革命的语境中确立自己的斗争目标”。[6]因此,如果仅仅停留在“中国视野”层面上考察中共历史,就会使中共历史研究脱离全球背景,而在一定程度上自我封闭,进而制约中共历史研究的广度和深度。

   照这样的考虑,当下中共历史研究应该跳出“中国视野”,将研究的视角从“中国”转向“全球”。在“全球视野”下考察中共历史,不仅要把中共历史放在中国历史特别是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宏观框架内,更要把中共的历史发展放置到世界现代化的总体进程和全球历史的大背景中进行考察,深入研究世界历史发展的特点,更密切地关注全球化时代社会变革与发展的规律,从而将全球层面发生的各种事件和进程联系起来,在中西文化互动中研究中国共产主义意识,在世界革命中研究中国民族革命,在近代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中研究中共的创立和发展,在世界经济政治全球化中研究改革开放,即在互为主体的比较中探寻中外历史的发展运动规律以及彼此的互动影响。

    

   从“政治”到“社会”的领域突破

   “整体的历史”是全球史观的一个重要理论观点,强调突破传统政治史藩篱,全面关注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等各个方面的内容,从而实现对历史的全面的总体性认识。传统的史学研究着力突出研究中的政治色彩,专注于政治史中有文献记载的事件,并“强调事件与个人的唯一性”,“往往忽视了社会因素的解释”,[7]使历史研究范围和领域越来越窄。

   与传统史学不同的是,全球史观把着眼点放在整体而非个体之上,认为人的历史就是社会的历史,包括了从政治、军事到经济、文化,从人口、地理到家庭、风俗等人类社会的全部层次,强调历史的社会性。因此,与传统史学以“政治”为研究对象不同,全球史观主张摆脱传统研究范式中的“政治”束缚,以“社会”为对象考察历史,将研究扩展到移民、贸易、宗教传播、流行病、妇女、家庭、风俗、文化交流、日常生活等社会领域,并在广阔的相互关系情景中理解和考察研究对象,从而展现历史的全貌。

   中共历史是具有鲜明政治学特点的历史学科。因为其研究的对象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因此,与其他历史学科相比,中共历史具有更鲜明的政治性,政治内容在中共历史研究中占较大比重。然而,作为一门历史学科,中共历史“主要不是研究中国共产党的一般理论,而是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8]其研究对象是在社会这一布景下展开活动的,其研究目标是从党的活动揭示党自身的发展规律,进而揭示近现代和当代中国社会运动规律。因此,中共历史研究要扩大研究范围,不仅要以党的活动为对象来研究党的整个发展历程和活动,而且还要深入到社会领域的方方面面,对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和活动作出完整而深刻的解释,从中寻找近代以来中国社会运动的规律、变迁的因素及其各因素之间的关系。正如马克思说的那样:“现代历史著述方面的一切真正进步,都是当历史学家从政治形式的外表深入到社会生活的深处时才取得的。”[9]因此,突破“政治”、透过“社会”去重新审视中共历史,是中共历史研究的重要内容。

   将中共历史研究扩展到“社会”层面,应当考虑到研究“领域社会化”和“范式社会化”两个方面。所谓研究领域社会化,即将中共历史研究领域从“政治”拓展到“社会”,纠正传统史学只关注精英人物和政治、军事历史的传统,通过对人口、家庭、婚姻、民俗、医疗、宗族、底层群体等过去被忽视的社会各领域、人物、事件的研究,来重新审视中共历史的发展,使中共历史既有对精英人物的研究,又有对下层民众的研究;既有对政治事件的研究,又有对社会生活的研究;既有对政治史的研究,又有对经济、文化、人口、地域、风俗等社会史的研究,从而实现对中共历史全面地总体性认识,进而实现对中国社会的发展、演变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相互影响和作用的全面认识。

   所谓研究范式的社会化,即摆脱“政治”藩篱,以“社会”视角考察、解释中共历史。中共历史较强的“政治性”特征,使“政治”视角成为中共历史研究的重要范式。比如,研究中国工人运动,通常是着眼于从政治传统角度谈阶级斗争,忽视工人生活环境的多变性,心态变化的多样性以及社会环境的复杂性,进而淡化了工人斗争的多重性;研究近代中国农民运动,通常将农民视为具有自觉意识的群体,将“有着复杂内容的中共武装暴动就以农民的阶级斗争而简化地解释了”;[10]研究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则偏重于政策的内容制定,缺少对于普通民众的态度以及政策贯彻落实情况的研究,难以揭示中国社会错综复杂的真实面貌和历史联系。因此,有必要从“社会”视角重新考察中共历史,以区别于从政治结论出发研究中共历史的取向。目前已经有些学者做了初步尝试,例如任志勇从“财政”的角度重新考察第五次反围剿之后红军离开江西的原因;黄琨将农民的“功利性心理”作为考察1927~1929

   年中共武装暴动的角度,研究农民参与中共武装暴动的动因;饶伟新则从“阶级矛盾”以外的其他社会矛盾和社会文化因素,来分析揭示赣南土地革命的历史机制。这些研究成果都是在研究范式转变方面的可贵尝试。范式转换的目的是建立新观点和新方法,而非推行新教条和理论框框,因此,在研究中应避免出现事先建构模式,而后填充论据的问题。

    

   “一体化”研究方法的应用

   全球史观的整体性还体现在研究方法上,它突破了以往单学科的研究范式,转向跨学科和更深层次的通过融合各学科进行分析研究的“一体化”研究方法。

   19世纪是一个学科制度化的时代,社会科学诸学科正是在这一潮流中获得了独立的学科形态。如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地理学等。但以法国年鉴学派为代表的一些史学家认为这种专业分科存在局限性,认为“所有的发现不是产生于每个(科学)学科的内部及核心,而是产生于学科的边缘、前沿、交界线,在这些地方,各学科相互渗透”。[11]因此,提倡以规范性学科的理论模式和方法来分析其它学科,从而合法性地打破了传统意义上的学科边界的跨学科研究。

然而,“跨学科研究虽然给我们展示一个超越两种文化和整合社会科学的美好前景,但本身也存在一个悖论,即学科的整合和学科的分裂同时存在”。[12]也就是说,跨学科研究虽然扩大了该学科的研究范围和研究方法,但也使它的研究领域进一步细化,使跨学科研究陷于整合和分化的两难。事实上,自年鉴学派成立后,史学力求统一社会科学各学科的愿望就不断显示出来,而沃勒斯坦提出的“一体化”研究方法则是对年鉴学派倡导的“总体史学”方法的进一步发展。他在《现代世界体系》第1卷序言中这样写道:“当人们研究社会体系时,社会科学内部的经典式分科是毫无意义的。人类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以及历史学的分科是以某种自由派的国家观及其对社会秩序中功能和地缘两方面的关系来确定的。如果某人的研究只集中在某种组织,其意义是有限的,如果研究集中在社会体系,其研究将一无所获。我不采用多学科的方法来研究社会体系,而采用一体化学科的研究方法。”[13]所谓“一体化”的学科研究方法,是指通过学科的整合实现知识的一体化。它“不是以承认社会科学边界合法化为前提的跨学科研究,它既非历史学向社会科学的‘出走’,也非社会科学向历史学的‘融入’,(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fr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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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新视野》2014年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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