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中国文化非常热爱,因为我爱我的祖国，我就必须爱我的祖国的文化，一个没有文化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一个国家必须有自己的文化传统，而且，只有珍惜自己传统的国家才是有希望的国家。我是从这两个前提考虑，我能不能写一点什么东西。比如说，我为什么考虑要建设中国哲学，就是有鉴于现在我们的哲学、宗教、伦理学、社会学、文学、艺术，基本上用的是西方解释学的架构，而不是中国解释学的架构。
但是，中国解释学实际上不比西方晚。在春秋战国的时候，我们有《左传》，就是注释春秋的；有《易传》，就是注释《易经》的。我们解释经典的历史很长，有丰富的资料，能不能建设有中国特色的中国解释学。这是一个想法。这与对西方的了解有关，如果不了解西方解释学，你不会想到这个问题。比如说，韦伯有一本书讲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我看了这本书以后就想到，能不能有一本书讲中国伦理与中国现代企业家精神。因为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特别是儒家伦理对中国的影响非常之大，如果我写一个中国儒家伦理与中国现代企业家精神，从中国儒家伦理发掘一些有用的资源来塑造我们现代的企业家精神，可以不可以呢？我们当今的企业家很多是背离了中国的传统精神的。韦伯的这本著作成了经典的传世之作，我们中国能不能研究这个问题。对于思想者来说,这是对自己的历史文化的一种态度。
中华民族也许正处在一个伟大复兴的前夜。当一个民族处在一个伟大复兴的前夜，她必须回顾自己的历史文化，从中吸取力量。这个我很可能是受了雅斯贝尔斯轴心时代观念的影响。雅斯贝尔斯认为，“人类一直靠轴心时代所产生的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飞跃都回顾这一时期，并被它重新燃起火焰。”他说，在二千五百年以前，在全世界不同的地方出现了几个最伟大的思想家，比如西方出现了苏格拉底、柏拉图，中国出现了孔子、老子，印度出现了释迦牟尼，以色列出现了犹太教的先知。这样一些文化传统以后一直在影响人类社会，历史上每一次思想文化上的飞跃，都要回到源头去寻找力量，发出新的光辉。历史已经证明了这一点：文艺复兴，它要回到古希腊；中国的宋明理学，它要回到孔孟（研究孔孟）。
现在人们已经注意到人类文化正在进入新的轴心时代，中华民族要发展，就必须回顾我们的文化传统，反本开新。反本，就是必须对我们的哲学源头有深刻的把握，了解得越深入，才会越有面对新世纪的强大生命力；开新，一方面必须对我们的传统哲学作出新的合乎时代的新解释，另一方面又要利用我们传统哲学的资源来对当前人类社会面临的重大问题创造出新的哲学理论。在这个文化转型时期，我们要有一个文化上的自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