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黄益平近日在清华大学长安50人论坛上表示，中国金融改革脱胎于两个“双轨制改革”，面临再次改革的压力。

黄益平认为，过去30多年的中国金融改革，长处在于建立框架和发展规模，短处在于开放市场和改善治理。中国已经建立起包括银行、证券、保险、资产管理以及“一行三会”在内的完整金融体系，也有了城市商业银行与村镇银行，与很多发达国家的金融体制有类似之处。但是，政府仍然频繁干预利率、汇率以及资金配置，这对银行信贷的规模与构成都有影响。

黄益平通过研究得出结论，中国金融抑制程度远高于全球很多发展中国家。而现在，金融抑制政策已经难以为继。黄益平认为，影子银行的真正原因在于抑制金融政策过于强大，市场选择变相的利率市场化，一些公众把钱从存款取出去购买理财产品，是因为存款利率有时跟不上通胀速度。“就算把影子银行变成正规银行，我相信第二天一早就会有新的影子银行出现。根本原因不改变，问题还会产生。”

黄益平表示，中国经济改革有两个“双轨制”。第一个是国有与民营之间的“双轨制”——在保留国有与计划经济的同时，支持民营企业与市场经济快速发育。这种方式可以避免改革初期经济产出的大幅下滑，但效率损失和垄断问题也变得日益突出。

第二个“双轨制”是产品和要素两个市场之间的“双轨”——农产品、制造业、服务业等产品市场大多数已放开，价格由供求决定，但劳动力、土地、资本等要素市场，仍然存在严重普遍的扭曲。“压低的要素价格相当于变相补贴企业、变相对居民征税，从而导致了高速增长与严重失衡同时并存的经济模式。”黄益平说。

但“双轨制”在20世纪90年代已遇到“第一次危机”，中央财政收入占GDP比重从36%降到11%，国有企业出现全行业亏损，亚洲金融危机时全国银行坏账率高达40%。相关改革解决了第一个“双轨制”的问题，到2001年底中国加入WTO开启新一轮经济高速增长，但低效、银行不良资产只是得到缓解，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当前似乎遇到了“双轨制”的“第二轮危机”。粗放的经济增长模式已难以为继，一系列新的金融风险出现，如地方融资平台、金融机构坏账等。此外，许多现行政策面对新问题时难以奏效，如跨境热钱流动、影子银行交易。

“这些情况不至于在短期内造成经济崩溃的风险，但也都是实实在在的问题。短期不会引发金融危机，因为背后都站着政府。”黄益平分析，如果中国的金融机构要出问题，也不会是因为资本金问题，而可能是流动性问题，因为后者会对实体经济产生巨大伤害，会出现放大效应。

“因此，问题不在影子银行和地方融资平台，房地产市场才更让我担忧。我们对中国金融体系的信心，最终全部落到中央政府身上。这个过程如果不断持续，软预算约束放空、银行不能控制风险，最终会出大问题，这才是最大的风险。不是今天晚上或明天会有风险，但趋势令人担忧。”黄益平说。

通过一系列研究，黄益平发现，金融抑制政策在20世纪80年代对中国经济有正面影响，但当中国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要从人均年收入6600美元上升到1.2万美元，变成高收入国家，继续金融抑制政策成功率将相当低，“这是以过去30年全球80个经济体的经验为参照的。”金融抑制对中等收入国家的影响已经变为显著负面，中国今天必须加速金融改革才能支持经济增长。

金融抑制政策正面效应在于政府干预控制金融机构，可以快速有效把储蓄转为投资，并维持金融稳定。在监管水平较低的国家，如果金融开放条件不具备，金融抑制政策更有能力处置市场失灵。而金融开放才更有利于经济进一步发展，中国目前可能已经走过了前一效应阶段。

在黄益平看来，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的核心有两条——利率市场化和人民币国际化。

但黄益平担心，存款利率上限放开说来容易做起来难，会否导致金融机构间恶性竞争？国有商业银行需不需要进一步改革成为更有市场担当的金融机构？软预算约束主体能否改变？如果市场利率上升，企业债会受影响，但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不会受影响，这对通过金融改革为实体经济服务不利。“如果没有存款保险制度，所有财务成本落在政府身上也是走不下去的。因此，要实现利率市场化，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人民币能不能国际化既由国际市场决定，也由中国经济的金融规模和制度环境所决定。想要建成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前提条件是外国人愿不愿意把钱拿到中国来融资、投资并从事金融交易。如果中国人都要偷偷把钱拿到国外投资，人民币想要国际化是很难的。”黄益平坦言。

来源:中国经济导报